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谋杀古典音乐唱片产业

廉价的跨界音乐对于已经日落西山的古典艺术没有任何好处。跨界不是古典乐复兴的助力，而是一种古典乐安乐死。 

50年前，在披头士风潮尚未席卷世界之际，全球卖出的每5张唱片中有一张是古典乐。30多年前是数字唱片的彩虹黎明期，古典唱片占全球唱片销量的百分之十。10年前，古典唱片已经跌到百分之三，且颓势不断。

这看上去已经够阴惨了，但还没见底。在美国，一个过气摇滚歌星比利·乔（Billy Joel）创作的钢琴音乐竟然登上过“古典乐”排行榜；在英国，拉塞尔·沃森（Russell Watson）曾经占据排行榜前两名，他用棉花糖般曼托瓦尼式的腔调在足球场上演唱流行民歌和冰激凌咏叹调。

这些便是当代古典乐的核心。如果古典唱片排行榜要遭到如此跨界杂交的大清洗，毫无疑问古典乐销量会跌破百分之一，古典唱片产业会关门大吉。

过去10年中，古典唱片品牌的缓慢下沉如今已经变成了全线清洗，跨国公司总裁们为了令自己高达6位数的薪水听上去更合理，不惜采用疯狂过度开采 的手段耗尽商业资源。EMI耀武扬威地推出了保罗·麦卡特尼爵士的伪古典钢琴小品；DECCA从流行货架上发掘出了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 （Andrea Boccelli），并将70高龄的娜娜·穆斯库莉（Nana Mouskouri）重新包装成一位古典女神。

DG本是高眉艺术的裁判者，却让歌剧男中音布赖恩·特菲尔（Bryn Terfel）挤眉弄眼去唱电影配乐，让瑞典女高音安妮-索菲·冯·奥特尔（Anne-Sofie von Otter）跟完全不着调的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合作二重唱。假使艾尔顿·约翰爵士没有从唱片界退休，他那些键盘挽歌肯定会成为古典品牌竞标大战中人人觊觎的抢手货。

造成古典唱片业基因污染的始作俑者是索尼古典。索尼古典当年的掌门人是一位前管弦乐团公关彼得·盖尔伯（Peter Gelb，如今是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他打算“重新定义古典乐唱片品牌……回归古典音乐作为听众情感体验的理念”。

结果，他最伟大的意外成功便是比利·乔的古典重生，此人在25年中卖出1亿张唱片，对公司老板来说的确可以算是相当的“情感体验”。乔14岁时 目睹披头士乐队在艾德·苏利文（Ed Sullivan）的节目上抢尽风头，于是受到刺激才情迸发，在1977年与The Stranger乐队一同创造历史，录制了当年最卖座的唱片。他赢回的格莱美奖可以摆满一书架，是摇滚名人堂中的大人物。

但是他最后的辉煌是十几年前的《梦之河》，于是唱片公司决定让比利·乔重回童年挚爱的肖邦和舒曼，开始为独奏钢琴写些小型华尔兹和幻想曲。他的 《幻想和妄想》（Fantasies and Delusions）由英籍韩国钢琴家朱亨基（Richard Joo）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录音，制作人是风风火火的古典达人史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该曲向伟大的维也纳作曲家们致以了过度的敬意，但也许最大的致意是对那位疯癫怪异的法国作曲家艾里克·萨蒂（Erik Satie），尤其令人想起他的墙纸音乐（musique d'ameublement）。这种音乐不会令任何人停留，大概只除了棕榈餐厅休息区的男管家。

索尼古典曾热烈推出一条标语，用明星光环来“推动古典市场”，然而其理由听上去像战略本身一样空洞。它们推出过多明戈与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的二重唱，瓦内莎·威廉姆斯（Vanessa Williams）与夏洛特·切奇（Charlotte Church）的二重唱，约舒

华·贝尔（Joshua Bell）和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为一个班卓琴乐手伴奏，还有最具魅力的大提琴家马友友演奏电影音乐、探戈、乡村乐和西部音乐。那时只有新人希拉里·韩（Hilary Hahn）的两首协奏曲和芬兰作曲家艾萨-佩卡·萨洛宁（Esa-Pekka Salonen，也是索尼古典花名册上硕果仅存的指挥家）的一套管弦乐作品可以算作古典作品。

所有这一切并无罪过。我们是自由市场，一个唱片公司自然有权利牟取利润。跨界音乐不会导致癌症，也不会腐蚀年轻人——如果仅仅是因为年轻人把零用钱都花在暴力的说唱乐上，到死也不会听什么标着“古典”的玩意儿。所以，何害之有？

请随便看看哪家唱片店，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比利·乔们和拉塞尔·沃森们所做的，是烧掉所谓的古典唱片公司的市场预算，只要他们的大名出现，就 会掏空严肃音乐的宣传养料，占据货架空间和各大排行榜。跨界不是古典乐复兴的助力，而是一种古典乐安乐死。比利·乔带着他对高雅音乐的热爱，却为古典录音 产业的棺材板敲上了一颗大钉。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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