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坛巨匠、学界楷模贺绿汀

李定国

【作者简介】

李定国 音乐制作人，乐评人。曾策划、组织过许多有影响的大型音乐活动。二十多年来，在上海的主流媒体及全国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几百篇有关音乐的短文和评论。文章曾被新华网、人民网、报刊文摘、作家文摘等转载。

德高望重的人民音乐家贺绿汀，在长达近七十年的音乐创作中，始终“替时代高歌，为人民呐喊”。并留下了《牧童短笛》《游击队歌》《森吉德玛》《晚会》等一大批各个时期的不同题材、样式和风格的传世佳作。

在贺老主持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他又把学校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顶尖的音乐人才。

在“文革”动乱中，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贺老更是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节操，堪称学界楷模。

(一)

作为音乐制作人，我能成为一代音乐大家贺绿汀老人的忘年交，是人生一大幸事。当年，我和胞弟李建国及同道们共同策划、组织、举办的《世界名曲大汇唱》《中国名曲大汇唱》《三军歌唱家音乐会》《著名歌唱家音乐会》等一系列重大的音乐活动，都是在贺老的直接指导、关心和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

记得《中国名曲大汇唱》演出前夕，四十几位各路歌唱家齐聚沪上。但就在此时，出现了人为的干扰，公演甚至可能夭折。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去贺老家求援。贺老知道缘由后，十分气愤，并说：“这么好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活动，是一定要办好的。”……正因为贺老的出面干预，此次演出才逢凶化吉，成为上海乐坛乃至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大盛事。

贺老的晚年，我是他泰安路寓所中的常客。因家父李佐华与贺老交往甚笃，他待我如同亲人。我甚至不需预约、通报，能随时登门造访。而我每次到访，贺老总要亲自为我倒水沏茶，还常让我分享他的点心，如遇饭点，也定会留我就餐。这些都使我这个小人物，颇感诚惶诚恐。和贺老相处久了，他崇高的人品和艺德，深深感染、影响着我。在他身上，总能感受到无限的温暖，更能汲取到无穷的力量。贺老对音乐的许多醍醐灌顶般的见解和教诲，是我策划、组织音乐活动的基调，更是我音乐写作永远追求的方向和境界。

贺老的生活很简朴，三餐以稀饭、面条为主，佐以鱼和蔬菜，有时也会尝尝家乡带来的腊肉。他的点心更简单，不是白煮蛋，就是面包片蘸着花生酱。贺老年事已高，衣着都以轻暖为主，内衣经常缝缝补补。而贺老却把工资的很大部分和音乐创作的稿酬及香港百代唱片公司汇来的版税，全部用于家乡的筑路、架电线、办学校，支援当地贫困的乡邻等等。贺老虽然住在国家分配给他的一幢小洋楼里，但有一年的盛夏，酷暑难熬，贺老的两个女儿自掏腰包，赶紧给他的书房安装上空调，这才使他安然度过此夏。

(二)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贺老生前捐赠的《游击队歌》手稿，首次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出。那几页已泛黄的乐谱，仿佛在默默地叙述着这位音乐巨匠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在上海的音乐和电影圈，已大名鼎鼎的贺绿汀，放弃优越的生活，毅然加入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用音乐、文艺的形式，唤醒、鼓舞国人抗日救亡。贺老的第一首抗日救亡歌曲，就是为塞克作词的《全面抗战》谱成大合唱。此歌在当时抗战中心的武汉三镇，轰动一时，到处传唱。

演剧一队从上海一路辗转演出，来到晋察冀边区。沿途，贺老目睹了中国军民浴血抗敌的悲壮场面，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英勇气概。当年，贺老在参加广州起义时，曾写过一首《暴动歌》影响甚广。如今，他更想写一首人民军队抗击日寇的作品。

在酝酿、构思这部未来的作品期间，这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寝食难安。贺老当年参加各种战斗的画面和此行的所见所闻，不断地在脑海中闪回、定格。好多天，贺老绞尽脑汁，彻夜不眠，沉浸在创作之中。一日深夜，贺老突然灵感出现：枪声和人影正幻化成旋律和节奏，一连串的音符，在不断地喷涌而出，成为抑扬顿挫的乐句。贺老自己也仿佛与神枪手一起，进入密密的树林和高高的山岗……作品的音乐形象，跃然纸上。就这样，流淌在贺老心底的《游击队歌》词曲，一气呵成。

《游击队歌》的曲调工整无瑕。无论其乐句的音韵，还是歌词的平仄，抑或节奏的变化和调性的对比，甚至整首作品的起承转合，都是那样的自然、流畅，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刻意而为的痕迹，显示其炉火纯青的作曲功力。在轻快、愉悦又刚毅的旋律中，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能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游击队歌》的首演，是在山西临汾刘庄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贺老亲自指挥演剧一队的演员，纵情高唱。那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歌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朱总司令听后，连连赞扬：“写得好，写得好。”

《游击队歌》通俗易唱，很快就在人民军队中广为传唱。后来，贺绿汀又谱写了《嘉陵江上》《垦春泥》《中华儿女》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

(三)

1903年7月20日，一代音乐巨匠贺绿汀，降生在湖南邵阳东乡马王塘的一个祖辈务农之家。父亲贺生春请人给其起个大名：贺楷，号：抱真。但很多年后，已到上海国立音专求学的贺楷，目睹了外面风云变幻的世界，断然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贺绿汀，希冀祖国能成为和平安详的“绿洲”。

