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阳：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2015年11月1日晚8时，上海交响乐团在该团音乐厅举办“陈燮阳从艺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朱践耳、吕其明、陆在易、许舒亚等知名作曲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界代表莅临现场，听众十分踴跃，音乐会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音乐会开始前，陈燮阳的继任者、上海交响乐团现任总监余隆致词：“五十年，是非常难忘的历程，我算了一下，陈先生开始指挥的时候我才一岁。很难想象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保持五十年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用五十年最好的时光谱写了中国交响乐的新篇章。”

一

当晚的音乐会（包括返场）在曲目上中西合璧、别具匠心。

开场的理查·施特劳斯《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双簧管独奏：汉斯约格·舍伦贝尔格）是作曲家的暮年之作。如何把握和驾驭作品恬静淡雅的丰富内涵、高超的技巧和独特的室内乐风格，对指挥家和独奏家来说都是一场挑战。在陈夑阳的指挥下，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细腻精致、富于歌唱，与独奏水乳交融、珠连壁合。陈燮阳的指挥从容不迫，淡定儒雅，音乐自始至终洋溢着夕阳般的光辉与温暖，展现了一个艺术家在饱经沧桑之后，内心世界终于达到了平和、升华的境界。

接下来是朱践耳先生的唢呐协奏曲《天乐》（作品30，唢呐独奏：张倩渊）。在1989年9月24日的“上海文化艺术节”期间，正式陈燮阳指挥首演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唢呐独奏：刘英）。乐曲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民族神韵和民族气魄，气势磅礴，令人振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把唢呐演奏技法提升到崭新的、交响化高度。乐曲变化多端，反差强烈，无论是“大开门”“摇板”“悠板”“急板”和尾声等，陈燮阳的指挥都能举重若轻，或大刀阔斧，或画云吞月，其中京剧武打亮相的一招运用自如，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令人拍案叫绝。

上半场的两首“双簧管”协奏曲，一西一中，风格迥异，妙趣横生。陈燮阳的指挥风格可谓判若两人：前者，俨然是一位学者绅士，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后者，则犹如初生之牛犊，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有谁会相信：在我们面前挥棒的这位指挥家已是七十有六之人了呢?！

陈燮阳指挥的下半场曲目为柴科夫斯基自传体式的“命运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或多或少地带有着柴氏情结。当年，在上音附中读书时，每天早上的“起床号”就是播放老柴的《流浪音乐家舞曲》。陈燮阳热爱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柴翁的交响乐在他的艺术人生中渗透着非凡的影响力。陈燮阳以“柴四”回顾自己从艺五十周年的历程，个中意义是很值得体味的。

不出所料，这是我近年来所听过的、最精彩的一次“柴四”演绎。在陈燮阳的指挥下，第一乐章威严、冷酷的序奏（作曲家称之为“命运之神”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成为展开全曲戏剧性之动力。叹息哀怨、忐忑傍偟的主题，甜蜜抒情、梦幻飘逸的副题，起伏跌宕、惊心动魄的展开部，直至呼天抢地、痛心疾首的悲剧尾声，无不令人屏气凝神、砰然心动；第二乐章弦乐如歌，优雅、倦慵而略带忧伤的吟唱和莫名的兴奋与失落，娓娓道来，流畅动听；第三乐章敏捷的拨弦和轻快的木管断奏，烘托出主人公微醉之后的漫不经心，路遇街头艺人的杂耍，军队一闪而过，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第四乐章“到人民中去”,盛大的群众节日场面，驱除了主人公的寂寞忧郁和达摩克利斯剑的威慑；沸腾狂热的尾声讴歌了光明与幸福。陈燮阳指挥的节奏严谨、结构平衡的同时，音乐情感炽热，对比强烈，与乐团的演奏融为一体，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境界。一曲甫毕，全场掌声雷动。毋庸置疑，这场音乐会的现场录音将是一张完美的CD；同时也是上海交响乐团全体同仁给自已的老团长、音乐总监、首席指挥陈燮阳奉献的一尊艺术纪念碑。听众和指挥家都沉浸在艺术再创造带来的成功和喜悦之中，意犹未尽。陈燮阳返场指挥舞剧《白毛女》选曲《北风吹》，并且十分感慨地向听众说明：“我当年从事舞剧指挥，《白毛女》一挥就挥了整整16年！”这可是得天独厚、一帆风顺的16年，而其后的艺术生涯则更为传奇。

二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对一名刚毕业的指挥系学生来说，还有什么比拥有一支编制完整的乐队更为重要呢？

