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是一项最严谨的艺术 指挥家黄飞立访谈

《音乐爱好者》, 2006(5):14-17

黄飞立先生是我国老一代指挥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亦是新中国指挥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今年正值黄老九十寿辰,而由他亲手创建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也度过了整整五十个年头。今年春节后．在指挥家学会的年会上,会长徐新和秘书长俞峰宣布,要在今年的适当时机为黄老九十寿辰和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成立五十周年搞一次纪念活动,这个建议得到了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我当时也在现场,看到黄老德高望重且神采奕奕的神态,心中立即产生了采访老先生的想法,由于我与黄老住得很近,故大有“近水楼台”之便,于是便在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步入黄家,与老教授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景：黄先生，今年是您的90寿辰，可以讲，指挥事业伴随了您一生，我们这代人都知道，您是中国指挥艺术的泰斗，又是中国指挥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使您迷恋上指挥，您早期是怎样从事指挥的。

黄：怎样迷恋的我也说不好，但想要创造音乐的欲望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再有就是当时我身边有一些实践机会，而这些机会促使我不由自主地走上了指挥艺术之路。上世纪30年代我在上海，有一个名叫黄永熙的人，他手下有一个中华基督教会合唱团，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圣乐团，我当时就在他身边，帮他排练合唱，也排练乐队。那时我是自己摸索，边看、边练、边实践，这算是我最初的指挥经历吧。

景：我记得您早年是学小提琴的，当年的小提琴演奏生涯是否也很辉煌。

黄：谈不上，我只是拉得还不错，离独奏家还差的远。我当时随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副首席戈索夫斯基学琴，他是一个白俄，琴拉得好，也很有修养，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乐团二提琴首席学琴，可以说，我的小提琴学习还是很正规的。

景：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您当时经常当“棚虫”为电影录音。

黄：那是经常的，我和黄贻钧、窦立勋、韩中杰、陈传熙等人一起，算是一个录音的专门小组，干过不少这方面的活儿。

景：您刚才提到的圣乐团是个什么性质的乐团，是具有经常性业务的团体吗。

黄：那就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个小乐队，这个乐队经常活动，当时上海音专的很多学生都在这个乐队中工作过，我记得陈培勋在乐队中拉过低音提琴，李德伦也在乐队中拉过大提琴。我当时经常指挥这个乐队，并与合唱团一起排过亨德尔的《弥赛亚》，还有一些感恩颂类型的宗教作品，我们一年至少要开两次具有一定规模的音乐会。

景：您一接触指挥就从实践开始，且很快就入门了，这里面一定有不少先天因素吧。

黄：我只是从一开始就对指挥艺术敏感，说先天因素谈不上，实际上努力观察和用心自学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当时经常观摩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那是一个很了不起且很有修养的乐团，里面的乐手许多都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演奏家，而指挥家帕器更是出类拔萃的大师，我通过观摩排练演出，从这个乐团乃至帕器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所从事的指挥事业是受益终身的。

景：您这么热爱指挥事业，早年却并未成为专业指挥，而是选择了音乐教育为职业，这究竟是社会动荡的原因、条件不成熟的原因还是自愿的原因。

黄：都有一些，但主要还是社会动荡的原因。抗战爆发后，上海被日本人占领，环境的巨变，使我必须重新选择生活和事业的方向，我当时决定与小提琴家章彦夫妇一起去重庆，但在路过福建时我却留在了福建音专，我在那里教小提琴，也兼一些指挥工作。抗战胜利后，我来到广州，在那里从事了一段合唱指挥工作。

景：我知道，您是早年音乐界中为数不多的留美学者，1948年赴美后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在耶鲁您学得是作曲理论，师从20世纪著名作曲大师保罗·亨德米特。请问亨德米特在教学中给您带来了哪些难忘的印象。

黄：亨德米特主要教我传统作曲技法，即我们常说的作曲“四大件”，他教学严谨，认真，但对人却很和蔼，至于他的现代作曲法，我也有所了解，当年我回国时带回了他的大作《作曲技巧》讲义，罗忠镕向我借去抄了一份，最后他在“文革”时期于牛棚中把这部著作翻译了出来。

景：亨德米特既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又是一位了不起的中提琴演奏家，您在与他的接触中，又没有机会看到或听到他拉琴。

黄：我一般和他见面时都是在上课，他给我们改题和讲解，看他或听他拉琴的机会是很少的，但又一次我却赶上了这样的机会，当时他给我布置了一个按照他所提供的主题写一个Cadenza的作业，第二天我带着完成的作业在教室里与同学们一起研究，我拉琴，大家听。正在这时，亨德米特进来了，他看了看谱就从我手中接过小提琴，说了句“我来拉”，就开始拉我的作品，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对老师的平易近人感动得无言以答，这也是我当面看老师拉琴的唯一机会。

