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陈燮阳，交响正青春

近几年在北京听过多场指挥家陈燮阳的音乐会，有意无意间，他的音乐会都成为事件性、回顾性演出。

仅以2022年为例，10月22日，陈燮阳执棒中国交响乐团上演了纪念作曲家朱践耳诞辰百年的音乐会，他本人正是绝大多数朱践耳音乐的首演者；2月15日元宵佳节之际，陈燮阳带领中央民族乐团携手众多民乐名家，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带来“壬寅虎啸”中央民族乐团虎年元宵节音乐会暨赴维也纳金色大厅24周年专场演出——24年前，陈燮阳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1月9日，音乐总监陈燮阳执棒苏州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无限·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音乐会上最具分量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正是由陈燮阳在中国首演。

诚然，陈燮阳确有太多值得称道与回顾的艺术成就：他第一个在全国乐团建设中设立音乐总监，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乐团音乐季，第一个在全国创办了民间爱乐组织——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第一个提出并由他人协助成立上海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第一个指挥演出并录制了朱践耳全部交响曲、管弦乐曲及丁善德全部交响乐作品，第一个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2022年，陈燮阳在央视春晚上的演出为其“圈粉无数”，而他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出《射雕英雄传》的录像在网络有上百万点击量。

‍陈燮阳的生日是五四青年节当日，舞台上已年过八旬的他，仍可谓交响正青春。

“两座大山”助学音乐

一门心思搞指挥

陈燮阳有艺术天赋，亦受尽生活之苦。

1939年，陈燮阳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文化家庭。他的外祖父是国画家，祖父是前清秀才，母亲是京剧爱好者，父亲是出版家、词作家陈蝶衣。耳濡目染之间，陈燮阳也对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动荡的时局往往造就多舛磨砺之命运，新中国成立刚刚两年，陈燮阳的母亲病逝，父亲陈蝶衣远走香江，12岁的他被送到常州乡下的祖父母家中过着寄宿农家的生活。常州乡下不似鲁迅的鲁镇，陈燮阳在这里生活很辛苦，看戏是苦中作乐——自制二胡拉乡间小调，无师只能“自通”，去邻村看锡剧因为乱跑还被打过手板。直至14岁，陈燮阳的人生迎来转折。

14岁陈燮阳在江苏武进读初二。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作的姐姐陈力行来信说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在招生，学杂费全免，她便鼓励弟弟报考。陈燮阳穿着一件祖母做的白布汗衫，背着一把二胡，到街上理了发，踏上了赶考之路。而到了上海，姐弟俩却吃了闭门羹——学校只招小学应届毕业生。陈力行顿时慌了神，一遍遍恳求着负责招生的老师，时任上音附中校长的姜瑞芝便同意先“听听看”。陈燮阳拉了一曲《二郎山》，又唱了一段《歌唱井冈山》，这“两座大山”让他破格拿到了“特1号”准考证，直接参加复试，迈入了附中大门。作曲家陈钢曾在陈燮阳考前辅导他，他后来回忆：“当时站在我面前的他，手中提的只有一把二胡，至于拉了什么曲子，我全然记不得了;所记得的只是他的演奏颇有乐感，手一上弦，音波就会随着心潮的起伏而上下颤动，令人听时不免侧耳动心。”

自此，陈燮阳在上音附中埋首苦读，不分寒暑、不舍昼夜。“我在上海没有家，就住在学校，所以我的礼拜天基本都在听唱片、练钢琴。”有一年寒冬，陈燮阳姐夫到上海出差，发现陈燮阳的跑鞋开了个洞，脚被冻得通红。姐夫鼻子一酸，把自己的鞋子脱下与陈燮阳对换了才离开。

高中毕业时，陈燮阳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成了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作曲才能也有所显露，他创作的《山区的公路通车了》《新运河》等曲目，在当时脍炙人口。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作曲系都看好他，老师们“争抢”他。最终，陈燮阳选择了指挥系。1960年，陈燮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攻读本科学位，入学师从樊承武，其后转到黄晓同班上。六十余载的指挥生涯从此开始，中国一颗璀璨的指挥之星冉冉上升。

