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上海音乐厅关键词

上海音乐厅现内景，共有座位一千一百四十九个

平移后上海音乐厅外景

建于1930年的南京大戏院(上海音乐厅前身)

星广会——亚洲音乐交响乐团音乐会

1981年10月西柏林小提琴家、柏林爱乐乐团副首席H·施坦恩在上海音乐厅演出  

1982年6月王健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1984年4月英国伦敦三重奏组与指挥黄贻钧     ■本报见习记者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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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年9月20日，昔日的南京大戏院被正式命名为上海音乐厅，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音乐厅，50年来她已经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殿堂。在这里，新中国培育的一大批音 乐家走上舞台，创造着一个个艺术巅峰；在这里，世界各地优秀的音乐家和乐团展现风姿，在音乐领域里交流和碰撞出艺术火花；在这里，上海市民乃至全国的观众 能聆听到纯正的音乐，从西洋乐到民族乐，从交响乐到室内乐，感受音乐艺术带给他们的慰藉与快乐。
    
    如今，上海音乐厅这样一幢古典风格的建筑历经沧桑，仍光芒毕现。澄碧的天空之下，它正沐浴着阳光，用源源流淌出的曼妙乐音重新出发。
    
更名
    
    上 海音乐厅原名南京大戏院，建成于1930年，当年3月26日开业，由第一代留洋归来的华人建筑设计师范文照、赵琛设计，是上海现存为数不多的具有欧洲古典 主义风格的建筑。1950年更名为北京电影院。在这30年内，主要以放映电影为主，是当时最豪华的电影院，曾获得美国福克斯公司和米高梅公司的新片专映 权。
    
    1959年正值建国十周年，国内音乐专业逐渐繁荣和发展，一方面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以及举办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海需要相应的演出场地，另一方面，上海市民特别是音乐爱好者也需要一个欣赏高雅音乐的专业场所，设立上海音乐厅算众望所归。
    
    在 挑选场地时，首先选中的是南京路上的大光明，地段好，名气响，但一打听，大光明宽银幕电影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于是就考虑了当时的北京电影院，没 想到歪打正着，它的混响时间相当好，1.5秒混响时间，当时在全市30多家影剧场中名列第一，最适合演奏交响乐。拿同济大学建筑声学教授王季卿的话来 说：“1.5秒的混响时间，打着灯笼也难找！”
    
    当时，为了测试上海音乐厅混响时间，考虑到人体对声波的吸收，有关部门特 地从部队调来1000件军大衣，夜深人静时进入音乐厅，一件件地蒙在座位上，模拟全场坐满上千名观众的情景。经过测试，北京电影院符合各项条件。高水平的 音乐会都不使用扩音设备，这样观众就能直接听到舞台上的声音，为了让全场听众都能听到较强的声音，音乐厅的天花板上挂着许多反声板，这些反声板的大小、形 状、安放位置和角度都经过精确设计，以便把舞台的声音反射到音乐厅的各个角落。
    
    建筑施工那年，第一部“百分之百”的“有 声”影片《纽约之光》刚刚在美国完成，故在建造南京大戏院时也考虑到了建声效果。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不知修建时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本该不超过0.8 秒的电影放映混响时间，结果却做成了音乐厅恰到好处的1.5秒。这个混响时间在世界一流音乐厅范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不但需要高超的设计水平，还必须得凭 借一点天时地利和运气。当年的设计师似乎成了预言家，而这阴差阳错的1.5秒加上窄靴型厅堂设计果真为它日后变身为“上海音乐厅”打下了伏笔。还有一种说 法，音乐厅的容积、椭圆形的建筑结构及建筑装饰用的材料都是构成音质好的重要因素。于是，北京电影院在进行了一次重大设备装修后，在1959年9月20日 正式更名为上海音乐厅，成为新中国第一座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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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
    
