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广播音乐会迈入而立之年 回忆星光幕后

“走进古典音乐，从星期广播音乐会开始！ ”这条广告语，道出了不少爱乐者的心声。

一位60后这样回忆：那时(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正在普及交响乐，每个星期天回到家，总会打开家中唯一的电器产品——“红梅牌”收音机， 准时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广播音乐会”。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氛围中，我逐渐熟悉了比才的《卡门》序曲、威尔弟《饮酒歌》等美妙的旋律……

一位80后如此追述：大约二十多年前一个周日的午后，跟随父母去亲戚家做客，那天录音机中正播放着钢琴独奏作品，一曲终了，通过电波中主持人的 介绍，方知刚才听到的是贝多芬的《黎明奏鸣曲》，播放的录音便来自于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实况。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接触古典音乐。

不知不觉，陪伴在阿拉上海人身边的公益普及演出品牌——“星期广播音乐会”迈入了而立之年，三十年间，巅峰有之，停办有之，复播有之，不变的却是“低票价、普及型、高品质”的定位。

晨报记者 高磊

初衷很“潮”

卡带时代，与港台歌曲争听众

“1980年代初，港台音乐盛行，小青年们都被吸引到录音机边上，卡带兴盛，这和电台形成了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电台工作者，我们怎么 能更好地吸引听众，以更加健康的精神食粮提供给大家？‘星广会’的创立，正是与港台歌曲争夺市场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当初是有部分设想在里面的。”

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李世嘉向记者道出了星广会的创立初衷。如今烙印上“高雅音乐”标志的星广会，最初的选择却是百花齐放，“当时 各种音乐都可以，电影音乐、流行歌曲，我们也要，但我们的标准必须是健康的、好的，是要能提高听众的欣赏水平”。一批电台人深知，要吸引听众必须有所创 新，“我们想到和上海音乐厅合作，采用直播的形式，举办星期广播音乐会”。

1982年1月24日，第一期“星期广播音乐会”如约亮相上海音乐厅，之后，每隔一周举办一次。在直播节目还是凤毛麟角的当时，大胆采用广播现 场直播的形式，向观众普及音乐，寓教于乐，充分发挥了“空中乐坛”的广播优势，开启了许多人的文化之门。当时，每一台节目都围绕一个中心或突出一个重点， 如以音乐表现形式为主的声乐、交响乐、室内乐等专场；以音乐作品的创作或表演者为主的独唱、独奏作品专场；以一个中心内容和同一题材为主的音乐作品专场 等。

交响名曲系列专场、世界名曲专场、著名民族器乐作品专场、著名中国歌剧选曲专场、三军歌唱家演唱专场、马思聪独奏音乐会实况录音、贺绿汀作品专场、电影音乐专场、轻音乐专场、苏联歌曲演唱专场、新春专场、献给祖国的歌专场等等，轮番登场。

票价很低

两顿早饭钱，看一场星广会

事实上，在星广会之前，上海电台本来已经有一档“星期音乐会”节目，内容为上海市及外省市音乐舞蹈团体演出的实况录音及各地方台提供的具有特色 的音乐节目等，但静态的唱片素材编播，显然不及在音乐厅现场演出的吸引力大，“第一期‘星广会’推出的时候，音乐厅都是人，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因为难得 有这样的演出。那个时候，舞台上的演出很少，戏曲很少，音乐会也很少，观众有久旱逢甘露的感觉”。

李世嘉说，星期广播音乐会大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巧妙地把“广播和星期天结合起来”，这使得众多年纪轻的听众有时间走入剧场，被吸引过来，为 此，从一开始，星广会的票价就定得很低。开播之初便是“三人编播组”成员之一的杨新宁回忆，那时候，星广会门票只要几元钱，还推出了学生票，凭学生证可以 打七折，最便宜的后排票价仅2角8分，按照当时的物价标准，1角钱能买两只大饼一根油条，不少年轻人花两顿早饭的钱走进了音乐厅，“那时候，文革结束没多 久，十年一个断层，社会上要普及高雅音乐，因此，大中学生和青年朋友居多，另外还有过去就喜欢交响乐的观众”。