1965年，经张秉芳提名、张鸿翔推荐，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原本分配到上海歌剧院任指挥的陈夑阳，被借调到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做老樊的副手，关键时可以顶上去”[①] 。“老樊”何许人也？樊承武，苏联指挥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迪里济耶夫在“上音”指挥系任教期间最得意的弟子，是何占豪、陈钢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1959），王强大提琴协奏曲《嘎达梅林》（1960）和舞剧《白毛女》（1965）的首演指挥。也是陈燮阳入“上音”本科指挥系的启蒙老师。老樊曾带领陈燮阳去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乐队指挥实习。陈燮阳转入黄晓同教授班上学习，领悟俄罗斯指挥学派之真谛，此乃后话。樊陈本是师生从此成为同事，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陈燮阳先后赴朝鲜（1972年6月）、日本（1972年7月）、法国（1976年4月）、加拿大（1976年）、新加坡（1994年）和澳大利亚1998年）指挥舞剧《白毛女》演出，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以其杰出的音乐才华，把《白毛女》的演奏水平提升到崭新的高度。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期间，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在上海欣赏了陈燮阳指挥的舞剧《白毛女》之后曾备加赞赏。

尽管如此，由于从事舞剧指挥，大部分时间只是在乐池里挥棒，很多时候指挥和乐团音乐家们的才华难以充分发挥。更何况在二三十年前，我国上演的舞剧剧目寥寥无几，故这种负面影响则更甚。乐池——艺术的“大坑”，也“坑”了艺术。

1978年6月，小泽征尓首次与中央乐团合作在北京举行交响音乐，并在对外友协礼堂举办了指挥艺术讲座，来自全国各地的指挥家云集北京，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指挥艺术热”。彼时激起了陈燮阳无比的艺术冲动，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说：“看了小泽征尔的指挥，我浑身'发痒'！”

当时，中央乐团急需青年指挥才俊接班。1980年，老团长李凌邀请陈燮阳指挥中央乐团，于3月7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演出第191期“星期音乐会”。他终于走出了“大坑”，站在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开始了全新的艺术征程。当晚，他指挥了明库斯舞剧《堂·吉诃德》三幕双人舞曲、王强的新作《喇叭与鼓》、格什温《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和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音乐会好评如潮，获得巨大成功，这为陈燮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拉开了帷幕。 

1981年9月，他应周文中教授创办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邀请，前往美国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休斯敦、阿思本等十几个城市考察、进修和见习。这期间陈燮阳师从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进修指挥，还在华盛顿马科斯·鲁道夫指挥班上听课；并先后会见了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祖宾·梅塔和小提琴大师伊萨克·斯特恩，聆听排练和音乐会；小泽征尔把陈燮阳带进波士顿音乐厅，并向乐团全体音乐家介绍：“这位是陈燮阳先生，来自中国的一位优秀指挥家！”小泽还在家中亲自下厨做生魚片款待陈燮阳，并和他促膝长谈。陈燮阳向小泽直抒胸臆：“我要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和大师们的这些交往，为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特别是作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终身音乐指导的小泽征尔和作为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指导的祖宾·梅塔，这两位引领国际一流交响乐团的东方指挥大师成为陈燮阳攀登指挥艺术高峰的光辉榜样。同年12月14日，陈燮阳首次指挥纽约现代音乐节乐团，演出了《二泉映月》（华彦钧曲，吴祖强改编）、《思》（林德虹曲）、《旱天雷》（丁芷若编曲）和《太行山音画》（王西麟曲）获得成功，称赞陈燮阳是所有指挥过该团的“最优秀的指挥之一。”开创了他立志“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的良好开端。

1982年8月，陈燮阳成为第一个在美国阿思本音乐节（第33届）执棒的中国指挥家，他指挥阿思本青年交响乐团演出了奚其明的芭蕾组曲《魂》、莫扎特《D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D大调第二交响曲》，音乐会受到听众长时间的欢呼和鼓掌。现代小提琴教母迪蕾教授到后台向他热烈祝贺，陈燮阳被记者评论为：“阿思本音乐节最出色的指挥。”在后台，陈燮阳被乐队演奏员、听众、华侨、留学生包围了，指挥家深感自己能为祖国争光而引以为荣。此后，他还应邀赴休斯顿排演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葛甘儒采用12音序列谱写的《室内乐交响曲》等中国作品。

在美国修习一年期满后，陈燮阳在返国途中，先后与菲律宾国家交响乐团、檀香山交响乐团和香港管弦乐团合作举行交响音乐会，受到各地听众热烈的欢迎和赞赏。这一年成为陈燮阳艺术人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以更大的热情与信心，继续投身推进中国的交响乐事业。