    21世纪后的上海音乐厅建筑跨入古稀之 年，上海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让其渐露疲态。由于地处中心城区，原建筑紧邻老式居住区及车流量最大的延安路高架，汽车尾气形成严重侵蚀，周围的嘈杂环境时 而影响到演出效果，而且原来音乐厅面积比较小，整个建筑除了演出大厅，就只有东面一条休息走廊，演员演出、化妆的空间都极其有限。于是，2002年，配合 旧城区改造及延中绿地建设，市政府决定对上海音乐厅进行搬迁，并乘此之际对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扩建地下室及西南面区域，使其能适应今后时代的需要。 2002年8月31日，上海音乐厅举行了平移重建前的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再见，我的珍爱》，第二天便被重重“打包”起来。
    
    当 时在修缮装饰工程的设计招标中，有多家国内外公司参与竞争，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据建筑师章明回忆，围绕音乐厅修缮后的外形风格，参与竞 标的国内外公司纷纷提供各自独具一格的设计方案。比如有家法国公司设计方案计划在原有建筑外面修建一个大型透明玻璃罩，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国内一些公司 如华东建筑设计院设计在新建筑西侧修建一块大型玻璃面；浙江省建筑设计院预备在整个建筑外嵌入一个椭圆形大盘。相比于其他公司的标新立异，他所在的设计事 务所提供的方案比较传统，基本上简化了各种元素，主要对建筑外立面进行保护，力求与原有建筑风格尽可能接近。然而，这一看似普通的设计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 结果。当时专家普遍的意见是希望整个建筑在修缮后能在风格上与老建筑有一个呼应，使其既保持原有传统稳重的风格，又能够符合现代演出的需求。于是，忠于传 统的设计理念使得他们顺利中标。
    
    上海音乐厅需要整体向东南方向平移66.4米。经过讨论，决定采用较为稳妥的抬升平移方法，并选择了曾经平移过刘长胜故居的上海联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音乐厅平移施工。
    
    章 明说道：“在整个平移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部分要数平移前的同步顶升。由于上海音乐厅建造年代久远，混凝土强度较低，大厅内部结构相对空旷，建筑整体刚度较 差，如此庞大的建筑在顶升的一瞬间，内部受力体系将出现变化，稍有不慎就会对建筑结构产生破坏。而且国内外没有类似经验供参考，技术上的困难可想而知，我 们也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做研究测试。在工程进行过程中，钢筋混凝土托盘每移动一毫米，检测仪器就对建筑各部位的位移量和受力情况进行检测，确保提升的同步。 上海音乐厅平移技术先进，工艺精确，开创了世界建筑史的先例。”
    
    上海音乐厅平移后，音乐厅边界与地铁1号线水平相距最近 处仅十几米。受固体传声效应影响，列车经过时音乐厅内会产生噪音干扰。为了消除地铁运行产生的震动对观众厅的影响，决定采用隔震的措施，将整个音乐厅的楼 板架空。观众厅的楼面采用21米跨度的单向混凝土梁，在每根梁的端部安装1台弹簧减震器，共24台，一旦有声音传来，将被弹簧瞬间吸收，可以有效消除地铁 的影响。为了保护音乐厅的良好音质，在室内装修修复时选用原来的硬质装饰面，如墙面、天花、地坪，同时扩大舞台空间，完善音乐照明功能，采用低透声率的坐 椅面料。这些有效措施，确保了观众厅音响效果的提升。经空场测试，平移维护修缮前的混音时间为1.5秒，维护修缮后提高为1.83秒，噪音指标从42分贝 降低到29分贝。
    
    音乐厅成功平移后，不仅保留了原有形式和内部装饰，而且外立面结构、内部安全性、使用功能、音质效果等 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与提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意大利钢琴巨匠毛里奇奥·波利尼来此演出后给予高度评价:“上海音乐厅是我在中国遇到的音响效果最好的音乐 厅。”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更是这样评价上海音乐厅：“音质世界一流，它可以和世界上任何知名音乐厅一较高下，它与巴黎香榭丽舍音乐厅非常相似，较之悉尼歌剧 院，音质那是要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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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
    