据杨新宁介绍，鼎盛时期的星广会场场爆满，有媒体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当时在音乐厅卖票，排队的人在周围弄堂中来回绕了三圈，“星期广播音乐会以 一种崭新的形象通过广播现场直播，直接送达到千家万户，我们也一直以收听率自豪。现在的收听率能够达到百分之一点两点几就不得了了，990早新闻能达到十 几，但是，1980年代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收听率比990早新闻都要高，达到百分之三十五，我想大概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任何节目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像样的音乐设施本就不多，以上海音乐厅这样一个音乐“重镇”为立脚点又有广播助力的星期广播音乐会，自然成了乐坛的一大 亮点。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歌剧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内的上海所有的音乐团体都曾在这里登台，外地的团体则是慕名而来，主动提出要求。之后，星广会足迹还到过 北京、四川，上过世界屋脊 (西藏)，甚至开到了德国，1987年，星广会首次走出国门，在汉堡举办特别专场《哈罗！汉堡-哈罗！上海》。

时任编播组成员的徐敏霞告诉记者，当时，艺术家们把能上星期广播音乐会，堪比现在能上维也纳金色大厅般荣耀，“当时全国各地的演出团体或是个人，相互间最多的问话就是：“你上过星期广播音乐会了吗？”

观众爆棚

解释作品，就像“唠家常”

从1993年5月1日起，由于运营经费的捉襟见肘，星期广播音乐会不得不取消了现场演出。2004年10月，在平移后的上海音乐厅，星期广播音 乐会终于又以现场演出与广播直播的形式重新亮相，时任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总监的陈接章告诉记者，他本人当年就是星广会的忠实观众，“恰好2004年年初 我们新成立了一个经典音乐频率947，需要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活动，巧的是，上海音乐厅也刚刚完成了平移。天时、地利、人和，我想到了恢复星广会，果然，进 展很快，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愿望变为了现实”。

“星广会真是为上海培养了一大批普通乐迷。”采访中，陈接章聊到一件趣事，为了星广会的恢复，他去拉赞助，跑了第一家银行，居然就谈成了，“因 为那个行长听说过星广会，本身就是乐迷，所以，一拍即合”。事实上，在中断的十多年中，许多观众对星期广播音乐会仍念念不忘，很多中年乐迷谈起星广会都会 心存眷恋，许多如今的爱乐者或乐评人都是从这里第一次接触到经典的交响乐作品。

自恢复现场演出这8年来，星广会30元、40元、50元三档门票价格就一直没动过，且还有打折、套票和家庭票等种种优惠。开播至今，几乎每期都 以散票销售为主，上座率平均在95%以上，尤其是今年每期的门票都提前售罄，甚至站票也卖个精光，“低票价、普及型、高品质”的原则，让高雅音乐的剧场里 走入了1/3的年轻人。

“如今，星广会的服务解说工作尽力做到360度的周全，现场有王勇博士的解读以及详尽易懂的字幕引导等。它的特点是专业术语一概不用，而是以最 直白简单形象的语言来解释作品。”星广会责任编辑何红柳举例说，为了解释弦乐四重奏这一音乐形式，免费提供的节目册为观众提供了生动而简单的描述：“海顿 的朋友、文学家司汤达曾把海顿早期的弦乐四重奏比喻为四个人的谈话。第一小提琴像是一位中年的健谈人，他总找话题来维持谈话；第二小提琴是第一小提琴的朋 友，他竭力设法强调第一小提琴话中的机智；大提琴是一位庄重的人，有学问而好讲道理，用中肯的论断支持第一小提琴的意见；至于中提琴，则是一位善良而有些 饶舌的妇人，她丝毫讲不出重要的意见，经常插嘴。”

众人回忆“星光”幕后

星广会30年，台前“星光汇聚”，幕后“故事精彩”。延续着前世与今生的脉络，我们小心地掀开尘封的记忆，请一路见证的编播人、音乐家，娓娓道 来三十年间的“那些人，那些事”。带着时代印迹的花絮，如今回味起来，或许可笑，或许不解，或许惊讶，或许感动，但那份亲近感是共通的，这可能正是星广会 独有的味道。

暗示香港歌手潘迪华，“开叉不要太高”

