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默:艺术和名气从来不是一回事

克莱默在德国电影《春天交响曲》中扮演琴圣——帕格尼尼。

吉顿·克莱默近影（均资料照片）

克莱默与他的合作者——女钢琴家阿格里奇。

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早年在为年轻的克莱默上课。

本报记者  施雪钧

     题记

    当身材高大的吉顿·克莱默背着那把1730年的瓜内里名琴“前·大卫”、拖着行李箱走进浦东机场宽敞幽静的咖啡厅时，我有点吃惊。满脸黑白相间的络腮胡子已告诉我，这位当今世界小提琴名宿，今年六十有二了。

    很多人记忆犹新。在德国电影《春天交响曲》中，“怪侠”克莱默扮演了19世纪“遭人诅咒的魔鬼”——琴圣帕格尼尼，瘦骨嶙峋的身材，宽脑门大嘴巴，眼中放射着奇异光芒，仿佛帕格尼尼再世。异样的长指在琴弦上起落如飞，琴技“火花四溅”，令人炫目，赞叹不已。

    此时，克莱默微笑着。那样子，并不像传说中的古怪。稀疏的头发，面庞中充满着富有个性的棱角。他猿臂大手，十指交叉握成拳头放在胸前，飘逸的眼神，安静得有点可爱。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个非常低调、永远将自己隐藏在音乐后面的人。”

    在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中，克莱默有“怪才”及“魔鬼”之称。有关他脾气乖戾的报道常见报端。这位前苏联头号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高足，自1980年在国际乐坛露面后，他身上所具有的艺术家素质，精湛的演奏技艺以及独立思考的艺术见解，很快在乐坛上声名鹊起，奠定了自身的地位。他把音乐发展中涌现的一切新鲜花样都裹进自己的腰包，变成自家的本钱，被卡拉扬称之为当代最杰出的小提琴家。

    与伟大的前辈一样，克莱默演奏的作品范围极为广泛，他的演出节目单上，几乎涉猎了从维瓦尔弟到现代派勋伯格等作曲家的全部小提琴名作。而他最大的优势是，能轻松地将风格差异大、时间跨度远的作品，演奏得无比精湛和完美。几十年来，克莱默为世界几大老牌唱片公司录制了一百多张唱片，并荣获了“德意志唱片奖”、“厄内斯特·冯·西门子音乐奖 ”、“德意志联邦功勋十字勋章”、“2000凯旋奖”（莫斯科）以及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等殊荣。

    于是，采访克莱默成了一件难事，这位行程永远忙碌的小提琴家，似乎从不愿让人接近他，除了音乐之外，没人知道的更多。

    今天，“怪侠”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我们得以近距离接触。而两天之后的11月18日晚，他将与他的波罗的海乐团，在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音乐会。

一  “让上海观众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克莱默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显得平易可亲，没有丝毫大牌架子。

    “这些年，我在唱片中听你的音乐，在DVD中看你的现场演出，今天，我与你面对面，见到的是你一张幽默的脸。”我对克莱默说。

    这位前苏联的拉脱维亚人习惯性耸了耸肩，两手一摊，笑意布满了那张机灵和儒雅的脸上，丝毫不见车马劳顿的疲惫。

    三年之内，克莱默三次来到中国。2005年12月4日与2007年10月26日，克莱默带着他的波罗的海乐团，分别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了音乐会，那两场音乐会，给现场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位乐迷说：“我还记得当晚大师与乐团演奏了一位爱沙尼亚作曲家的作品、奥斯卡配乐大师罗塔的《弦乐协奏曲》及一组名为‘永远的春天’的联奏，这些曲目深深触动了灵魂。演出结束后，我发现自己眼眶是湿润的。”

    上海观众们的热烈回应，也给克莱默留下美好的印象，大师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两年前临别时，他向主办方东方艺术中心表示今后一定还来上海演出。今年，克莱默11月的巡演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先后在名古屋、东京、北京、香港、吉隆坡、台北等地演出，上海之行原本安排在11月底，但主办方希望克莱默调整行程，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于是，音乐会时间最终确定在11月18日。克莱默说：“呵呵，我抓住了艺术节的尾巴，让上海的观众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采访克莱默，气氛轻松得像是在聊天。期间，他时而幽它一默，时而甩出几句金子般语言。