    上海音乐厅的50年，见证了上海音乐事业发展的点点滴滴。上世 纪60年代起，作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重要呈现场地，许多中国本土优秀作品都是从这座殿堂传播出去、为人知晓，从《长征》交响乐到《抗日战争》交响 乐，从《东方曙光》交响乐到《八一》交响诗，从《黄浦江》大合唱到《毛主席诗词》交响合唱。很多中国优秀的音乐家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在音乐之 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这个舞台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作曲家朱践耳说起上海音乐厅百感交集：“我有很多回忆在这 里，特别是我的很多作品都在上海音乐厅首演。音乐厅命名后不久的1962年5月5日，我第一次在上海音乐厅演出，演出的曲目就是我的交响合唱曲‘英雄的诗 篇’。”现在想来，他仍激动万分：“那是令我难以忘怀的时刻，演出的时候，交响曲与大合唱没有这样写过。我把乐队与合唱的部分平分秋色，两者都非常重要， 乐队也有单独表现的地方，不像现在乐队只是单纯地为合唱做伴奏而已。当时我就将它取名为‘交响曲大合唱’。这就是我在上海音乐厅的第一次作品首演。”之后 朱老的众多作品，比如弦乐合奏《怀念》、《黔岭素描》、《第一交响曲》等当时运用新的创作技法和理念的作品，都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首度亮相，接受观众的 评判。
    
    作曲家吕其明也将上海音乐厅视为自己音乐作品融入社会、广泛流传的重要舞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创作的作 品就开始在上海音乐厅不断地演奏，其中有许多作品的首演都是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1962年，我同人合写了交响乐《郑成功》，当年即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了第 一乐章，次年又演奏了完整的四个乐章，取得了成功；1964年，我写了抗日题材系列交响诗《铁道游击队》，在上海音乐厅首演；1966年，我的交响诗《首 战平型关》又在上海音乐厅首演并获得成功；“文革”结束后，我写了一部交响叙事曲《白求恩》，同样是在上海音乐厅首演……”
    
    二胡演奏家闵慧芬的代表作《长城随想》，首演也在上海音乐厅，该曲一经演出，反响热烈，被音乐界称为“二胡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
    
    “我的作品有演出安排时，我都会和演出团体协商，演出地点的第一选择总是上海音乐厅，不仅是因为这里交通方便，环境幽雅，更看重的是音乐厅在上海音乐界的重要地位和风向标的作用。”作曲家徐景新也将心目中最美好的位置留给了上海音乐厅。
    
    平 移之后上海音乐厅迎来了新的演出高峰，音乐厅坚持的“高品质，世界级”演出理念吸引了当代众多名团名家登台。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到慕尼黑爱乐乐团，从 萨尔斯堡室内乐团到克罗诺斯四重奏，从小提琴大师祖克曼及妻子组成的“夫妻档”、指挥大师尼姆·雅尔维和帕沃·雅尔维先后到访的“父子兵”，到小提琴大师 林昭亮和诹访内晶子的“师徒情”、吉他王者佩佩·罗梅罗、长笛大师詹姆斯·高威……不少世界优秀作品也都通过上海音乐厅的舞台在中国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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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广会
    
    上海音乐厅的星期广播音乐会始于1982年初，现场演出与广播直播同时进行，丰富了当时相对单调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许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
    
