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要在深圳草根化，有多难？

深圳第一个民间交响乐团现在还好吗？

    交响乐的草根化在深圳活得下去吗？

    IT大提琴、日语翻译长笛、公安教员小号、航模教练小提琴、装潢公司老板长笛、研究生小号……抛开还在滴水的水泥走廊充当的简陋练习场，眼前这支双管编制的交响乐团服装整齐，架势一丝不苟，从指挥到团员的专业神情，几乎让人以为他们正在金色音乐厅候场。正是这多了一重的民间身份，令它俨然成为《贝多芬病毒》的深圳草根版。

    从组建到定名“双双交响乐团”，一年多时间里，这个深圳首家民间交响乐团已为深圳人奉献52场交响乐演出。这个数字令深圳民间对文化产品的渴求不言自明，深圳官方对“文化沙漠”的改造决心在一系列诸如“美丽星期天”、“音乐大讲堂”等活动的开展中也毋庸置疑。然而，排练场地时有时无、活动经费捉襟见肘、难以避免的人员流失，“双双”建团之初面临的难题，在他们得到诸多媒体报道和公众的认同之后，并没有因而得到相应的缓解，反而日益严峻。民间力量主动亲近交响乐的尝试依然举步维艰。

    民间交响乐团现在还好吗？交响乐的草根化在深圳活得下去吗？深圳民间音乐资源仍有待整合，生存环境仍有待改善。

    曲高和寡？

    草根化是大众亲近交响乐的捷径

    “社区活动不该只有太极拳、敲腰鼓，也可以介入高雅艺术。”乐团创立者关丽梅说。

    深圳的交响乐硬件不错，但听过几次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出后，关丽梅觉得，马勒之类的古典音乐，对没有音乐功底的草根而言，还是有点“听不懂”。“如果要成立民间交响乐团，首先应该以影视插曲入手，适当穿插些经典中外曲目，肯定受欢迎。”关丽梅为乐团定下初步方向。

    去年8月底，关丽梅从荔枝公园找来十来个人，几乎清一色持萨克斯。“那天晚上，团员们在小区空地上齐奏找感觉，竟然很轰动，很多业主都跑下楼来听，问我们下次啥时候来，还有企业老总想请我们去演出。”

    乐团最初取名“O CT华侨城管弦乐团”，每周二、周四在华侨城生态广场北边人造水瀑布的走廊上(俗称“水帘洞”)排练。

    从服装到排练，乐团形式上逐步规范，指挥的加入逐渐让它摆脱了纯业余的标签。今年2月末，乐团被邀请到数十公里外的长盈公司演出，为团员定做了演出服，首次获得了商业效益。

    在媒体的集中报道下，乐团声誉渐隆，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7月4日，他们进入深圳音乐厅，担当“音乐下午茶”演出任务，观众挤满了金树大厅的每一层台阶。11月8日，更应澳门赛马会邀请首次出境，赴澳门参加澳门赛马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演出，一行48人演出的马会主题曲(《威廉退尔序曲》)、《啤酒桶波尔卡》等六首曲目获当地观众好评。但随着乐团日渐规模、规范化，众多基本的生存问题也再次逼近。

    场地没着落？

    热闹一时的许诺都成了空头支票

    “人、乐器、曲子都有了，场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现任指挥付晓身兼福田区文化馆创作室主任一职，他坦言，场地对交响乐团而言至关重要。

    双双交响乐团至今仍在“水帘洞”里排练，他们也曾获得一线转机。在看到媒体报道后，位于南山区的益田假日广场曾提供后门的假日私人会所作为室内排练场地，作为回馈，乐团初定每两周为广场提供一场公益演出。关丽梅当时表示，感谢有这么一片栖息场所，指挥的乐谱不会再被一阵风吹跑，乐手们也无需再忍受日晒雨淋。

    蜜月却不长久。双双一共在益田假日广场进行了约24场小型公益演出和6场左右的大型公益演出，双方就因一些细节问题而结束了合作。“去过了室内场子，再回到水帘洞，是整个乐团最艰难的日子。”关丽梅以此说明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本以为找到光明了，没想到还是要回去，一些团员就忍受不了了，走了不少人。”

    酷暑中，团员每次排练都热得汗流浃背，他们背后的三台风扇无法驱走炎热；11月初反常的低温则束缚了乐手们的手脚，影响了团队合作的默契，更何况风雨天气里所有人的煎熬。一次排练日恰逢雨天，首席小提琴手凌崇斌坐上凳子时突然滑倒，提琴摔坏了个洞，手脚也擦破，第二天他却主动给关团长发去短信，“琴碎了，心没碎。”

    作为文化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付晓很清楚乐团寻求支持时的短板，“扶持需要理由，双双是一支独立的民间交响乐团，没有挂靠在任何单位下边，没有相关政策说文化部门有义务给这类乐团提供场地。作为我个人，可以去想办法，但我毕竟是在文化部门工作，做这样的事不合适”。

    乐团初入益田假日广场排练时，深圳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杨素贤处长曾去探班，并建议说，乐团可与沙河街道文化站联系，充分利用文化站的场地，努力演练，争取能拿出一台成熟的节目。文化站负责人喻先生也表示，愿意为乐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帮助，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样的愿景并未能成真。