    “我是作曲家的仆人，为作曲家服务，也愿意为作曲家和听众的沟通做些什么！”克莱默说。他那睿智的大脑中，除了音乐，还有赋有哲理性的思想……

    记者：你多次到中国演出，中国年轻的音乐家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克莱默：我每次到中国都是匆匆一瞥，很遗憾，还没能潜入中国的“海底”去。上次难得有机会在中国待上两个星期，我与我的朋友一起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由于我对中国了解并不多，我没有发言权。很多事物，只有在了解很深透的时候，我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包括对中国的听众和同行。我与我的乐团到中国两次，给我的印象是，每次都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与厚爱。这样不好，很容易沦为成功的牺牲品。

    作为一个音乐家，我不是只看评论怎么说而去演奏，我心里有自己的标准，那就是自己在音乐会结束后的第一感受。此外音乐厅声响也给予我灵感，几年前，我觉得东方音乐厅的声音有些干，第二次感觉声音热烈了一些；还有就是舞台灯光，过去我从不注意灯光，后来它也带给我灵感。上海观众很有修养，非常安静，这有助于我们将思绪集中在音乐里。（幽默地笑着）也许，在音乐会上，我自己的噪音更大。在音乐厅里，观众如果很安静，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动都停止了。

    观众和演奏家的作用，很难说清楚，我不知道，是观众的安静让演奏家思绪更集中呢，还是演奏家演得好才让观众更安静。我认为，演奏家与观众的交流很重要，任何演奏家对声音十分敏感，观众中有人讲话、咳嗽、拿东西的声响，都会影响到演奏家。当然，观众中也总会有一些非常敏感的人，他们也受到干扰。所以，观众与演奏家的互动确实很重要。

    有时候，总有这样一种情况，当你想把最好的东西掏出来时，观众好像听不懂，不领情，这在国外也一样。钢琴家施纳贝尔曾经说：“一场不好的音乐会后，观众也会热烈鼓掌。”不幸的是，有些大腕不见得是真正的大艺术家，但是他们的演奏却总能获得成功。

    记者：其实，你说的问题很容易理解，因为，天才与世界沟通有他的特殊管道。音乐家感觉到了，而观众却没有感受到，所以不领情。

    至于你所说的“有些大腕不见得是真正的大艺术家，但是他们的演奏却总能获得成功”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媒体宣传过于将大师、明星“神化”，我想，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

    克莱默：正因为这样，观众有时候得到的是一些错误信息，对他们的偶像盲目崇拜。现在的观众，总是受到媒体和唱片公司的误导，只有真诚喜欢音乐的爱好者，他们才能找到真正的音乐。听众中，有的是跟着上帝的法则在听，而有的则很不幸，跟着魔鬼的法则在听，认为琴拉得特别响、特别快，才是好的艺术。还有人认为，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人，就是好的。这都是媒体的作用。

    我的建议是，真正爱音乐的人，让自己的心远离宣传攻势。让心独立，与真诚在一起。

    记者：在上海有你无数忠实的乐迷，相信他们家中都收藏有你的唱片。另外你与东方艺术中心有着很好的合作，这次到上海演出，有什么话想告诉你的乐迷们？

    克莱默：我真的非常喜欢上海的乐迷，否则我怎么会第三次来这里呢？上海乐迷所感动我的不仅仅是他们对于音乐的热情，更是他们对于音乐的开放态度，一种包容的气度。我希望这次在东艺的演出，可以更好地加深与乐迷之间的关系。

二  我有一种“药”，使我保持着心中的热情，那就是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

    几十年来，克莱默不知疲倦，终日在世界各地忙碌着。有人戏称他是“漂泊的荷兰人”——生活在一艘永无宁日的幽灵船上。尽管有时候，他也曾想歇下来，彻底放松一下自己，不再忍受羁旅之苦和录音之累。

    可有什么办法呢？他好像是为音乐而生的，没了音乐，他便没了生存的价值。这种信念与生活方式，注定他一生将为之付出所有一切。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现在，他对音乐的热情，还保持着三十年前时的心态。

    记者：你在制定音乐会曲目时，是如何选择的？

    克莱默：准备独奏音乐会的曲目，总是很具挑战性。通常，有两个因素我需要考虑，一是在什么国家什么城市演，二是要有观众熟知的、最知名的、感兴趣的，而且能让演奏家们融合的曲目。我的原则是在音乐会上能给听众多些启发性。因此，这次音乐会的曲目，我们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讨论，最后经过舍弃后才决定的。

