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的焦虑与“钱途”

400年前，世界上第一部歌剧《奥菲欧》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诞生。此后的几百年间，各国相继引进这种“音乐戏剧化”、“戏剧音乐化”的艺术形式，并且开始创作自己的民族歌剧，形成了各国特色的歌剧传统。如“莫扎特模式”、“瓦格纳模式”、“普契尼模式”、“俄罗斯民族乐派模式”、“美国音乐剧模式” 等，这也一度创造了歌剧演出的辉煌。

中国歌剧是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逐渐发展起来的。“五四”以后，中国的音乐家在接受西方音乐文化观念的同时，对西方歌剧这种体裁形式结合着中国国情和民族审美习惯开始进行大胆尝试。但中国歌剧真正成为歌剧，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的特点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歌剧”。 1945年《白毛女》的问世，是我国新歌剧成型的标志。

但不管怎样，在今天，人们对文化需求的快餐化、浅层次化特点和流行音乐的发展正逐步挤压高雅艺术的生存空间。大师的远去、剧作的衰微以及观众的流失使歌剧渐行渐远。歌剧如何赢得观众、再现昔日辉煌，依然是一个难题。

歌剧水土难服

这就是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的“第三届世界著名歌剧院高峰会议暨歌剧论坛”上所探讨的主题。

与歌剧在西方存在发展了400多年的传统相比，中国歌剧在面对歌剧民族化问题上，显得更为焦虑。重庆歌剧院院长刘光宇认为，中国歌剧的诞生，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模式，民族色彩是很强的，只有更好地传承这一传统，才能使歌剧不至于“水土不服”。

湖北歌剧院院长梅昌盛一方面承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两者并不矛盾;另一方面则把语言和审美的习惯提到创作的层面来谈，表示要尊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审美传统，才能被观众所接受。他认为，如今的歌剧没再出现广为传唱的经典咏叹调，没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正是因为缺乏对民族审美传统的坚守。

同时，对经典的本土化处理，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觉得，这是一种趋势，比如河南某院团就曾把《爱之甘醇》的环境放到河南农村去，照样也演了;巴士底歌剧院演出的《图兰朵》，也把时代背景放到了纳粹时期。

“1+1+1”模式

在讨论“如何赢得市场及观众”时，人们不由自主地把话题转移到了“钱”上。据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透露，国家大剧院每年的开支是5个亿。这就意味着剧院每天不管演出与否，就要烧掉50万元。在这些开支中，票房回收大约3个亿，1.2亿依靠政府补贴，还有8000万元要靠企业赞助和附属经营。

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一个问题，即运作剧目处处都是“利益攸关”。所以用高规格的艺术品质去吸引观众，在成为前提之时，也需要其背后支撑。这意味着培养观众和打造艺术品之间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艺术品质要好，然后去吸引观众;而观众“被运作”起来了，则自然会从高起点来欣赏歌剧。

表面上看，是观众在确定歌剧运作的规则;实际上，似乎往往是歌剧运作者在确定规则。“创作+制作+运作=歌剧”，在6月20日的主题会议上，作曲家谭盾用这种“1+1+1”模式描述歌剧。某种意义上，这个概括描绘出了一个歌剧的生产链条，不管是“生存空间受挤压”的背景，还是呈现为论坛主题的业内焦虑，都和这个链条息息相关。而这个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对歌剧运作者的考验还在继续。(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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