景：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早期随亨德米特学作曲的中国人还有谭小麟。

黄：谭小麟是第二个，黄自是第一个，我是第三个。

景：黄自、谭小麟、黄飞立，您是亨德米特中国三大弟子之一呀，多荣幸，多了不起呀。

黄：哈哈！

景：黄先生，学成回国后，您在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工作，而1956年学院建立指挥系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的，您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可否说您是在有意实现您心中的愿望。

黄：并不是有意的。当时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央音乐学院决定建立指挥系前的一两年，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前身）邀请了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开办合唱指挥训练班，召集了全国各地的指挥人才集中培训，与此同时，中央音乐学院也邀请苏联专家巴拉晓夫办了一期合唱指挥训练班，一年来取得了不小的训练成果。在当时的情况下，院领导已经开始重视指挥专业，吕骥同志找到我，表示院里希望搞一个合唱指挥专业，我当时认真想了想，觉得时机似乎还不太成熟，但我通过观摩巴拉晓夫的教学与排练，得出的结论是我也可以教指挥。一天晚上，吕骥再次找到我，重又提出建立指挥系的事儿，我说这个系可以搞，但没人啊，我还在管弦系呢，吕骥果断地说，你现在就调出来，当指挥系主任，就这样，指挥系建立了。建系后，我请郑小瑛、沈武均、任策为最初的教师，买卖从此就开张了。

景：您终于名正言顺了，多年来从事指挥和指挥教育事业的夙愿眼看实现了。

黄：我的确热爱指挥艺术，迷恋它的创造性、迷恋它的丰富变化。我自认自己不是作曲的料，因此学作曲都是为了更好地搞指挥，有趣的是我正规学过小提琴、正规学过作曲，就是没有正规学过指挥，我的指挥知识和技艺都是自己“偷学”来的，是靠实践和研究积累得来的。

景：所以我觉得您的教学更具有个性，更具有中国特色，因为这些个性和特色都是在您多年刻苦钻研和兼收并蓄中得来的，它是将来形成中国指挥学派的一笔宝贵财富。

黄：我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指挥事业作了点贡献。

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建系50周年了，在这50年中，您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现今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指挥台上的中国指挥家，没有一个没有接受过您直接或间接的指导的，从指挥系的第一批学员汤先亮、徐新开始，到后来的邵恩、胡永言、水蓝、俞峰，几代指挥家的成长都凝聚着您的心血。现在来看，指挥系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全院教学成果最高的系之一，请问您是怎样看待和评价指挥系50年的业绩的。

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50年所取得的成果，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并非我个人所及。我认为指挥系的教学始终是本着严谨、系统、全面和坚持特色的原则来办学的。我这个人非常讲究基础，干什么都要打好基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学指挥必须要精通作曲理论，只有这样你才能弄懂作品的真正含义，我当年就是为了搞指挥而系统地学习了作曲理论，实践证明受益匪浅，因此我也同样要求学生做到这一点。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多年来以苏联严谨、科学、系统的指挥法为核心，兼取欧美各家之长，并结合中国特色予以完善，这就是我们教学成功的思路。

景：黄老，您今年已经90岁了，多年来您始终关心着中国的音乐教育及音乐表演事业，请您就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及交响乐、歌剧演出水平谈些看法。

黄：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偏差很大，只重专业，不重文化，只重技术，不重素质的做法还很严重，音乐学院的学生本来入学时文化课录取分数线就低，入学后又缺乏相对等的文化课教育，这怎么行，几年后培养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音乐家吗？现在人们动辄便大师大师的叫，而我看中国目前根本就没有培养和造就大师的环境，大师是什么？大师是优秀的为人品质、全面的文化修养，高度的敬业精神以及精湛的专业技术和扎实的理论基础相融合的综合性人才，而我们现在偏激的教育方式，是难以培养出大师级的艺术家的。至于交响乐团和歌剧院的演出水平，我认为仍然处在发展的阶段，现在谈与世界接轨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至今仍缺乏科学完善的体制、扎实系统的训练和长期艰苦的积累，以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来看，我们仍处在量的积累阶段，并没有达到质变的条件与程度。举例来说，目前我国的一些一流乐团，甚至连声部间的音色统一和彼此相融的平衡都没有完全做到，这还怎么谈更高的要求。交响乐要的是声部间，不同乐器间的亲切对话而不是粗暴对抗，我们的乐团还缺乏这种细腻的室内乐化演奏效果。

景：目前我国的一些乐团为了迎合某些不切实际的意志和想法，仓促上马，盲目搞大曲目而忽视基本训练，您认为这是不是急功近利的做法。

黄：太急功近利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毁了这个乐团而得不到任何好处，我不赞成这样做，自己也决不这样做。当年我帮助训练北京交响乐团就采用的是强打基础、稳步训练和循序渐进的做法，鉴于乐团当时较差的专业基础，我采取的是由浅入深，针对性很强的训练方法，以德奥古典作品为重点，逐渐培养乐手的技术能力和音乐感觉，三年时间内，这个乐团在质量上有了扎实的进步，我们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作为基础演奏好，很快就能够演奏瓦格纳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了。实践证明，只要耐心、细致、严谨而有计划，乐团的训练就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任何窃取捷径，拔苗助长的做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一条科学的准则。

