打破141年男性统治，柏林爱乐任命首位女性首席

维娜塔·萨莱卡-沃尓克纳

打破141年男性统治，柏林爱乐乐团任命首位女性首席

文 | 唐若甫

2月17日，柏林爱乐乐团发布公告，任命乐团小提琴声部成员维娜塔·萨莱卡-沃尓克纳（Vineta Sareika-Völkner）为第一首席，萨莱卡由此成为这支乐团创团141年来的首位女首席。萨莱卡不仅是女性的骄傲，也是古典音乐界致力于男女平等和多元包容的最新成果，在那背后是近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游说呐喊。

“天团”四大首席

萨莱卡的任命消息一出，全球媒体竞相报道，一方面是由于柏林爱乐乐团自带“天团”光环，一方面也是其所担任职位是关键技术岗位。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声部首席也是乐队首席，在舞台上的座位离指挥最近，通常肩负着在排练中事无巨细的“大内总管”责任，是演出过程中重要性仅次于指挥的统领角色。

长久以来柏林爱乐乐团乐队首席由两档职位构成：第一首席与首席。这支拥有130人豪华阵容的乐团一般设置三位第一首席，负责交替轮换。第一首席之下是乐队首席。直到2021年之前，乐团的三位第一首席分别是铿本大进、丹尼尔·斯塔布拉瓦和诺阿·本迪克斯-巴尔格雷。2019年，乐团任命出生于波兰的克里斯托弗·波罗奈克为首席，形成三位第一首席、一位首席带队的格局。

波罗奈克被拔擢为首席是接安得利亚斯·布查兹的班。2017年，乐团首席布查兹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出任第一首席。由此出现的首席空缺由2009年就加入柏林爱乐乐团的波罗奈克填补。2021年，效力乐团35年之久，1983年成为首席的第一首席斯塔布拉瓦退休，三位第一首席的阵容出现难得空缺。如今看来，填补这一空白的便是萨莱卡。

据相当于德国乐队音乐家总工会的德国交响乐团联盟（unisono）秘书长吉拉德·梅滕斯（Gerald Mertens）介绍，要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首先要经过层层面试和试奏，考试通过后还有为期一到两年的试用期，通过试用期才能拿到编制成为正式员工。而乐队首席这一重要技术岗位还需乐团全体130名成员投票，达到有效多数才可任命。

2022年4月加入柏林爱乐乐团成为第一小提琴声部试用期成员，经过短短一年不到不仅转正而且一下子被选为第一首席的萨莱卡，显然在技术榜和人缘榜上都力拔头筹。出生于拉脱维亚的萨莱卡是典型的学霸，在巴黎国立音乐学院跟随吉拉德·布雷学习，在比利时皇家伊丽莎白音乐学校跟随杜梅深造。毕业后，她积累了丰富的首席和演奏经验，此前担任比利时皇家歌剧院和比利时爱乐乐团客座首席，并在迪华特和赫尔维吉棒下担任皇家弗莱明什爱乐乐团第一首席一职。离任乐团后，她过去十年出任阿耳忒弥斯四重奏团第一小提琴，持一把基金会租借给她使用的1683年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她的任命打破了柏林爱乐乐队首席清一色男性唱主角的传统，反映出女性在音乐技术关键岗位巾帼不让须眉。

打破男性统治

男性唱主角可能是古典音乐历来给人留下的印象，也难怪古典音乐曾经被认为等同于“欧洲死去的白种男人写的音乐”，而演奏古典音乐的一度由男性一统天下，其背后自然有教育资源分配和传统家庭习俗等深层社会原因。
就连如今被人们称为“民主之光”，凡遇大事要事都要靠乐团成员投票民主表决的柏林爱乐乐团，在其141年的发展历史中首次引进女性团员，也是在其迎来百周年的1982年。

那时，柏林爱乐乐团终身首席指挥是卡拉扬。这位人们谈笑时偶尔会冠以“暴君”的指挥恰恰为女性进入顶尖乐团伸出推波助澜之臂，谓其为乐团现代化的缔造者一点不为过。乐团建团百年之际，卡拉扬试图引进两位女性乐师进乐团，第一位是时年26岁、出生于瑞士的小提琴家玛德莱娜·卡鲁佐。最终，卡鲁佐在试奏中战胜了12位男性角逐者，成功拿到乐团小提琴声部席位。然而保守的团员在面对第二位女性应聘者时决定集体向卡拉扬发难。

第二位女性应聘者便是单簧管演奏家萨宾·梅耶，时年23岁。她此前跟随乐团在卡拉扬棒下以客席成员身份参加美国巡演，深受卡拉扬赏识并获指挥家给予的一年劳动合同。乐团成员强烈抗议并最终将其拒之门外，卡拉扬为此火冒三丈，一下子取消了几乎和乐团的所有演出、录音和电视播出计划。指挥与乐团因一名女性演奏家结下梁子，埋下了双方从此鸡飞狗跳、你死我活的种子，直到卡拉扬1989年辞世。