    “ 星广会”甚至让半导体收音机都热销了，因此“半导体”还奇妙地成了80年代的一大关键词。尽管音乐会的票价不及解放前的电影票那般洛阳纸贵，一张票的售价 仅3毛钱，可演出质量却一点都不含糊。由于电台以直播形式帮音乐家介绍曲目，音乐家们竟然一度争着抢着要上“星广会”，而张培等一批节目主持人也是从这些 音乐会上开始逐步被观众接受并喜欢的。时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副台长的李世嘉记得，“星广会”第一期节目，是声乐器乐综合场。上海乐团、芭蕾舞团、民 族乐团、歌剧院、电影乐团和音乐学院，前所未有地强强联手。“拉了两条电话线”，广播现场直播，刚刚从文化荒漠年代走过来的上海听众沸腾了！1983年 10月，上海对本市部分工厂企业和街道听众的调查显示，“星广会”收听率高达65.5%。1985年，“星广会”在上海“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中排名第 一，一麻袋一麻袋的听众来信被送至创办者手中。“星广会”举办的前3年，青年听众就已数以千万计。当年有篇报道名为《上海青工八小时以外在做什么？》，答 案不言而喻。年轻人三五成群抱着饭盒在车间里听,老妈妈靠着藤躺椅在梨花牌收音机的陪伴下度过古典音乐时光……
    
    至今走过27年历程的“星广会”是中国最早的音乐普及品牌，也是沪上观众最为熟知的古典音乐普及品牌。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如今的乐迷大都是从这里培养起来的。但因经费及资源等诸多问题，这一老牌普及节目曾被迫停办。
    
    2004 年以后，“星广会”恢复由电台直播和电视转播的形式，使每场观众从音乐厅中的千余人陡然增至数十万、上百万人。上海音乐学院王勇博士始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现场讲解，专业术语一概不用，而以最直白简单形象的语言来解释作品。就连节目册也深入浅出，为了解释弦乐四重奏这一音乐形式，于是有了这样生动而简单的描 述：“海顿的朋友、文学家司汤达曾把海顿早期的弦乐四重奏比喻为4个人的谈话：第一小提琴像是一位中年的健谈人，他总找话题来维持着谈话；第二小提琴是第 一小提琴的朋友，他竭力设法强调第一小提琴话中的机智；大提琴是一位庄重的人，有学问而好讲道理，用中肯的论断支持第一小提琴的意见；至于中提琴，则是一 位善良而有些饶舌的妇人，她丝毫讲不出重要的意见，经常插嘴。”“唠家常”式的亲切与始终坚持的低票价，使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迈进经典音乐的艺术殿堂。
    
    如今热闹非凡的上海演艺市场，大团名家纷至沓来。“星广会”的演出节目单也花样百出，比如邀请芭蕾艺术家加盟，在音乐会中使用多媒体投影等，且加大对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支持力度。
    
站票
    
    一 条横杆，在平民乐迷心目中的地位万般神圣。2004年秋天经过平移重新开业的上海音乐厅，有一个角落最让乐迷着迷——在最后一排座位与后墙之间，一条 0.6米高、17米长的横杆，人可以在上面半坐半靠，这就是上海剧场建设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站位”。一场可容下30位观众。
    
    上 海音乐厅重返乐坛的首场音乐会由世界著名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执掌，10月1日举行。按照当下行情，这样的“顶级”演出票价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事实 上，首演票价的确不菲，从280元到1500元不等，然而音乐厅特别推出的“站票”却令人惊喜，票价只要80元一张。
    
    刚 开始，站票横杆跟人体的接触面设计成弧形，上了光，好看是好看，却有点滑溜，难“靠”住。不久，就被悄悄换成了平面材型，并将高度放低到0.6米，观众甚 至可以稳稳地半坐在这条横杆上欣赏。站票票价根据演出最低档票设定，目前已封顶50元，最低的曾经到过20元。
    
    音乐厅前 总经理王英透露了底细：改建剧院时，这条后通道，原来设想安装翻板式的坐椅，却怕翻板时响声太大，会惊扰正常演出。此时有人漏出一句：“何不做一排站 位？”显然，这个念头一出，“磕碰”的关口是“利益”，因为加座是可以多“卖”钱的。令人意外的是，经营者和建设者没有什么争执，不知谁最后说了一句：“ 这点钱，不赚又如何？不妨把这块地方留给买不起高价票的观众吧。”
    
