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音乐的经典化

音乐关乎盛衰，所以古人格外重视音乐。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就有了乐官，管理音乐事务，教育未成年子弟。到了周代，形成了完整的乐教体系，“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详细规定了乐教的具体措施、内容及所应达到的教学目标。

我国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大学教育——成均教育的音乐被称为六乐，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周礼-春官-大司乐》）。《云门》《大卷》，也称《云门》，传说是黄帝时的音乐。郑司农注“六乐”说：“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殚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韶》，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实际上，《庄子》的《天运》《至乐》记载黄帝音乐为《咸池》，《吕氏春秋-古乐》亦同。班固《汉书-礼乐志》《白虎通-礼乐》改正了《周礼》的说法，将黄帝乐作《咸池》。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六代音乐才正式确定下来。

六乐最初的目的是祭祀神祇，即娱神。古人认为，神祇高兴了，就能够获得庇佑，无灾祸发生，这是巫觋时代典型的文化特征。《大司乐》载：“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周人祭祀是分层级的，使用的音乐也不能乱，这是六乐最初的功用。周公制礼作乐以后，音乐担负起教育的职能，蜕变为培养贵族子弟人格的手段。掌握与欣赏音乐成为周代君子的必备技能和基本素养。《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向师襄子学习《文王操》，能够从琴声里辨别出文王的形象，其琴艺深湛程度可见一斑。为了教学的需要，三代音乐开始具象化，更加注重音乐内涵的教化意义，也是音乐经典化的开始。《论语-八佾》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为舜的音乐，《武》是周武王的音乐，前者通过禅让获得政权，后者则是通过暴力开启了历史。孔子是礼乐秩序的倡导者，周武王虽救民于暴政之下，毕竟是征伐，故有不足之意。孔子如此评价与季札观乐“至矣”“美哉”的批评出现了审美取向的偏移，即脱离了音乐的艺术欣赏，更注重人物道德价值与历史贡献，富含历史感与思想性。

汉代六经已无《乐经》。在礼乐经典化时代，残存于儒家典籍中的古乐，也进行了经典化的阐释与改造。《礼记-乐记》以为：“《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这是儒家经典对于三代音乐最早的解释，也是经学性质的阐释。《吕氏春秋-古乐》记载，黄帝乐《咸池》，尧乐《大章》，舜乐《九招》，也就是《九韶》，禹的音乐为《夏籥》九成，即为《九夏》。《乐记》解释的就是黄帝、尧、舜、禹音乐名称的内涵，至于音乐如何演奏，基本无从知晓。

西汉末期，出现了谶纬之学。谶纬家流于术士，学术背景复杂，学术修养参差不齐，对于古乐的解释出现了通俗化、神秘化的倾向。《乐动声仪》谓：“《韶》之为乐，则穆穆荡荡，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万物壮长。”《乐记》释《韶》为“继”，《乐动声仪》说：“舜继尧之后，循行其道，故曰《箫韶》。”宋均在注《箫韶》时，充满了随意性，“箫之言肃，舜时民乐其肃敬，而纪尧道，故谓之《箫韶》”，完全做到了通俗化。至于黄帝乐《咸池》，宋均说：“咸，皆也。池，音施。道施于民，故曰咸池。池取无所浸，德润万物，故定以为乐名。”纬书的阐释与特定的具体人物相联系，做到了具象化、历史化，晓畅明白，浅显易懂，其伦理教化意义远大于经学阐释的意义。推而广之，文献上有记载的古代帝王，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音乐。《孝经援神契》载：“伏羲乐名《扶来》，亦曰《立本》。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少昊乐曰《九渊》。”《孝经钩命决》曰：“伏牺乐为《立基》，神农乐为《下谋》，祝融乐为《祝续》。”“颛顼乐曰《六茎》，帝喾乐曰《五英》。”（《乐动声仪》）“汤之时，民大乐其救于患害，故乐名《大濩》。護者，救也。武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故乐名《武》。武者，伐也。”（《春秋元命苞》）甚至四夷都有了自己的音乐。“南夷之乐曰兠，西夷之乐曰禁，北夷之乐曰昧，东夷之乐曰离。”（《乐稽耀嘉》）又云：“东夷之乐曰昧，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侏离，北夷之乐曰禁。”（《孝经钩命诀》）班固说：“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华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勺是酌的古字，濩又作護（护），招即韶。而四夷之乐，也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南之为言任也，任养万物。昧之为言昧也，昧者，万物衰老，取晦昧之义也。禁者，言万物禁藏。侏离者，万物微离地而生。”班固将谶纬的郢书燕说郑重其事地写进了《汉书?礼乐志》《白虎通义》，前者是历史典籍，后者被视为东汉的国宪，经纬合流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被强化。

杜佑《通典》不加分别，直以为历史上实有其乐，在阐述乐的历史沿革时道：伏羲乐名《扶来》，亦曰《立本》，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黄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总结得非常全面，然而真假莫辨，一部制度史，也是文化史，就这样“层累地造成”了。

周代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六乐教国子，致祭乎鬼神，这是音乐最初的功能。周代的乐教是以音乐为主的礼教，是由歌诗、音乐、舞蹈组成的体系性教学过程。六乐作为技能，掌握在世守的乐官手中，随着礼乐体系的崩坏，诗乐结合的教育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乐教演变成单纯的诗教；诗歌的音乐功能逐渐丧失，成为独立的以文字传世的经典。周礼损益夏商之礼，周人继承的前代音乐，缺乏相对明确的记载，即便是令孔子迷醉的《韶》乐，也是在齐国听到学到的。显然，除了宋人以及其他殷遗民保存的商代音乐，上古音乐已基本不存。周代学术经典化之后，上古音乐却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出来，几乎我们所知道的古帝都有了自己的音乐，而且是体系性的，我们大可以判断出其中的有些古乐纯粹出于虚构。这样的复古之风出现在西汉末叶以及东汉初，上古音乐命名中体现出明确的经典教化意义以及谶纬内涵。这些虚构的古乐与真实的古乐一起，被汉儒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念编制出理想的音乐体系，呈现出符合当世审美观念以及伦理价值的特点，其对汉代的文化重建以及精神重构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洪军，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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