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民乐的西方征途

中国民乐的西方征途

     虽然中国民乐已在欧洲主流音乐厅轮番上演，但“占领”剧院只是外在形式的扩张，民乐与欧洲主流观众的对接仍然存在巨大的隔阂

     本刊记者/杨时(发自比利时)

     “我们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民乐，希望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一直居住在哈塞尔特的老人马修·劳尔斯这样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普通本地观众，马修和两位朋友一起坐在第三排，面前的舞台上有乐手正在为扬琴调音。

     这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旁边的一座小城，中央民族乐团欧洲巡演“中华风韵”音乐会的首站落地于此地的音乐厅。这次演出是中央民族乐团借在比利时举办的欧 罗巴利亚艺术节之机，响应中国政府“文化走出去”的策略，并借此到其他国家巡演。这也是中演公司第四次率该团出国巡演。

     12年前，中央民族乐团首次访问欧洲，把中国民乐植入金色大厅，而直到今天，欧洲观众对于这个遥远国度的神秘音乐仍然所知甚少。

     跨界东西方

     魏育茹怀抱着中阮走上舞台，她身上的白色长裙绣满了红色的中国牡丹，台下响起了礼貌的掌声——典型的中国穿着和神秘的东方乐器，这一切都符合欧洲观众的期待。

     第一个音符响起，观众们就会感到这并不是纯正的中国民乐。这个命名为《云南回忆》的中阮协奏曲充满了推弦和揉弦的技巧，让这段乐曲弥漫着西方风格，听起 来，中阮像极了吉他。随着乐曲渐进，乐队开始了漫长的铺排，为中阮积攒着情绪，而与西方交响乐队不同的是，背景的弦乐都由胡琴奏出。观众们聚精会神地盯着 舞台，他们仍在对比着这支中国乐队与自己熟悉的交响乐队有怎样的区别。这些观众并不知道，这场音乐会中的一些曲目是特意为欧洲观众设计，融入了当代性和西 方音乐的元素。

     “欧洲观众对于中国民乐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对于在欧洲的演出曲目还是做了设计，拿来了当代的东西。”

     魏育茹开始激烈地扫弦，干净的切分让乐曲充满律动，打破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缓慢和悠扬。第一首曲子结束后的掌声代表着欧洲观众对于如此改编的认可。有人小声议论，“听起来不是那么东方。”

     接下来的曲目同样有跨界东西方的讨巧。著名音乐家谭盾创作的二胡协奏曲《火祭》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先声夺人。8位乐手站在观众席的两侧，乐曲开始的瞬 间，凌厉的唢呐从观众周围响起，观众们纷纷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像谭盾的很多作品一样，《火祭》同样注重新奇的结构和形式。二胡放弃了长线的旋律，而是与 乐队一起制造氛围。响板和唢呐伴随着乐团成员制造出的诡异人声，在剧院中迅速形成了一个神秘主义的声场，把观众包围在一片原始祭祀的幻象之中。

     这是乐团的“阴谋”，他们企图以这样的方式在瞬间激起欧洲观众对中国民乐的兴趣。“我们既要把传统的东西继承下来，也要用西方现代的理念一起创作，展示给欧洲观众。”乐团团长席强说。

     下半场的音乐与前半部有着明显的分野，回归更为传统的曲目和表演方式。对于这些曲目，乐团显得更为得心应手，观众也能明显感觉到气氛的转换，开始跟随节 拍晃动身体。直到最后一首添加了民族打击乐前奏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像大多数新年音乐会结束时的惯例一样，所有观众一起打起节拍直到演出结束。

     音乐会结尾的热烈氛围正如12年前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时一样。那时是中国民乐首度访问欧洲。
#p#副标题#e#      “金色大厅”的诱惑

     1998年中国旧历新年。

     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新年音乐会。这是由文化部支持，由一家策划公司全程策划的演出。“我们想做一种尝试，也是受到国际乐团的启发。”席强对记者说，“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搞新年音乐会，我们就想中国民乐能不能也以一种相对通俗的方式和欧洲观众交流。”

     那一次的乐团指挥与此次欧洲巡演一样，是陈燮阳。这位曾经指导过香港中乐团的指挥家在那之前，从未与中央民族乐团有过接触。“他们找的我，我都不知道他 们要在金色大厅演出这个事。”陈燮阳对记者说。12年前，乐团选择指挥，考虑了三个因素：第一，要有一定知名度；第二，必须是专业指挥；第三，要熟悉民 乐。

