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东生:民乐60年 教育领跑

建国60年来，民族音乐艺术教育的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民族器乐艺术教育更为突出，它孕育和托举了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图为作者朴东生）

    学制化 民乐教育从弱渐强

    学制，即有严格政策规定的年限、学科、内容等规范化的分类。我国民乐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学制化依然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的。5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些音乐院校，但无论数量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都微乎其微。

    1954年，沈阳音乐学院前身，东北鲁艺———沈阳音专率先成立民乐系。相比之下教学实力也较雄厚、学科也较齐全。如：曹正、赵玉斋（古筝）、朱郁之、杨雨森（二胡）、宿英（扬琴）、顾梅羹（古琴）等先后任教。随后，西安音乐学院也成立民乐系，王沂甫（扬琴）、高自成、周延甲（古筝）、鲁日融（二胡）等先后任教。中央院、四川、武汉等相继成立了民乐系，师资力量也较雄厚。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正式成立，将“民族器乐系”列为重点学科。至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民乐专业各学科已形成了较为系统化、健康发展的态势。

    随着学制化的不断完善，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发生了十分可喜的巨大变化。学历、学位、学衔等也在逐渐规范与健全。

    专业教师的学衔也随之完善。50年代学制化初创时期，除零星教授外，基本上都称呼为教员、老师。如今已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形成一支庞大的师资队伍。在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教师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教师。

    低龄化 高素质人才层出不穷

    青少年和儿童接受新鲜事务的能力越来越敏锐，反映在接受音乐教育上更为明显。20年前考附中和本科是什么标准？现在是什么标准？入学的门槛逐步加高，技术要求越来越难。人才更新换代的节奏加快了，音乐和其它艺术学科相比更加明显，而民族乐器与其它乐器相比更为突出，而且文化、乐理等综合素养也相应提高了准入条件。

    可以认为民乐学科的人才涌现，正朝着高素质、低龄化的走向快速发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除专业艺术教育而外，社会艺术教育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因。专业院校入学的门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艺术教育的成果修筑加高的。

    随着学制化的完善，艺术教育的成果也取得了十分壮观的辉煌成就。以文化部主办的“文华艺术院校奖”全国民族乐器演奏比赛（已举办三届）为例，每届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一届比一届的演奏水平有大幅度提高。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比赛，而是通过比赛这种形式对民乐教学成果的检阅。当然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各类赛事，都是催动人才成长的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民乐人才辈出的新时代，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景象，而且内在质量的提升更令人刮目相看。从这些成果也可以看出学制化取得的辉煌成就。没有学校这个摇篮和学制化的严格要求，不可能涌现这么多的人才。
魔力化 演奏技法更上层楼

    演奏技法的巨大变化，是新的历史时期民乐艺术发展过程中最为醒目的亮点。这一演奏现象是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的，而且不是几件代表性的乐器，而是所有学科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包括打击乐、中阮、笙等等。开拓新技法、探索演奏的可能性、挖掘每件乐器的表现性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思想解放、更新理念，需要大胆创新、敢于突破，而且要做得实用、有声有色。  

    一种新技法的开发、实验、认同。如果不通过编入教材、纳入教学予以推广，也不会赢得更广泛的认同。学制化的完善是民乐艺术繁荣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现列举一些优秀的民乐作品。

    二胡———从刘文金的《长城随想》到王建民的一、二、三狂想曲，从移植《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到移植《引子与回旋》直至严洁敏委约留学欧美的现代作曲家的新作品；古筝———快速指序的开发，从王中山的《溟山》到王建民的《西域随想》。琵琶———刘德海教授别开生面的一批琵琶新作品《一指禪》《天鹅》《童年》等；竹笛———从冯子存的《喜相逢》到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到唐建平的《飞歌》；打击乐———从李民雄的《龙腾虎跃》到绛州鼓乐《秦王点兵》以及安志顺的《老虎磨牙》《鸭子伴嘴》等等。

    总之，演奏技法的创新与突破是健全的学制化带来的重要成果；是民乐演奏艺术繁荣发展最有代表性、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它不是仅限于专业学科的提高而且对乐队建设和民乐创作都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60年的民族器乐艺术教育带动了民乐各学科的飞跃发展，从演奏、表演、教学、创作、乐改、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的飞跃发展，是民族器乐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最为辉煌的发展期。这一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而巩固、发展这一成果的任务更加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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