三

回国之后，陈燮阳指挥艺术活动的重心逐步向交响乐领域转移。

1983年1月，陈燮阳指挥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举行了汇报演出后，赴北京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了两套曲目的交响音乐会：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第277期（2月26日－27日两场），曲目：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乐》和柴科夫斯基《f小调第四交响曲》；第282期（5月6日－7日两场），曲目：勃拉姆斯《学院节庆序曲》，贝多芬《C大调第一交响曲》和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4月在上海，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普罗科菲耶夫作品专场音乐会，曲目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第二组曲和《第五交响曲》，均获得成功。7月23日－8月13日，中央乐团在北京举行贝多芬交响乐系列音乐会，陈燮阳成功地指挥演出了”第一”和“第四”，并由法国“音乐之声”唱片公司录制成立体声唱片。1983年9月至1985年1月，他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指挥工作，受到各方的高度赞誉。

指挥大师黄贻钧十分赏识陈燮阳，说他有“三爱”：“第一爱祖国，他有无数机会可以不回来，但是他回来了；第二爱人民，他心里有观众，有艺术家为人民群众奉献的热情；第三就是热爱交响乐事业，这三爱都让我高兴！”1984年冬，陈燮阳作为黄贻钧的接班人，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常任指挥，同时兼中央乐团常任指挥，一跃成为同时兼任我国两大顶尖乐团常任指挥的第一人。

陈燮阳的人生中还有很多歌“第一”——第一个成立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1985）；第一个成立上海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1985）并亲任会长和董事；第一个实行乐团音乐总监负责制（1986）；第一个实行乐团全员合同制（1993）；第一个聘请外援；第一个实施音乐季⋯⋯继“梅·帕器时代”（1919－1942）、“黄贻钧时代”（1949－1984）之后，上海交响乐团在他的率领下，迈入走向亚洲、走向欧美、走向世界的“陈燮阳时代”，成为全国交响乐团体制改革的领头羊。

 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创办的《爱乐者》虽是一份民办小报，但其中发表的乐评，常常实话实说，褒贬有据，不少文章颇具学术价值。比起而今某些假洋鬼子、二把刀的“著名音乐评论家”信口开河的文字不知要高明多少。协会先后出版的两本文集《交响情怀》（《爱乐者》创刊20周年文选）和《缤纷的爱乐之路——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今天仍然值得一读。陈燮阳亲自创建、指导的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的经险值得推广。

1985年3月10日，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我国首演肖斯塔科维奇《e小调第十交响曲》获得空前的成功。同年秋，为纪念冼星海诞辰80周年，他指挥上交演出了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瞿维整理），获得文化部嘉奖。同年底，陈燮阳应邀赴苏联访问，先后在维尔纽斯、考纳斯和新西伯利亚成功地举行了交响音乐会。

1986年9月，陈燮阳应邀赴苏格兰指挥现代中国作品音乐节的演出，反响热烈。同年11月，他应邀赴日本，指挥东京交响乐团，被日本评论界誉为“一位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优秀卓越的指挥家”。这一年，陈燮阳当选为“1986年上海文化新闻人物”。

1988年6月11日－7月23日，上海交响乐团举办“贝多芬之魂”交响音乐会，由陈燮阳指挥演出并录制了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由广州白天鹅音响艺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陈燮阳成为我国指挥家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

1989年夏天，陈燮阳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赴家乡常州指挥演出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这是自1953年夏，陈燮阳考取“上音”附中36年来，首次衣锦还乡。同年10月，陈燮阳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赴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以及赴日本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的巡回演出，均获得巨大成功。

1990年10月，陈燮阳率领上海交响乐团，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庆祝该厅100周年举行专场音乐会，谱写了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史上引以为荣的光辉篇章。

正当其艺术事业如日中天之际，12月23日，陈燮阳首次指挥演出马勒《第五交响曲》竟成为指挥家与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大听众的告别音乐会。

四

1990年底，为了与分离了四十余载的父亲、词作家陈蝶衣及在香港电台任普通话节目主持人的太太团聚，陈燮阳赴香港定居。赴港不久，燮阳为“有得亦有失”深感困惑。“得”：可与家人团聚；“失”：离开了在上海和内地奋斗多年的事业基地。一年多之后，陈燮阳终于正式向香港市政总署提出撤回申请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一职，决定回沪工作。陈燮阳说：“我的事业在上海。”