    记者：在伟大的作曲家中，哪位对你影响最大？

    克莱默：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演奏当代和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如果问哪些作曲家对我的影响大，那就是舒伯特、巴赫、舒曼以及我录过最多唱片的贝多芬，当然，我经常还演奏俄罗斯的作品，比如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作品。不能忘记的还有海顿，尽管他的作品不多；还有维瓦尔弟的作品，在过去25年中，我经常演奏他们的作品。

    当然，马勒、贝尔格、施尼特克等人的作品，也都是我常演的。我常常认为，选择音乐会曲目，是件很困难的事，就像吃中国菜一样，面对一桌子丰富的美味佳肴，想吃的菜有很多，但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些菜，选曲目也一样。年轻的时候，我拉了很多浪漫派的东西，维尼亚夫斯基、圣桑、帕格尼尼等。现在，我的演奏更注重的是精神化的东西，比如舒伯特晚期、贝多芬晚期的作品。

    记者：你现在演奏一部作品，感觉与年轻时代有什么不同？

    克莱默：人到六十，与年轻的时候拉琴不同了。年轻时我得过很多奖，那时比较注重炫技性，像在小提琴上演杂技。现在，我则更注重用音乐表现出人类灵魂的东西。我越来越感到，同样演奏贝多芬的作品，现在我感到远比演奏帕格尼尼的东西难得多。年轻时我演奏巴赫的作品，录过音，几年前我又重新录了音，感觉完全不一样，根据漫长的人生经历，我产生很多过去没有感觉到的新想法，录制作品中，我更多地体现出新的感受。

    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现在的理解与年轻时不同，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你今年已经60多岁了，而小提琴是一项炫技性很强的艺术，你有没有感觉到生理机能对你的挑战？克莱默：我一直在探索一种方法，但是还没有找到。幸运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感觉到年龄对我的限制，也许将来会有。直到现在，我感觉我对音乐的热情，还保持着三十年前时的心态。有时候，巡演使我感觉非常疲劳，不愿去想巡演中的一些具体事物，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音乐，马上就能唤醒我的热情，疲劳状态就消失了。

    我有一种“药”，使我保持着心中的热情。那就是我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与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起。当然，中国有什么“药”，我还不了解。

    我认为，年轻人有一种在成长中逐渐成熟的渴望，我与年轻人一起演奏，我从他们身上同样得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同事中有些人，对年轻人有种歧视，似乎有点看不起他们。而我的“妙药”就是与年轻人在一起。

    我在精神上、情感中总处于一种状态，那就是一直在寻找音乐的神在哪儿？这总比假装已经知道的要好得多。因此，我每一次演奏，或与他人合作，都觉得对自己是一种新的挑战。

    记者：我本来想问你为何喜欢挖掘现代派的东西，听了你这一番话，我觉得答案已经有了。（克莱默开心地笑了）

三  音乐，不是服务自己的一个虚荣品

    记者：你的老师是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依斯特拉赫，他哪些方面让你的一生受益？

    克莱默：我想第一是，大卫告诉我，音乐家要服务音乐，服务于作曲家，而不是服务自己的一个虚荣品。有些音乐家觉得音乐非常了不起，因此开始自我膨胀。另外，我从大卫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是，永远要尊重别人的兴趣和想法，而不是我认为怎样。他一生的行为举止，一直实践和遵循着自己说过的话。

    记者：你是如何做到“在处理听众的兴趣、忠实于作曲家的作品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这一难题的？

    克莱默：我想，我的回答肯定不如你的问题好。我的理解是，永远要尊重作曲家内心试图想要做到的事情，尊重自己的个性，而不要一味地去迎合观众，或者用某种音乐以外的方式去吸引观众。因此，在选择曲目时，我会选择能演奏得更好的那些曲目。这就像买鞋，大家都说好，我就去买一样。

    有些音乐家，对某部作品并不熟悉，甚至没有把握，但在选择曲目时，总是看观众的喜欢，因为那样，他总会获得成功，这是完全错误的。记者：你的演奏，过去肢体语言很夸张，旁若无人地歪着身子、大幅度摇晃，样子很独特和怪异，而现在的演奏却和过去判若两人，这意味着什么？