严师出高徒

十六载《白毛女》

指挥家李德伦曾对一个想学指挥却投师无门的年轻人说：“要想靠师父的名气出头，那就到北京找我;如果想学到真本事，那就去上海找黄晓同。”黄晓同是著名的指挥“教头”，如今叱咤乐坛的余隆、张国勇、汤沐海等指挥家皆是他的学生。而作为黄晓同的大弟子，陈燮阳说：“没有黄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时黄晓同刚刚从苏联回国留校任教，教了大量进修班学生，陈燮阳是他仅有的本科学生。黄晓同对学生的教学细致而严格，每部作品学生第一堂课可以看谱，之后必须背出，而且要随时说出音乐进行中的配器与和声。一部交响曲有时要学大半个学期，“贝三”“柴四”“柴五”是陈燮阳仔细学过的曲目，也是他日后最擅长的曲目之一。有的时候黄晓同生病，就在病床上给陈燮阳上课。一次他甚至佯装生病，把去乐队排练的实习机会让给陈燮阳。

陈燮阳回忆：“黄先生有着很扎实的苏联总谱读法的底子，我们得到的是苏联音乐学院最先进、科学、系统的指挥艺术和技术。一有空他就叫我去和他四手联弹总谱，使我在音乐学院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88年2月，陈燮阳上任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两年，黄晓同给他写了一封三张纸的长信，里面主要谈到两点：第一，地位、机遇条件不等于荣誉，这些都是空的，不能代表你艺术上的成就；第二，治学一定要严谨，不要大而粗，你有这么好的机遇，一定要珍惜它。

大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燮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接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指挥工作，这一挥便是16年。

1965年陈燮阳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原来组织上分配他到上海歌剧院担任指挥，还没有去报到就又接到通知，安排他到上海舞蹈学校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当时《白毛女》的指挥是陈燮阳大学的第一位老师樊承武，他去了之后成为常任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又结合了芭蕾的技巧，故事情节早已深人人心，所以经常作为招待外宾的经典剧目。陈燮阳说：“我们带着它去过朝鲜、日本、法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

1972年，两百多人的《白毛女》演出团访问日本。那时中日尚未建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第一次那么大的团体到日本访问，更是一次有名的芭蕾外交。“那时候日本右翼势力还是很强的。我记得为了防止右翼势力的破坏，松山芭蕾舞团的几位演员都拿着沙包，戴着手套，坐在乐池中。这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大事件。”1973年中美关系松动，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上海用《白毛女》“招待”他们。陈燮阳对《白毛女》早已滚瓜烂熟，指挥时根本不用谱，整场都是背谱指挥。费城交响乐团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无法想象如此庞大的舞剧居然可以一丝不差地刻在脑子里，这场演出让整个费城交响乐团激动和震撼。陈燮阳表示：“对同一曲目的反复排练演出，大大提高了我对作品音乐内涵的理解，丰富了我音乐表达的层次。直到现在我指挥《白毛女》，都可以不看曲谱从头到尾背诵下来。舞蹈配乐对节奏的要求非常高，也训练了我对节奏的把控能力，这对指挥来说至关重要。”

而在指挥《白毛女》十多年的时间里，陈燮阳也开始反复思考，中国的音乐那么美妙，如何才能让全世界听到？

推广中国作品

国际乐坛崭露头角

观察陈燮阳的指挥，除了有那个年代极好的指挥技术外，“顺”是最大的特点，他棒下的音乐总是有着很好的流动性。他自己也说：“我要求我指挥的音乐像泉水一样流出来，而不是像纳鞋底那样把线拉出来，更不是挤出来。”陈燮阳的音乐人生自上学开始，亦可谓顺风顺水。而这“顺”背后，既来自于陈燮阳自身能力的过硬，也是他抓住时代潮流、敢为人先的结果。