梅耶能力出众，智慧超群，在卡拉扬提拔下如今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单簧管独奏家。虽然事后分析表明乐团成员的反对并不针对梅耶，而是卡拉扬“任人唯亲”的霸道做法，但这不能改变女性在上世纪80年代的欧洲乐团实属稀缺品种的事实。

1983年1月，唐纳尔·赫拿罕在给《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里忠实记录了彼时乐团的性别成分：“年轻一辈的读者也许难以置信，交响乐团并不一直是启蒙与包容的庇护所。传统意义上讲，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国外，乐团和只允许男性进入的俱乐部并无差异。中老年男人们聚在一起抱怨痛风，说起在参军时的彪炳战绩眉飞色舞，讲到‘把妹’经历时不乏夸夸其谈。”

最早一批女性进入美国的交响乐团可以追溯到1935年，而欧洲的一流乐团如维也纳爱乐乐团则饱受“兄弟连”诟病，甚至因为拒绝女性进入被奥地利政府威胁削减预算。维也纳爱乐乐团则装模作样地安排女性参加试奏，只是从不录取。

直至柏林爱乐乐团引进首位女性成员二十余年后，维也纳爱乐乐团才任命首位除了竖琴以外的女性成员。全球媒体和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都关注到了时年27岁的中提琴家乌苏拉·普莱钦格坐在乐团中亮相于2003年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时的《维也纳克朗报》在头版放上乌苏拉照片，写道“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位女性可以演奏但不能说话”，直指时任乐团主席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禁止她接受报纸采访。乐团驳斥了这一说法，只是表示乐团并不允许单个成员接受采访以防产生一孔之见。

包容多元世界

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如今生活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无论是社会风俗还是舆论压力都让乐团当家们难以再用沿袭百年的传统之见对乐团乃至整个古典音乐产业的性别构成装聋作哑。维也纳指挥学派奠基人、指挥教授汉斯·施华洛世奇当年对女性学员说的那句“厨房才是你的天地”早已不合时宜。

女性在交响乐团中的地位也不再只被行业和乐迷关注，而是随着大众娱乐的投射被整个社会关切。2018年诞生的讲述女指挥安东尼娅·布里科的电影《指挥家》（De dirigent）第一次把上世纪20年代女性指挥求学和职业之路的艰辛讲到观众的心坎里。

2021年上映的讲述马琳·阿尔索普亲身经历的纪录片《指挥家》（The Conductor）从真人真事的角度反映了当今首屈一指女指挥的心路历程。2022年由凯特·布兰切特主演，获金球奖也是奥斯卡奖夺金热门的《塔尔》不妨可以视为前两者结合的产物，以虚拟的人物反映普遍的事实——有待提升的女性领导角色。

诚然，交响乐团中女性的数量已经不再是社会话题，而成为常态化现象。美国的交响乐团和德国的交响乐团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拥有四成左右的女性乐师，基本达成数量上的男女平等。2022年，纽约爱乐乐团在其180年的历史上首次出现女性乐师多于男性的现象，女性45位，男性44位。然而，在关键技术领导岗位比如乐队首席、首席指挥乃至音乐总监层面，女性依旧在数量上完败于男性，但总体呈现增长势头，比如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就有两位女性首席，分别来自韩国和日本。

不妨可以把古典音乐行业对女性的包容视为其朝向多元化发展的一方面，欧美侧重面各不同。在欧洲，女性和亚裔进入白人为主的乐团标志着交响乐团在多样化进程中的努力。柏林爱乐乐团第一首席铿本大进、第二小提琴第一首席伊藤真丽、中提琴首席清水直子均来自日本，中提琴第一首席梅第扬来自中国。2020年进入乐团第一小提琴声部的韩德·库登是第一位土耳其出生的乐团成员，亦是女性。萨莱卡的任命是一系列求新求变求包容的最近案例。

在美国，这一进程体现在女性和少数族裔，主要是亚裔和黑人的种族层面。由马琳·阿尔索普担任总监的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去年任命乔纳森·海华德于2023-2024乐季接替阿尔索普出任下任总监，海华德由此成为美国一线乐团里的首位黑人总监，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也以此继续自己的多样化进程。马克·威廉斯去年出任多伦多交响乐团团长，他成为首位担任北美重要乐团行政一把手的黑人团长。女低音歌唱家娜塔莉·施图兹曼出任费城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旋即与张昊辰灌录了有口皆碑的贝多芬《五首钢琴协奏曲》录音。

有时，机构为了确保自己的多样化和包容性，会专门设置岗位监督。位于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就于去年设置了全新的“首席多样化官”，负责监督院内从台上到台下都为有色人种提供均等机会。首位首席多样化官为马齐亚·林恩·赛尔斯，她的权限和级别极高，直接向院长彼得·盖伯汇报工作。

这些林林总总的努力看似各有侧重，道法不一，然其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为了让古典音乐的世界更加符合真实社会，从而更加贴切社会大众。梅滕斯对此表示：“进一步丰富人员组成、曲目构成和听众阶层是与德国交响乐团密切相关的多样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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