    克莱默：这是你说的，因为我看不见自己，所以完全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在演奏中，内心和过去一样活跃。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表现自己这一问题。我一直将乐器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演奏是我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自然延伸。

    记者：你创办的维也纳罗克豪斯音乐节已经有26年历史。在古典音乐非常商业化的今天，你对音乐节的最基本理念恰恰与之相反，能坚持下去吗？参加音乐节的世界众多知名音乐家又怎么看？

    克莱默：对于当下的音乐大环境，我不得不感到担忧，整个市场似乎总是热衷于去迎合大多数人的欣赏口味。但艺术和名气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随波逐流的平庸见解终将被闪耀着个性光辉的理念所打败！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如过眼云烟般的流行明星也注定将被湮没于其间。

    记者：罗克豪斯曾教导每位音乐家，音乐并不与名气、财富和事业相关。我感兴趣的是，罗克豪斯是一位怎样的音乐家？他的思想又是如何影响了你？对现代的音乐家又有什么意义？克莱默：罗克豪斯的存在就如同是沙漠里的绿洲一般，他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本我追求，从不屈服于任何关于票房、市场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不一样的音乐，然而许多极具个人色彩的作品或作曲家总被人忽略。对我而言，罗克豪斯始终提醒着我关于音乐的本初信念——音乐是我们内心情感的表达，我们所处时代的象征。

四  相信中国观众会爱上室内乐

    记者：在古典音乐领域，室内乐是一道精致的大餐，可在古典音乐升温的中国，观众似乎还没体会到它的美妙，不知你两次在中国演出中感觉到没有？真正让听众喜欢，是不是有个过程？

    克莱默：我觉得室内乐是各类音乐形式的精华所在，作曲家所创作的最美的音乐往往都是室内乐作品，比如说弦乐四重奏。我觉得大家应该试着进入室内乐的世界，而且当你真正用心地去欣赏室内乐时，你绝对会被它的魅力所折服，并深深沉溺于此。我相信伴随着欣赏水平的逐渐提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爱上室内乐。只要打开心扉，室内乐从来就不是那么陌生、遥不可及的！

    记者：其实，目前在中国音乐界，乐评家们一直在呼吁和引导，希望音乐学院、专业乐团能重视室内乐的演出，引导观众登堂入室，建立起观众群。大钢琴家傅聪就对我说过：“室内乐是皇冠上的一颗宝石。”在中国，要在音乐大众中培养一批欣赏室内乐的观众，还需要时间。

    克莱默：我非常希望，我能为此作些努力或者为此做些什么。

    记者：演奏室内乐对年轻的音乐家来说是最好的锤炼，可我们音乐学院的学生与专业人士并不热衷，甚至在一些音乐学院的教学中也常常被忽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传授？

    克莱默：我想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我当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也不怎么喜欢演奏室内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念逐渐改变。我发现能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同伴们一起演奏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而且那些经由罗克豪斯改编的乐谱实在是令人爱不释手。我建议所有演奏家们都应该投身于室内乐演奏中来，并且越快越好。音乐为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不是要去争夺奥运会金牌，或者是像马戏团一般杂耍作秀。我觉得室内乐对于一个人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有着极大的帮助！

    记者：你演奏的曲目，经常有很多新的尝试，比如加入时尚的元素，甚至和电影的流行元素相结合，你从流行音乐或者时尚元素中感受到了什么？严肃音乐中融合流行元素又意味着什么？

    克莱默：我非常反感当下时髦的“跨界”一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趋势，尽管表面上看“跨界”确实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群。最好的音乐只有在其被原汁原味地呈现时才是最具说服力的，就像巴赫的那些独奏作品。而“跨界”就像是毒药一般，是一种赚钱机器，我们必须远离它。我们所要做的是去诚心演绎作曲家创作的音乐，然后带有个人风格地去诠释它们。

    关于流行文化，我们要区分清楚哪些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而哪些是由泡沫堆积出来的偶像明星，这些都与真正的艺术无关。

    记者：作为世界上有成就的小提琴大师，音乐给你的生活、事业、家庭带来了什么？

    克莱默：音乐就是我的生活，我从未想过任何关于音乐事业以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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