回忆者：李世嘉(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

1984年的国庆专场，星广会第一次邀请了两位香港明星鲍培莉、潘迪华和内地歌手同台演唱，开创了香港歌手在内地登台的先河。

香港歌手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气氛会怎么样？我们心里没底，所以彩排当天我们去看了，她们穿的衣服当时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很少见的，旗袍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开叉开得很高，长筒丝袜、高跟皮鞋。

但很多话又不好明讲，后来，我就这样对她们说：“在上海的舞台上表演，不像在香港，话不要多，只要讲几句，比如向上海的观众问好就可以了。另外，穿的衣服稍微要有点分寸，开叉不要太高，在舞台上也不要多动。”潘迪华对我说：“阿弟，我都知道了。我们都讲过的。”

三军歌唱家演唱会，图章盖了1个月

回忆者：杨新宁、徐敏霞(时任三人编播小组成员)

1985年第200期星广会举办的三军歌唱家演唱会，包括总政、海政、空政和军乐团等11个文工团的25位演员，马玉涛、马国光、卞小贞、耿莲凤、苏小明、殷秀梅……几乎把当时国内著名的军旅歌唱家全囊括了。

他们是军队的歌唱家。首先，所有的歌唱家来，一定要有上海部队的函，陆军——上海警备区，海军——海军上海基地，空军——空军上海基地。当时去 了警备区，找了领导，苦口婆心地讲，他们很信任我们，就盖章了；警备区盖完，还要去海军上海基地，跟他们的首长也说了很多，也盖了章；最后去空军上海基 地，在五角场，我们骑自行车去，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终于也盖章了。我记得，盖三个章前后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收到神秘礼物，陈燮阳差点飙泪

回忆者：何红柳(现任星广会责任编辑)

2009年5月3日，为庆祝指挥家陈燮阳70大寿及从艺45周年，星广会上演“最爱老柴”系列的最后一场——“芭蕾舞剧《天鹅湖》音乐”，由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出。

演出结束后，主持人王勇故意提议，要试一试指挥与乐团的默契程度，让陈大师背对乐团，面对观众，看看乐团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能不能演奏好《天 鹅湖》。出乎预料，乐团奏响的却是温馨的《生日快乐》歌，原来，第二天是陈大师的七十岁生日。就在主持人与陈燮阳短暂的现场问答间隙，礼宾小姐手持画框悄 悄上场了，只见8幅生动逼真的漫画跃入现场大屏幕，惟妙惟肖地再现了陈燮阳指挥时的巅峰状态，这是主办方瞒着大师偷偷让人绘制的神秘礼物。陈燮阳感动得差 点落泪，他鞠躬连连道谢。

评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

□读史老张

上海音乐厅向南平移前，临街，靠近车水马龙的延安中路。从我记事起，上海音乐厅就是邻家小孩唱的小调中的电影院：“叉路(走吧)！上海音乐厅、 大光明……”它与音乐毫不沾边。1980年代初，正是以星期广播音乐会为代表的常态化专业音乐演出，使上海音乐厅真正名副其实。

那时，隔周日的上午，星广会是我心中的麦加。一大早，我换乘两部公交车，从“下只角”赶到上海音乐厅。还没开始检票前，我会穿过马路，站在音乐 厅大门的斜对面，怔怔地望着那古典文艺复兴式的建筑轮廓，尽力想象着1930年代好莱坞大片《人猿泰山》在此上映的盛况。我的身后，是一家电机厂的门市 部，差不多与星广会开办的同时，门市部橱窗里陈列出一台正在运转着的电风扇。冬去春来，从当初的光彩夺目到后来的蓬头垢面，那台面向音乐厅的电扇，矢志不 渝地旋转着……听说，在星广会30周年的今天，主办方正在寻找当年星广会的见证者。我想，如果那台不知疲倦的电扇还健在，不就是最好的见证者吗？

我成为那个时代星广会的“铁杆粉丝”，源于那时的校园生活。那些年，我就读的复旦大学，隔三岔五就有来自上海五大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乐 团、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上海歌剧院管弦乐队和上海电影乐团)的演出，我那浅薄的古典音乐常识，几乎都来自复旦相辉堂的熏陶。经典音乐的一招一式，跌宕 抑扬，足以让我从普通青年上升为文艺青年。