贺绿汀在中国乐坛的崛起，缘于他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1934年5月，俄籍钢琴大师齐尔品，委托上海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出面举办一次有奖“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的活动，要求“来稿者必须是中国人”、“需有中国风味”、“曲体不限、作法不论”，但“长度不得超过五分钟”的钢琴小品。

贺老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这是一个能展现自己音乐才华和抱负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心绪久久难平。贺老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牧牛的悠闲时光。这也成了他此次创作的题材。进入状态后的贺老，此时，无论眼帘还是脑海，全是那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则是那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

那时，贺老借住在襄阳南路84号一家裁缝铺的三层阁上。此屋矮小且不透风，夏日热得没法进去，更不可能放架钢琴来试奏作品的效果了。因此，贺老只得一大早趁太阳还未出来，就从晒台爬到瓦面上写作。就这样，经过多日的断断续续，一首清新脱俗、卓而不群的钢琴曲，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经过反复斟酌，才把新作定名为《牧童短笛》。几天后，贺老又陆续创作了钢琴小品《摇篮曲》和《思往日》，用这三首曲子去应征。最终，贺老的《牧童短笛》一举夺魁，他的《摇篮曲》也获名誉二奖。

获奖后的贺老，用二百大洋的奖金，买了一架“精艺牌”钢琴。从此，这架钢琴成了他音乐生涯的伙伴。如今，钢琴已捐赠给了贺老的安息地“福寿园”，在那里永远地陪伴着他。

《牧童短笛》的成功，也开创了中国音乐创作“洋为中用”的先河，奠定了贺绿汀在中国乐坛的地位。当年他翻译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一书，原本已被商务印书馆打入冷宫。但就在贺老获奖见报几天后，对方突然通知贺老：译稿已通过审阅，即将付印，而且还给予世界名著的规格。不久，齐尔品带着《牧童短笛》去世界各地巡演，当地的媒体对此作好评如潮，于是它的乐谱也在各国出版。

(四)

1932年春，聂耳随明月歌舞团去武汉公演时，邂逅了正在那里休学当音乐教员的贺绿汀。两人初识，便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从此结下莫逆之交。

翌年初秋，贺绿汀重返音专学习，在上海与聂耳重逢。此时，聂耳在上海电影圈已声名显赫，作品等身。但这位无师自通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他一直想找一位专业老师，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因此，贺绿汀热心地为他介绍音专的白俄教授阿富夏洛穆夫，教他作曲技法和钢琴。就这样，每周一课，聂耳从不缺席，一直坚持到离开上海东渡日本为止。

1933年的深秋，聂耳得知贺绿汀因经济拮据而准备辍学回家的消息，急邀他来家长谈……

聂耳把原本已列入自己创作计划的两部影片：《船家女》和《马路天使》，请贺绿汀来作曲配乐。这样既解决了他的经济来源，得以在音专继续学业。又能使他开辟一条新的音乐创作之路。那时的默片已过渡到有声电影，音乐已成为影片的重要部分。聂耳为电影《桃李劫》和《大路》所配插曲：《毕业歌》和《开路先锋》已传遍了北国南疆，正在唤醒亿万中国军民的斗志和激情。贺绿汀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便欣然接受聂耳的盛邀和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贺绿汀谱曲的《马路天使》一炮打响。影片中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在街头巷尾，妇孺皆唱。影片也成就了第一次担纲女主角，日后成为一代影后的“金嗓子”周璇。极具天赋的周璇，在贺绿汀悉心点拔和谆谆教诲下，对歌唱的技巧、音乐的理解和作品的把握，有了质的飞跃。为此，周璇对贺老一直心存感恩。在以后的几年间，贺绿汀又陆续为《十字街头》等二十多部进步影片谱曲，社会影响广泛。

(五)

新中国成立后，贺老重返母校，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正值创作高峰期的贺老，从此把所有工作的重心完全转向学校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之中。

贺老上任伊始，便在海内外不拘一格的广罗人才，使一所原本百废待兴的旧学校，出现了蓬勃的生机。还旋即设立了原本没有的民乐系，并在声乐和作曲系中，分设民族教研室。由此可见，贺老对民族音乐的重视和情感。

在贺老先进的办学理念指导下，上音先后设立了附中、附小，体现了现代音乐教学的合理和科学性。贺老在学术和教学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和洋为中用”。用人则更注重：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唯才是举。在贺老的引领下，那时的上音，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又硕果累累。

1958年，贺老为了促进中国民族声乐更好地发展，率先在上音开办民族声乐班。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少数民族青年中的歌唱好苗子。在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后，二十多名各族青年脱颖而出。他们中的才旦卓玛、何纪光、傅祖光、古兰、高娃等，都成为中国的民歌大家。

1963年的春夏之交，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文章。贺老本着以正视听的善意，撰文指正。不料，不久后的“文革”，贺老因此受到残酷迫害，甚至家破人亡……

贺老劫后余生、重见天日后，以更大的激情，继续谱写着不朽的旋律。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仍一直致力于整理自己过去的理论、学术著作和一些管弦乐作品总谱的修改，准备重新录音和结集出版。

1998年的寒冬，贺老因年高体弱，只能在华东医院度过。原本准备来年开春回家，但此时，病情开始恶化，最后不省人事。有一天，贺老突然睁开眼问陪伴在旁的小女儿贺元元：“是谁在唱《四季歌》、《天涯歌女》?”这是贺老弥留之际的最后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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