改革开放，陈燮阳的机会来了。

1978年6月，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执棒中央乐团在北京举行交响音乐会，并在对外友协礼堂举办了指挥艺术讲座。来自全国各地的指挥家云集北京，成为当时乐界的盛事。陈燮阳说：“看了小泽征尔的指挥，我浑身发痒！”“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中央乐团急需青年指挥的加入。1980年，老团长李凌邀请陈燮阳指挥中央乐团，于3月7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演出第191期“星期音乐会”，指挥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等作品。他终于走出了舞剧的“大坑”，站在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开始全新的艺术征程。

1981年9月，陈燮阳应美中艺术中心邀请赴美考察，师从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进修指挥课，指挥多个美国乐团演出。在美国的学习让陈燮阳打开了眼界，“我基本上白天听排练、去图书馆和乐谱唱片商店，晚上听音乐会。忙得不亦乐乎，也乐在其中。”看伯恩斯坦排练，和祖宾·梅塔聊天，去小泽征尔家吃生鱼片，陈燮阳于艺术风格上得以博采众长，在音乐生活中也更深地体会西方的音乐文化。

同年12月14日，陈燮阳第一次在美国指挥纽约现代音乐演奏团举行的现代中国作品音乐会。在给国内的信中他写道：“演出非常成功，也许许多观众是第一次接触真正的中国音乐，那鼓掌是热烈的。演奏员们和经理对我的指挥也很满意。有的队员说，‘你是所有指挥过我们的乐团中最优秀的指挥之一。你的手势、你的要求，我们都能了解。’”

翌年8月，陈燮阳成为第一个在美国阿思本音乐节(第33届)执棒的中国指挥家，他指挥阿思本青年交响乐团演出了奚其明的芭蕾组曲《魂》、莫扎特《D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D大调第二交响曲》。音乐会受到听众长时间的欢呼和鼓掌，奚其明的《魂》自此一炮而红。现代小提琴“教母”陶乐丝·迪蕾到后台向他热烈祝贺，陈燮阳被乐评人评价为“阿思本音乐节最出色的指挥”。在后台，陈燮阳被乐队演奏员、听众、华侨、留学生包围了，他深深地以自己能为祖国争光为荣。在美国修习一年期满后，陈燮阳在返国途中，先后与菲律宾国家交响乐团、檀香山交响乐团和香港管弦乐团合作举行交响音乐会，受到各地听众热烈的欢迎和赞赏。从此，陈燮阳闻名遐迩，一方面经常到世界各个国家演出；另一方面，他也以更大的热情与信心，继续投身推进中国交响乐发展的事业。

京沪两地跑

政艺一肩挑

回国后，陈燮阳从上海正式调任北京的中央乐团。为了能把他从上海调来,中央乐团首任团长李凌三番五次给中央写信。李凌在多次观看陈燮阳排练后曾说：“中央乐团有一种习惯，外国指挥家来指挥，大家比较谨慎认真，思想比较集中，困难的乐段也肯花功夫，演出效果常常比较好。对本国的指挥情况就不同了，因而指挥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中央乐团对陈燮阳的排练是认真的，他们觉得他有艺术，有激情，比较准确、有重点，效果容易实现和巩固，指挥与队员之间合作也比较融洽。”陈燮阳在中央乐团执棒的音乐会都取得了热烈的反响。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由全国千余名演员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指挥组一共5人：严良堃、聂中明、胡德风、徐新和陈燮阳，陈燮阳是其中最年轻的。

1984年12月，陈燮阳担任中国历史最长的、国内一流的上海交响乐团团长，他励精图治，致力改革。在美国的学习经历中，陈燮阳发现国外交响乐团多是由音乐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后，他大胆提出将上海交响乐团由团长负责制改为音乐总监负责制。1986年，陈燮阳成为上交首任音乐总监，这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紧接着，他又在全国推出了第一个交响乐团音乐季，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2000年新世纪伊始，陈燮阳又开始“京沪两地跑”——兼任中央歌剧院院长的行政职务，直至2003年离任。

