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 聂耳故居:历经沧桑 为国而歌

编者的话

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人们在感叹国歌终于有了法律保障的同时，也由衷缅怀国歌词曲作者田汉、聂耳。本期假日生活走近二位艺术家的故居，探寻他们与国歌的故事。

田汉词 礼赞义勇军

血肉筑起新长城

本报记者  王比学

走近田汉位于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金花村茅坪的故居，牌匾上“田汉故居”四个黑底金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

整个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青瓦白墙，占地面积545平方米，分前后两进，东西厢房。1898年3月12日，田汉出生在这里，并在此生活了18个年头。2005年在原址上修缮并对外开放，目前是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步入大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在正堂屋的田汉半身铜像。堂屋左边是田汉出生的房间，陈设简朴，窗外是一片农田；右边则是田汉祖父母家。一进的两侧房屋现已作为田汉生平事迹陈列室。

田汉少年时代很不幸。他9岁丧父，只能和两个弟弟靠母亲纺纱织布艰难度日，但他从小就表现出对戏剧的热情。1911年，田汉参加学生军后，根据传统折子戏《三娘教子》改写出了他的处女作《新教子》，描写汉阳战阵亡军人之妻教育儿子继承父志的故事。那年，田汉13岁。

1916年，18岁的田汉在舅父易象的资助下到日本留学，先习海军，后改学教育，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戏剧。如今，望着那当年田汉去日本留学时携带的木箱，仿佛看到了少年田汉一腔热血，东渡扶桑深造的身影。

田汉侄儿田海雄回忆：1922年9月，田汉从日本回国后，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搞创作。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当时，南国社戏剧运动影响和引导了一批热血青年奔向反帝反封建战场。

1930年至1937年，是田汉一生创作最旺盛、最多产的时期。话剧《乱钟》《梅雨》，电影《民族生存》《风云儿女》，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都创作于这一时期。他还与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创作了大量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1934年，田汉撰写知识青年参加抗日义勇军战斗的故事，创作出《凤凰涅盘图》剧本梗概，他为该剧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夏衍回忆，田汉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1935年2月田汉被捕入狱，夏衍接手将该剧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因搁置了一段时期，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夏衍请人把看不清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只改动了两三个字，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完成后改名《风云儿女》。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成为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

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抗日救亡的深切体会。1933年春，日军打到了长城脚下，我军在喜峰口用大刀手榴弹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血溅雄关，重创日寇。当年3月，田汉随上海慰问团赴抗战前线体验生活，这种真实而残酷的英勇事迹，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写出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样的时代强音。

田汉侄女田邵阳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66年，她陪伯父去看电影《东方红》，当银幕上出现工农大众手挽着手高唱激动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时，“透过窗帘的一丝光线，我看到伯父正默默听着，还不时地低声吟唱，脸上露出了笑容，手和着节奏轻轻地打着拍子，内心是那样激动和兴奋。”

长沙县委书记曾超群动情地说，国歌是共和国的象征，国歌词作者的故居不能被人遗忘。作为田汉故乡人，我们有义务将田汉故事讲述给后人听。长沙县将以打造田汉戏剧艺术文化园为契机，开展国歌之父田汉家乡系列纪念活动，将田汉故里打造成为“文化十旅游”的示范镇，以提升长沙县的文化软实力。

走出田汉故居，屋外的桂花树和香樟树透着勃勃生机。一阵风吹来，耳边阵阵“知了！知了！”的蝉叫声，似乎在提醒人们不能忘却这段记忆。往事如烟，唯有国歌永远留在人们心里，并代代传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小贴士·交通