     与乐团初次合作的陈燮阳并不知道乐团可以演奏哪些曲目，一切都是尝试。帮助乐团运作演出的策划公司邀请了被称为“歌剧泰斗”的音 乐评论家普拉维对中国民乐做现场讲解。在赴欧之前，普拉维特意飞往北京，考察乐团乐器、观看排练。“排练《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时候，我原本是按照西方交响 乐队的版本排练的。普拉维教授和我说，你们应该做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版本。”陈燮阳对记者回忆。于是，才有了如今加入中国板鼓、小锣作为前奏的混搭版本。

     彼时，中国本土并不了解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运作方式，在大众心中那只是一个音乐圣殿的符号。而那一场演出的策划也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大众心理。主办方带领了 40多位记者并且与中旅合作组成300名观众的乐迷团共赴维也纳。包括中央电视台以及奥地利当地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对演出进行现场直播。除此之外，主办 方仿照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标准规格从意大利圣雷默购买了海量鲜花。那一次高规格的策划使得这场民族音乐会迅速在中国国内成为大众话题，由此拉开了中国乐团 赴金色大厅演出的序幕。

     1998年和1999年，中央民族乐团两度赴金色大厅演出后，开始频繁出访欧洲。而随着评论家普拉维的去世，再无具有如此盛名的学者续任讲解中国民乐。中国民乐与欧洲民众接轨的企图只能依靠演出的缓慢积累。

     中国民乐在金色大厅首次演出的火爆反响，刺激了大批国内乐团走向维也纳，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学生乐团。人们开始了解，这个久负盛名的音乐殿堂并非高不可攀 ——除金色大厅自己主办的演出季有极高的门槛外，所有档期都无限制对外出租。因中国乐团对其“镀金功能”的迷信，金色大厅为中国乐团普遍开出4万欧元/天 的天价租金。这类演出也因水准参差而饱受诟病。“现在到金色大厅演出的团确实良莠不齐。”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对记者说。

     12年之后的此次欧洲巡演，中央民族乐团再度将金色大厅设为一站，作为中国一次生肖轮回后的呼应。虽然中国民乐已在欧洲主流音乐厅轮番上演，但“占领”剧院只是外在形式的扩张，民乐与欧洲主流观众的对接仍然存在巨大的隔阂。

     中国民乐的外困与内忧

     “中国民乐已经在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尝试把中国民乐和西方音乐融合在一起。但是让西方听众了解中国民乐，还有太长的路要走。”20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民乐的荷兰汉学家高文厚在演出现场对记者说。

     对于中国文化，西方民众只有表面认识，而承载着中国历史的民乐对于西方听众来说过于艰深。他们从中国民乐中听到的更多是对东方的猎奇。而中国民乐本身的创作、经费以及乐团体制也都是横亘在音乐与受众之间的沟壑。

     中央民族乐团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乐团之一，编制超过100人。每年由政府拨款不足900万。国家经费只够负担乐手基本工资以及退休人员开销。和海外类似 体制的乐团相比，中央民族乐团的经费只有海外乐团的十分之一。很多乐手都被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中国民乐团高薪挖走。“(流失)在海外的这些乐手都足够一个 民乐管弦乐团了。”席强无奈地说。

     除国家拨款外，中央民族乐团收入的六成来自商业演出，各企业庆典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乐队成员则大都在学校任教以获得额外收入。有人戏称，乐团对于乐手只是副业而已。

     场次众多的商业演出和教学让乐团很难有精力进行创作和排练。虽然在近两年内，作为团长，席强开始向作曲家委约民乐新作，但能在艺术上成功的作品十分鲜见。旧民乐与现代审美的脱节、新作品的匮乏，成为中国民乐难走出的瓶颈。

     与西方交响乐的宫廷化背景不同，中国民乐来自民间甚至底层，雏形最早只是民间的自娱自乐，缺乏完善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后由政府扶植的民乐团，在体制上 逐渐与市场脱节，在大众娱乐选择众多的时代，民乐已无可奈何的成为被人遗忘的艺术。四五年前，由流行唱片公司打造出“女子十二乐坊”，自创“新民乐”的标 签，引进电声乐器并改编流行音乐，一炮而红。但这只是外在包装的商业成功，显然中央民族乐团这样的国家院团无法进行复制。国家民乐团自身的体制桎梏、经费 短缺和创作乏力都成为与市场融合的限制。

     经过多年的欧洲巡演，中央民族乐团开始尝试民乐与西方音乐混搭。例如，由指挥家陈燮阳改编的歌剧《图兰朵》片段，利用民族乐器重构西方经典歌剧。但是否能得到西方观众的认可尚不得而知。

     虽然在此次欧洲巡演中的一些重要城市，观众自发购票已近五成，但到现在为止，中国民乐进欧洲的演出大多由政府主导，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探路，非真正的商业演出。中国民乐对于西方观众依旧充满神秘，这来自古老东方的音乐与西方观众的对接仍然路途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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