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的领带 ——怀念柯辉先生

《北京晚报》2017年1月5日 徐尧

2016年12月31日，我四点钟就醒来了；开车行驶在莲石路上时几乎看不到什么别的车辆，只有厚重的雾霾裹挟着昏黄的路灯。我是来参加老柯的告别仪式的。柯辉老师在12月25日早上6时3分去世，这个消息震惊了中国的古典音乐界，虽然作为音乐评论家，老柯仅仅是以半个局外人的身份与人往来，但他却是如此地受到爱戴。音乐家们喜欢他在真心交往的同时也能心直口快，直言不讳；音乐爱好者们则仰慕他在谈论起音乐时的博闻强记，深入浅出。多年以来，老柯的声音成为了北京各大广播电台古典音乐类栏目的招牌，他的文章几乎在所有媒体上都能见到；许多年轻一代的音乐爱好者视他作精神导师，通过他的声音与文字学习成长。

即使在老柯离开一周之后，这件事对我来说依然有着一种十分强烈的不真实感，因为我已经太过于习惯听到他在音乐厅里热情地打招呼，在朋友圈里看到他看完音乐会之后的长篇大论，以及在听广播时不经意间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对于我来说，老柯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由于我们都热爱旅行，也都对阿巴多曾经执掌的琉森音乐节很感兴趣，因此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每隔一年共同去欧洲旅行，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8月。在过去的旅途中，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包括了德国的柏林、汉堡、吕贝克、基尔、莱比锡、德累斯顿与慕尼黑，奥地利萨尔茨堡与维也纳，瑞士包括琉森在内的众多大小城市，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及法国的普罗旺斯等等。我想，未来我在每次重回这些城市时，那个熟悉的声音一定会再次在我耳畔回荡。

老柯几乎从来不买旅行纪念品，最多在他喜欢的地方挑一两张明信片；而我正好与之相反，不论到了哪个景点都会买一些溢价严重的纪念品，于是经常抛下老柯自己在商店外面百无聊赖地等我。那天我们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这里安葬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遗骨。参观结束后，我照例一头扎进了门口的纪念品商店，不一会儿就嘻嘻哈哈地拎着个袋子出来了。我的“战利品”里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一条领带，上面印着圣托马斯教堂的logo：用“BACH”四个字母组成的教堂形状。当时我想，这个世界上也许找不到任何一条其他领带比它更适合戴去听音乐会了。然而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这条暗灰色的领带明显与大多数场合下的欢快气质并不吻合，以至于很快就不得不被弃用了。当时我还在遗憾地想，也不知能否碰到一个可以戴上这条领带的时机，也好顺便向小伙伴们炫耀一下这件并不那么常有的纪念品。

这样的一个时机，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到来了，这同时也是我30年的记忆里最灰暗的一天。我们在八宝山殡仪馆订到了最大的场馆之一，然而前来向老柯送别的队伍还是在礼堂外面延伸开来，包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等在内的音乐界赫赫有名的机构名称在环绕大堂的80多个花圈里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老柯生前的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在讲台上或者直播间里拿着话筒的样子，也有我在和他一起旅行时拍的不少照片，但唯独有些缺少的是他与家人在一起时的照片。相比每一位会为了他的离去而心痛的朋友来说，他的家人所承受的痛苦一定是成百上千倍；然而过度繁重的音乐评论、音乐广播、钢琴教学以及社交活动严重透支着老柯原本并不甚佳的身体，这也许是老柯以47岁的年龄过早地离开人世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我终于戴着那条与老柯共同在旅途中偶遇的领带，最后一次站立在他的遗体前时，我心里默念的是希望他能在天堂聆听到巴赫的音乐，并享受到真正的安宁。为古典音乐普及事业常年奔波劳累的老柯也许会享受那样的日子，但他也正是倒在了自己所热爱的音乐导赏活动中，也许当他永远沉睡的时候，会更享受这份渴望了多年的宁静。我想，对逝者最好的致敬就是继承起他未能完成的事业。对于蒙老柯言传身教受益良多的年轻一代音乐评论人来说，我们以更加有责任感的方式勤奋地写作，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对老柯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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