从长沙黄花机场驱车20分钟，经过田汉大道即可到达。

聂耳曲 歌颂民族魂

谱写中华最强音

本报记者 张帆

甬道街是昆明市五华区一条有名的老街，康熙年间设云贵总督府，府衙门前就是甬道，甬道街因此得名。官宦商贾们奔走于这百米多的街巷，当年的喧哗仍可想见。

1905年，一个叫聂鸿仪的中医大夫带着家小从老家玉溪来到省城，租住在甬道街73号，开了一家名为“成春堂”的药铺。1912年2月15日，聂鸿仪最小的孩子出生在这间药铺里，这个取名聂守信的男孩，日后就是众人皆知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

聂鸿仪所租住的甬道街73号，始建于1884年，是滇中一带典型的重檐店铺房，两层土木结构，一层为商铺，二层为住房。由于没有独立的门坊，进出需要取道一旁74号的门，于是后来的纪念者将73号、74号都视为聂耳的故居。2003年，聂耳故居成为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最近一次的修缮完成于2011年。

跨进甬道街74号窄小的门，映入眼帘的是聂耳身着西装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青年音乐家眉宇清朗、目光沉毅，宽厚的额头和饱满的嘴角，透出边地青年的淳朴和热情。照片下面是一个书页形状的木展板，左边是朱德的“人民的音乐家”题字，右边是关于聂耳生平和贡献的简介，这个仅有23岁的生命是百年甬道街最耀眼的存在。

聂耳故居展出的实物不多，更多的是用图片展示聂耳在昆明、上海求学、学艺、谋生、入党、创作的情况。看完这些图文的介绍，观者在感怀聂耳短促而光辉的一生时，也常发出这样的惊叹：“一个从未进过音乐学院，两次报考均未被录取的年轻人，怎么能写出《卖报歌》《毕业歌》《开路先锋》《梅娘曲》等30多首脍炙人口，唱响大江南北的作品，继而谱写出中华民族最强音的？！”

从故居展示的关于聂耳早年生活的图文中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母亲是孩子最早的老师。聂母彭寂宽是一位玉溪的傣族妇女，她常把民间故事《安安送米》《柳荫记》改编成唱词，配以当时、当地流传较广的玉溪灯调唱给孩子们听。可以说母亲就是聂耳的第一位音乐启蒙老师。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聂耳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浓厚的兴趣，兴趣激励着他在音乐之路上疾行。聂耳8岁时学吹号，10岁时跟邻居邱木匠学吹笛，随后又学会演奏二胡、三弦和月琴，就读省立师范学校时，又向音乐老师张庾侯学会了拉小提琴、弹钢琴。展室里，一张聂耳学吹号的照片十分传神——小男孩右手持号，脸微上扬，嘴里含住号管，腮帮鼓起，双眼低垂，一副陶醉的模样。

生活是最重要的老师。虽然没有进入音乐学院接受正规的训练，但聂耳很早就明白了艺术源于生活的至理。幼年时聂耳常到茶楼听滇剧清唱，逢年过节，去看村民演出花灯、对歌；到了上海谋生，还让家人帮助搜集云南“小调、洞经调、山歌、滇剧牌子”等，这些经历在情感认同和创作手法方面为聂耳成长为一名为大众悲欢、为民族存亡歌咏的人民音乐家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虽然坐落在一座著名旅游城市的核心区，甬道街似乎不在众多游客的旅游攻略里，前来参观聂耳故居的人也不多，这或许跟甬道街周边正在进行的老街改造工程有关。据介绍，改造工程有望提速，工程完工后，这里能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包括聂耳故居在内的昆明老街的风貌，成为一份留住昆明历史、留住民族声音记忆的厚重遗产。

小贴士·国歌小史

《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被选为国歌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为1935年发行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她诞生后的十几年里，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扬，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40年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的一个音乐厅，演唱了这首歌，第二年他还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凯旋之歌曲目中，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作品而列入其中。

1949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但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有人建议歌词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先生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安不忘危”的思想，何况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经历各种艰难困苦。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拍板同意歌词不改。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即将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其正式定为国歌。

——据《中国人大》

《人民日报》（2017年09月02日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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