我当年的偶像，就是那些活跃在星广会上的指挥家和演奏家。从相辉堂到音乐厅，黄贻钧、李德伦、黄晓同、曹鹏和陈燮阳这样的指挥名家，我能近距离 一睹风采；我也见到过当年并不知名、后来却活跃在国际乐坛的音乐新星。有一段时间，很多乐团在星广会演出前，会到相辉堂走台。在相辉堂，我的偶像们亲切幽 默，他们喜欢与我们互动对话，气氛轻松。有一次，李德伦率团演出，一上场就说：“大家都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看，文化也要现代化！”大家鼓起掌来。李德 伦又说：“通过了吗？哦，通过了！”大家又是一片掌声。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前，李德伦提醒道：“请大家不要在乐章之间鼓掌，特别是第四乐章中 间有一个停顿，千万不要以为乐章结束了，瞎起劲！ ”说完，他又顿了顿：“不过，1950年代我在苏联指挥，他们(苏联人)也瞎起劲，也鼓掌……”大家乐 了，又是噼噼啪啪的掌声，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还有一次，黄晓同率领上海歌剧院管弦乐队演出，学生主持人向他赠送校徽纪念章，大概是那时的纪念章别针设 计得不合理，主持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纪念章戴上，黄晓同得意地扯了一下西装领子，把别着纪念章的一面用力向同学们晃了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看风趣，到相辉堂；看风度，要到音乐厅。在星广会的舞台上，我从没见过指挥家们开过什么玩笑，他们专注、认真，激情澎湃、一泻千里，一如那台生 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电扇。一次，某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小号演奏竟然吹走了调，指挥家让演出停了下来：“重来一遍！ ”那种一丝不苟的 职业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些细节，当年觉得遗憾，今天回味反倒倍觉温馨：音乐厅舞台偏小，无法容纳大编制的乐队，乐手们常被挤到舞台两侧的过道上；翻板座椅经年老 旧，常常因为听众的不小心而发出刺耳声响；音乐厅音响效果不错，但隔音却很差，隔壁弄堂阿姨家长里短的交谈声、小贩走街串巷的吆喝声，会和音乐厅里的乐曲 融为一体。最“骇人听闻”的一次，是星广会交响名曲演奏专场，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第四乐章拉出最后一段滑音，忽然，“噼啪”一声，隔壁弄堂里竟放起 了鞭炮！原来，弄堂里的一对新人正在“车嫁妆”(上海人的一种把女方嫁妆物品搬到男方家去的仪式)……直到今天我还好奇：那天电台的现场直播，会不会也有 这段《新世界交响曲》惊天动地的尾声呢？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我们一班同学各奔东西，却常会在音乐厅不期而遇，星广会成了我们每隔一周的聚会沙龙。中场休息，倚着音乐厅二楼古典式 栏杆交谈，是一种欣喜，一种浪漫。那时，星广会的演出票仅一两角钱一张，一张演出说明书只要两分钱，它是囊中羞涩的爱乐者文化消费的首选。当然，也有出手 大方的爱乐者。每次星广会散场，沿着延安中路往西走，就可到达中图公司唱片门市部，那里的进口黑胶唱片，十几块一张，相当于工资的六分之一！当年，一位穿 着朴素的爱乐者“出手几百块，购进《贝多芬交响曲》全套唱片”的新闻，曾经上过某报文艺版的头条。我虽没有他那样阔绰，没钱购进带立体声唱机的音响，但也 咬牙买过爱不释手的唱片。日积月累，家里竟也收藏了一大堆黑胶唱片，朋友笑称我是“买不起西装，却买了很多领带”。直到后来，黑胶唱片被激光唱片取代，我 也没能购进立体声唱机。记得当时还是复旦学生的姜丰有一次到我家来，看到那些唱片后，在一篇散文中用幽默的口吻写道，假如她中了音响大奖，“一定送给张老 师”。遗憾的是，多年以后，当我买得起高档音响时，却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咬紧牙关、如饥似渴的冲动感觉了。

这次写对星广会的记忆，我忽然想起，家里还曾珍藏过厚厚一大叠星广会演出说明书，连忙翻箱倒柜地寻找，但找了两天也没找到。我终于明白，有些东 西，在过去是平淡，在今天却是传奇；有些东西，失去了，却永远回不来了。真的，现在的我们，离当年的青涩和纯真，已经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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