景：北京交响乐团能有今天的成就，与您当年对他们系统化、科学化的培养训练有着直接的关系，您认为这种经验是否可以成为我国交响乐团发展建设的一个样板。

黄：北交的今天决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它的发展凝聚着许多指挥家的智慧、汗水与经验，我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给了它一些有益的帮助而已。我一直认为，一个有作为、有责任心且有能力的指挥家在训练乐队时，第一要严谨、第二要耐心，第三要会选择曲目，这就像看病一样，一要态度端正，而要细心诊断，三要正确开方，只有这样，病人的病才能治好，训练乐队也一样，以上三点做到了，你就能基本把握住乐队的脉搏，从而尽快地解决乐队所存在的问题，我反对不切合实际地为乐队安排曲目的做法，更反对借乐队为自己“练手”，我从不这样做，也不让我的学生这样做。

景：您认为目前我国严肃音乐的欣赏层面有多大，今后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

黄：我认为目前还很薄弱，尽管有发展，但只是一部分人有提高而已，而对于群众性的普及提高，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至于我们的交响乐团、歌剧院与广大群众在艺术交往上形成了一段真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要想解决好它，必须下决心从根本上努力，提高全民的素质教育，特别是青少年的素质教育，这就是根本。近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北京金帆交响乐团（北京101中学乐团）的创建、发展和培养工作，目前这个乐团已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应该说，从娃娃抓起，从培养青年入手，是提高我国严肃音乐欣赏水平的重中之重，因为这些年轻人一旦具备了全面的艺术素质，将来就能够成为严肃音乐的忠实听众，而再由他们发挥传带作用，就会最终形成欣赏严肃音乐的庞大社会群体。在这点上，我很钦佩李岚清同志，他提出了“交响乐、歌剧、芭蕾舞进校园的”重要指示，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决策，我们如果能够依照这个指示长期坚持下去，必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我本人希望在有生之年为此不懈地努力，也希望所有的年轻专业音乐家都能这样做，目前我的学生邵恩就接替我担任了金帆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景：谈些广泛性的专业话题吧，我一直都对指挥艺术深感兴趣，20世纪老一辈指挥大师是我的最爱，然我欣赏他们的指挥艺术都是从唱片和视盘中所获取的，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美国，想必亲眼见过许多大师的指挥吧。

黄：见过不少，举例来说，我见过比彻姆的指挥，他指挥德彪西的作品棒极了，我还见过斯托科夫斯基的指挥，那真是精彩纷呈，奥曼迪和他的费城乐团我听过多次，那声音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我现在还记得奥曼迪当时上台指挥时的情景，他从后台快步走上指挥台，向观众深鞠一躬，不等掌声停止，转身抬手后音乐就响了，那风度帅极了。除了这些大指挥外，我还在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过他的作品，甚至还坐在乐队中为海菲茨协奏过。

景：我真是太羡慕您了。然在我的意念中，20世纪老一辈指挥大师是登峰造极的，他们远比当今的青年指挥家更有持久的魅力，在卡拉扬、伯恩斯坦和索尔蒂后，我觉得在最高水平的指挥艺术上似乎存在着一个断档的趋势。

黄：这些老一辈大师的确伟大，我跟你说的那些我亲眼见过的老指挥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鲜明风格和魔力般的技法。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年轻指挥缺乏才能，而古典音乐发展上所遇到的一些障碍亦有着很强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现代青年指挥家的才能，毕竟现代社会是发展迅猛的经济社会，许多事情变得比过去复杂和难办，这样的大环境与上世纪那些老一辈大师所处的环境有着很大不同，故有些在所难免的情况。当然，巅峰过后的回落是有的，但潮起潮落都是正常的，而无论如何，音乐艺术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

景：最后请您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诫年轻的专业同行们，并道出您认为作为优秀指挥家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

黄：我只是以我的经验谈些希望。一 我一贯认为，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指挥家首先要学会做人，要正直、勤奋、宽厚、善良。人做不好，指挥家是绝对当不好的，因为指挥家这个职业，人格的魅力是巨大的。二 做一个好指挥必须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只会打拍子那不叫指挥，优秀的指挥家手上要有丰富的音乐，要学会把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对音乐的理解用双手完美地体现出来。三 要严谨、严谨、再严谨。对待作品、对待排练、对待演出都要不折不扣地体现出这个词的含义，因为指挥永远是一项最严谨的艺术。我只谈这几点，希望能与大家共勉。

景：黄先生，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我的采访。您所谈的一切，对于我国从事指挥专业的指挥家、指挥系学生及全体音乐工作者和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且终身受益的深刻教诲，我想，它一定会对今后我国指挥事业和指挥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您本身作为中国指挥艺术泰斗和中国指挥教育艺术开拓者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亦会影响着我国一代又一代年轻音乐家们的成长。最后，祝您健康长寿，青春永驻。再见。

黄：再见。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