在执掌上交23年中，陈燮阳共指挥演出844场正式音乐会(不包括商演、政治任务和指挥其他乐团)，演出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134人，作品涵盖民乐、交响曲、管弦乐、协奏曲、舞剧、交响合唱等，指挥上演的国内作曲家新作有近200部，占了他音乐会的41%。陈燮阳演出了上海交响乐团作曲家朱践耳的绝大多数管弦乐作品，并推动乐谱的出版与唱片的录制。除此以外，陈燮阳不但首演了不计其数的西方经典名作，还两次带领乐团录制了《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成为独立录制“贝交”的第一位中国指挥家。

“引进来，走出去。”陈燮阳在国内交响乐团中率先引进国外优秀演奏员，解决了上交此前铜管声部薄弱的问题。他带着上海交响乐团走遍世界，巡演日本、美国、德国等十余个国家及地区。2004年6月20日，陈燮阳在上交125周年时带团于柏林爱乐音乐厅进行专场演出。这是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国的交响乐团，这也是乐团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2008年7月5日，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伯恩斯坦诞辰90周年乐季闭幕式”，这场音乐会后，这位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的伯恩斯坦”的指挥大师卸任乐团总监，上交陈燮阳时代正式宣告结束。而这之后，陈燮阳的艺术之路仍在蓬勃地继续。

好人陈燮阳

艺术之旅在继续

伯恩斯坦是陈燮阳的偶像，而伯恩斯坦与卡拉扬的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他生活中的平易近人。陈燮阳的性格也如偶像般随和亲切，以至于一提到“陈大师”，合作过的乐师们的反应皆是“陈大师是一个好人”。需知这样的评价是不容易获得的。

所谓“仁者寿”，陈燮阳从来不想做乐队的“皇帝”。“指挥是靠整个乐队的演奏来共同完成音乐的再创作，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陈燮阳说，“我用心来指挥，乐手们心悦诚服，我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气场，感染台下的观众。”不仅排练中，生活中陈燮阳也处处为乐团与乐师着想。20世纪90年代初，外地毕业来沪的演奏家没地方住，只能住在简易棚里。陈燮阳为他们一个一个地到市里打报告，终于让他们有了安居之所。1993年，陈燮阳提出打破“铁饭碗”，推行全员聘任合同制，根据职称决定工资，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为了乐团的发展，2004年陈燮阳甚至亲自接下“君再来黄酒”广告，并把100万元的广告费一分不剩地全部捐给乐团。新冠肺炎疫情中，陈燮阳还将30万元以党费的形式交给了上海交响乐团。

除却交响乐指挥，陈燮阳的民族管弦乐指挥造诣在乐界亦有目共睹。他可谓指挥民乐最多的交响乐指挥。1998年春节，中央民族乐团在金色大厅举办第一场中国民族音乐会“虎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奥地利国家电视台、欧洲卫星三台等5家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的盛况。

第二年，陈燮阳率领中央民族乐团再现“金色辉煌”，从维也纳金色大厅出发，将中国民乐的魅力散发在柏林爱乐大厅、科隆爱乐大厅、慕尼黑赫尔库勒斯音乐大厅、丹麦皇家广播音乐厅等举世闻名的音乐厅。

从上交退休后，陈燮阳的音乐生活依旧忙碌，除文章开头列举的客席演出外，陈燮阳还于2016年担任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8个月完成建团，半年后启动国际巡演，不到一年半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不到两年便开创国内交响乐团举办专业作曲比赛的先河，不到两年半在联合国总部奏响中国农历新年音乐会……成立六年来，苏州交响乐团的成绩有目共睹。

下个月，陈燮阳还将执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上演自己演出次数第二多(第一为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这也是他从艺五十周年音乐会选择的曲目。舞台上的陈燮阳依旧激情四射，祝愿这位大师的艺术生命蓬勃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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