    经费谁出？

    继续等待政府扶持，或主动向商业化转型

    “对如何把乐团推向市场，我们完全没有经验，要怎么去打开市场？明知道很多企事业单位都需要演出，但不知道去哪找他们，如果政府能提供渠道该多好。”已在乐团上倒贴数万元的关丽梅对如何解决活动资金感到一片茫然。

    经营一个民间交响乐团，开支不仅多，且隐秘、频繁，关丽梅粗略一算，已在乐团上倒贴了数万元。“做个大乐团像是经营个家，动一动都要花钱。可以这么说，每进行一场公益演出，就要贴进去2000来块钱。”关丽梅给记者算起了账，支出中，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补缺”，“民间乐团毕竟都是有兴趣的人凑在一块，很难恰好凑齐各种配器，有些位置上总是缺人，每次演出，都要花车马费请来乐手填补这些位置，否则乐团的整体效果出不来。”此外，类似去澳门演出，出发时间紧张，很多团员都是打车前往码头，这些钱也需要团里报销。

    关丽梅回忆说，除了去长盈公司的那次演出收入几万块钱外，乐团鲜少有其他入账，“南山文化局给过一些帮助，分了一场演出给双双乐团，给了2 万块钱，还有一次类似的演出，也拿了一万五千块钱。但想起这后一次就难受———当时想，团员们每周两次跑来跑去排练很辛苦，应该给大家发点车马补贴，就简单除了除人数，算了个数给大家发钱，结果发现，没把零头算清楚，自己又贴进去两三千，把我郁闷得，两三天没缓过来。原来每笔花销我还记，隔几天还算一算，现在不那么做了，算出来数字怕打击自己积极性”。

    为了省钱，乐团的乐务李伟骑着自行车去白石洲打印乐谱，甚至自己一条条粘贴地制作分谱；有一次，指挥棒掉进了水池，新买一个要120块钱，李伟和小区电工一起，把池水抽走一半，先后动用5种工具、花了40多分钟时间，硬是把指挥棒取了出来。

    关丽梅梦想着乐团能获得政府部门更多扶持，“南山区每年文化方面的经费有3000万，深圳每年有1个亿，为什么不能多支持一下民间交响乐的发展呢”？

    临近年底，在付晓的带领下，乐团已经成功排出了《音乐之声》等新曲目，也特意准备了春节序曲等应景曲目，不少文化发展公司前来咨询，关丽梅思忖着，乐团是否能趁这个时机获得一些收益，保证来年的平稳发展。

    团员流失？

    形式上的鼓励尚且不够

    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杨素贤处长此前曾肯定了乐团弘扬高雅艺术的定位，“我们一直重视民间办团，民间团体是深圳社会文化的主要生力军之一”。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对于民间艺术类团体，政府部门尚未制定过相关的扶持策略，导致决定扶持与否完全靠领导拍板，这让优秀团体得到扶持变得困难。

    “交响乐是音乐的最高形式。”关丽梅这样认为，“我们团里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完全是因为个人的音乐追求走到了一起，无形中为深圳贡献了力量，政府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凝聚力、奉献精神，也认识到乐团的价值。”

    没有任何成文的契约，所有人都因为兴趣、爱好走到一起，这也让团员流动的速度空前的快。据关丽梅初步估计，一年多时间里，进出乐团的乐手多达百人以上，指挥的更迭更是频繁。从一些略懂乐团指挥的业余乐手，到抄过百份总谱自学指挥的专业演奏家，再到如今由上海音乐学院科班毕业、会作曲也会指挥的付晓，作为团队的灵魂，指挥的变换常常对乐团产生巨大影响。

    鹏城金秋比赛中，付晓初次与双双交响乐团见面，“接触了一下，他们让我来指挥。我试了 几次，发现团员们的提高很快，乐团的管理也相对比较正规，通过对一些曲目的排练，团员们的水平长进很大。针对他们做了一些乐队式的训练，希望他们清楚认识自己身处一个集体中，他们也确实找到了这种集体的感觉。”

    乐手们来历、背景、水平各不相同，这也是指挥试图培养集体意识的原因。指挥之外，一些老团员也成长为乐团的支柱。小号手甘荣华平时是外企白领，却一直坚持留在团里，大家称他作“乐团宝贝”，全场都会在他的小号里找节奏，而他也认真，排练迟到几分钟都会短信告知。但毫无任何保障的乐团，难以避免面临人员的大幅流动。澳门演出结束后，乐团再次发起招募，希望民间的圆号、单黄管演奏员加入。

    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杨素贤处长此前曾肯定了乐团弘扬高雅艺术的定位，“我们一直重视民间办团，民间团体是深圳社会文化的主要生力军之一。现在我们有1000多个社团，其中100多个已注册。希望乐团能积极参加政府的公益活动，找到平台展示，找到机会锻炼，政府也有渠道可以加以扶持”。

    11月26日，记者接到关丽梅短信：“申报了南山区2010年第一季度文化公益活动招标，未能入围。”

    下期预告

    京剧高手今年8岁，老旧文化在00后中传承

    也许你想不到，京剧这个传统文化样式正在和这城市秘密发生各种关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深圳宝安区，很多学校是把京剧列为重点课程之一，是的，不是粤剧，而是京剧。有的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是京剧高手，要冲刺全国小梅花奖，他们与京剧，怎样互相影响？敬请期待明日推出《微观深圳》。

    微观深圳记者叶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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