    指挥家曹鹏提起上海音乐厅的站票感慨连连。他回忆起自 己在前苏联留学期间听音乐会的情形：当时手头并不富裕，没有钱买音乐厅的座位票，可好在国外的音乐厅除了有座位票外，还会为临时赶来或者买不到票的听众准 备站票。那个时候他就常常买站票听音乐会，这种人性化的方式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写过一篇题为《为站票叫好》的文章，强烈建议上海甚至全国的 所有音乐厅和剧院都卖站票，让那些没有机会买到座位票的听众也能有机会现场听音乐会。他在文中说道：“我一直坚持认为‘知音难觅’，每次演出后，即使再 累，只要有听众等我签名，我都会二话不说，立刻答应。”也正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社会上立即有了反响。
    
    将内场最后一排的空间设为站票区，这样每次音乐会演出时，就有更多热衷于音乐的听众能一饱耳福。上海音乐厅的这个调整不仅在管理模式上与国际接轨，同时也从更小的细节上做到对音乐听众的关爱。
    
青年成就计划
    
    上 海音乐厅的大厅墙壁上，仍然悬挂着幼年的王健在此拉大提琴的图片。郎朗去年在上海音乐厅表演的时候，他父亲对这里的舞台似曾相识，曾感慨说：“郎朗很小的 时候我就带他在这里演过，以前的舞台条件可没这么好，照片我家里还保存着呢。”人才辈出的上海音乐厅如今又拥有了“艺术总监·青年成就计划”这张名片。
    
    该 举措发源于2005年岁末，盘点一年精彩时刻的时候，虽然可供回味的精彩舞台瞬间颇多，但是中国本土的青年音乐家的身影却乏善可陈。“上海音乐厅”的名字 当中，上海是顶在最前面的关键词，少了本土音乐家的倾力表现，怎么能与这个名字相称呢？这个潜藏现象引起了上海音乐厅有关方面的深思。究竟怎么样才能把这 些才华横溢的青年本土艺术家引入上海音乐厅的舞台呢？这些青年音乐家能否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开始扬帆远航，踏上辉煌的艺术征途？巧合的是，上海音乐厅艺术 总监汤沐海先生上任之后，和音乐厅业务人员交流的时候，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才有了这个青年成就计划之前的冠名。汤沐海先生热情地表 示，他本人愿意尽力帮助这些青少年，让他们成功地从上海音乐厅走向世界舞台。
    
    当年的上海音乐厅在古典音乐演出方面具有独 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凡是到过上海表演的音乐家大多都曾经登上过这个舞台。只不过是20年时间，就造就了一代新人。这个舞台曾经走出过那么多光芒耀眼的 音乐家，如今他们驰骋在世界各地，对这个曾经扶他们上马的舞台仍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今天在此表演的青少年音乐家，也许就是下一个王健，下一个郎朗。上海 音乐厅没有理由不对他们另眼相待。而这种厚重的历史积淀更是让上海音乐厅责无旁贷地应当把“推新人”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2008年年底，“艺术总监·青年成就计划”正式推出，扶持一批“拥有相当艺术水准、在国内外重要赛事中获过奖”的中国本土青年音乐人。青年钢琴手吕昊城、青年花腔女高音刘恋、青年小提琴手黄蒙拉、王之炅等人已先后登上这个专为“新星”打造的舞台。
    
    2009 年，该计划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新突破。与音乐厅签约的年轻钢琴家封颖以钢琴独奏家的身份和世界著名指挥家尼姆·雅尔维合作，她与荷兰海牙爱乐乐团一同参加上 海音乐厅周年庆典演出季开幕演出，和乐团一起全国巡演，并参加之后在荷兰举行的Queens Concert，荷兰的女王、王子以及政要均出席，同时这场 音乐会也是海牙爱乐“乐团105周年演出季”的开幕音乐会。这次巡演不仅标志着音乐厅的“艺术总监·青年成就计划”走向“国际化”，也给上海乃至全国的青 年音乐家创设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剧场与国际知名经纪公司合作，利用各自资源互动，为本土青年音乐家更快地走向世界舞台、与世界一流的艺术家或乐团合作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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