1991年3月1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亲笔致函陈燮阳：“欢迎你回来。坚决和人民站在一起，和群众心连心，不怕人说三道四，向你妻子问好。”3月15日，上海市文化局经研究决定：重新任命陈燮阳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3月29、30日，陈燮阳回沪后指挥“上交”演出了斯美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峰回路转势不改，木秀阴繁直到颠” 。陈燮阳从此迎来了“挥出一片艳阳天”[②]的黄金年华。

1998年、1999年，陈燮阳两度率领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并将中国民族音乐带到柏林爱乐大厅、科隆爱乐大厅、慕尼黑赫尔库勒斯音乐大厅和丹麦皇家广播音乐厅等世界级音乐殿堂。翌年8月，他率领中央民族乐团访问美国，为“中华文化美国行”共指挥了九场音乐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盛赞该团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的演出：“你们的演奏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音乐。”9月，乐团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为参加千年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美国各界人士代表演出，标志中国民族音乐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2000年，陈燮阳继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同时兼任中央歌剧院院长（2000－2003），再一次穿梭于京沪两地。这期间，陈燮阳指挥演出了歌剧《卡门》《乡村骑士》和《茶花女》（音乐会版）以及交响舞蹈剧《卡尔米那·布拉娜》。2004年6月20日，为庆祝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25周年，陈燮阳率上交登上柏林爱乐大厅举行庆典音乐会，展现中国交响乐作品（《火把节》、《愁空山》）的神韵。全场两千多名听众起立喝彩鼓掌10分钟,谱写了中国交响乐艺术史上令人骄傲的一页。

近年来，陈燮阳不仅排演了贺绿汀、丁善德、朱践耳等前辈音乐家的作品，先后指挥录制了《丁善德交响乐作品集》《朱践耳交响曲集》（总谱与CD，凡三卷，2002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朱践耳管弦乐曲集》（总谱与CD，凡四卷，2006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和《吕其明管弦乐作品选集》（2007），更指挥演出了郭文景、谭盾、陈其钢、盛宗亮、周龙、陈怡、黄安伦、许舒亚、瞿小松、叶小纲等几乎所有“新潮音乐”代表人物的作品。作曲家朱践耳感慨道：“没有上交，没有陈燮阳，就没有我的作品。”

陈燮阳指挥上交音乐会的现场版系列CD有：《中国当代交响乐作品集·1》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柴科夫斯基《曼弗雷德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e小调第二交响曲》和《节日序曲》（肖斯塔科维奇作品音乐会）和歌剧《茶花女》。2015年9月28日，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录制了朱践耳《英雄的诗篇》交响曲－大合唱（男高音领唱：郁华，男低音独唱：杨小勇）音乐会现场版（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CD15163－2）。

卡拉扬曾说：“音乐给予我的很多，我给予音乐的也不少！”在中国指挥家中，陈燮阳也可以这样自豪的说：“音乐给予我的很多，我给予音乐的也不少！” 自2009年起，陈燮阳任上海交响乐团名誉总监，并被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聘为特邀指挥。据统计：在陈燮阳执掌上交23年中，共指挥演出844场；演出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包括134名国内作曲家的近两百部作品，占其全部音乐会的41％。[③]

陈燮阳最初有志于作曲，在“上音”附中时曾获得丁善德教授的赏识，夸奖他“有创作才能”。他学生时期作有《山区公路通车了》《新运河》《养蜂场》和《公社姐妹歌》，当年演出颇受欢迎，还录制了唱片。这次“从艺五十周年”音乐会，返场时演奏的黄贻钧作品《花好月圆》，便是陈燮阳改编的。此外，经他改编的《二泉映月》《菊花台》《古槐寻根》也都很出色，已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陈燮阳未能成为大作曲家，但作为一名指挥家，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交响乐创作和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事业的历史进程，并赢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赞誉。

音乐会翌日，上海交响乐团举办了“陈燮阳从艺五十周年专题研讨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中国交响乐团联盟主席关峡的书面发言写道：“陈燮阳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从艺五十年来，这位俄罗斯学派的指挥家，在经历了漫长的艺术洗练后，已经成为中国指挥界的一代宗师。”关峡的发言代表了全体中国交响乐同仁对陈燮阳半个世纪以来，为“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作出卓越贡献的崇高敬意。关峡盛赞陈燮阳的指挥技艺，为人的品格、精神风骨和“对国交艺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陈夑阳从艺五十周年的光辉业绩，为后人树立了楷模与榜样。

①张鸿翔《历史的选择人生的机遇》，载施雪钧主编《半个世纪的节拍一代指挥艺术家陈燮阳》，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②邢晓芳《挥出一片艳阳天——速写陈燮阳》，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③详见《陈燮阳1985－2008年主要演出场次表》，同1。

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16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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