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维与寄明：作曲伉俪百年

1942年，瞿维、寄明夫妇在延河边合影（郑律成摄）

作曲家瞿维与寄明同岁，今年是他俩的百年诞辰。此时此刻，不朽的作品——耳熟能详的歌剧《白毛女》、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电影《凤凰之歌》《燕归来》《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等等，一曲曲一首首在我耳边想起。而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来更是越发亲切，因为它是今天每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必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与瞿维先生相识于1983年。那年市文联组织文艺家去安徽采风，期间上了黄山。同行的还有作家冯岗、艾明之、李楚成、费礼文，电影美术师韩尚义，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漫画家蔡振华、音乐家谭冰若等。想不到，66岁的瞿维先生竟还同我们小青年一起爬上了天都峰，领略了“鲫鱼背”的险峻。当然，我责无旁贷地充当了先生的护卫。也因这段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冒险”的经历，我与瞿维先生成了“忘年交”。面对这位享有盛名的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我自然没有放过他，采风七天，一有空闲，我们就沉浸于交谈中。他那不平凡的经历令人起敬、令人难忘。回沪后，瞿维先生邀我去了复兴西路上的寓所，也就在那里，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他的夫人、同为作曲家的寄明老师。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去寓所看望这对音乐界有名的伉俪。

出生于江苏，相识于延安

瞿维，1917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喜爱音乐和戏曲的他，读初中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的京剧爱好小组活动。1931年毕业于武进县中学（今常州市实验中学）。1933年随姑妈来到上海，进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美术和劳作。瞿维师从钟慕贞教授学习钢琴，打下了钢琴演奏的良好基础。在新华艺专期间，聂耳、冼星海成为他的楷模。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1938年5月于湖北宜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以音乐艺术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9年9月，经音乐家任光介绍，瞿维奔赴陕西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次年2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行的还有后来与他一起创作歌剧《白毛女》的作曲家马可。

而此时，有“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之称的寄明，早他半年来到了延安。1941年，两位同为江苏人，又是同龄的年轻人在这里相遇。寄明原名吴亚贞，江苏淮安人，1917年６月出生于苏州。来到延安之后，为了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改名为寄明。

上世纪30年代末，寄明在重庆川东师范

吴亚贞从小喜欢音乐，在中学求学的时候，已是学校业务乐队的骨干。中学毕业后，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这里她主修钢琴和琵琶。1937年毕业后，很有主见且有理想的她，告别家庭，从沿海深入内地，辗转于贵州和四川，先后在贵阳、达县的中学以及重庆教师服务团任音乐教师，并在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民族的苦难，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使她的艺术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聂耳和冼星海对她很有影响，她积极地宣传和推广两位作曲家的救亡歌曲，并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

1939年8月，吴亚贞怀着追求光明的决心，冲破层层障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改名为寄明的吴亚贞，1942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瞿维一起成为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教员。

钢琴成“红娘”，新歌剧诞生

1941年，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一位爱国人士赠给他的德国钢琴，转送给了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钢琴在当时可谓是珍贵的乐器。林伯渠同志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得知寄明称得上钢琴演奏家，于是便把她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了鲁艺。当时还规定，只有三个人有资格弹这架钢琴，其中两人就是寄明和她后来的丈夫瞿维。建国后，曾同在延安的音乐家黄准还回忆，“那琴，我们碰都不能碰的！”

在1980年第5期的《群众音乐》上，瞿维、寄明夫妇合写的《鲁艺的一架钢琴》讲述了当年这架钢琴的故事，文中两人共同回忆了他们当时如何把这架钢琴作为“武器”，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史实。当时，不仅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而且许多抗日将士都听过他们的演奏。寄明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伴奏，她演奏的乐曲曾鼓舞着很多革命战士奔赴抗日战场。

与此同时，这架钢琴也成了瞿维与寄明的“红娘”。1942年初，两人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结为伴侣。可惜远在常州和苏州的两老家家人都没能看到这喜庆的场面，直到解放后，两人才回到江苏探亲完婚。而极为珍贵的是，在延河畔，他们的好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延安颂》的曲作者郑律成为寄明和瞿维拍下了一张合影——两人穿着肥肥的棉衣棉裤，坐在小土堆上，脸上都架着斯斯文文的眼镜，眼神中闪耀着对光明的憧憬和理想的光辉。照片是一个见证：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冲破艰险，奔向延安，投入革命洪流。两个音乐人此时此刻的这张合影记下的是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1942年毛泽东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瞿维(一排右二)、寄明(四排左四)

同年5月，享有盛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召开。瞿维、寄明夫妇作为代表双双参加了座谈会，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20年后，1962年6月10日，寄明撰写的《指路明灯》一文刊于《解放日报》上。文中，她深情回忆当年毛泽东在座谈会上与他们交流的情况。合影时，现场气氛轻松活跃。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分坐在近当中的地方，其他领导散坐在最旁边，倒是艺术家坐在中间。前排，瞿维悠闲地架起了二郎腿，寄明则端庄地站在后排中间。寄明称这次座谈会使自己深刻认识到了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于是，她走出琴房，热情学习陕北民间音乐，并开始用这古朴的音乐素材，丰富自己的创作。这种深入民间采风的作风贯穿了她的一生。

毋庸回避，作为“座谈会”的产物，三年后，中国新歌剧的代表作《白毛女》，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诞生。这是瞿维与马可、张鲁等人共同合作的重要作品。在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此创作被称作“中国歌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剧在当时延安连演30多场，反应极为强烈，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白毛女》的创作不仅对中国歌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产生过广泛影响，而且对瞿维后来的创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1946年马可与瞿维写的《〈白毛女〉音乐的创作经验》一文中，他们这样总结：“今天的新歌剧的作者必须深入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熟悉他们的语言，在忠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吸收民间形式的一切优点；同时也需要参考（不是硬搬）前人的和外国的经验来创造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新歌剧。”

《白毛女》（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

这不但是当时的经验之谈，而且对瞿维后来的创作，乃至新中国音乐的创作一直影响、贯穿。1951年，瞿维与张鲁合作了电影《白毛女》的音乐。1961年，他创作完成的管弦乐幻想序曲《白毛女》，以及于1974年根据舞剧《白毛女》的音乐编成的管弦乐组曲《白毛女》等，都可视为对同一题材的不断深化和对相同音乐材料的更绚烂多彩的发挥。

打开国家文化部“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名册，芭蕾舞剧《白毛女》赫然在目。据不完全统计，自1965年这部完全由中国艺术家打造的芭蕾舞剧正式上演，到今天已演出二千多场。此剧主要编导、前上海舞蹈家协会主席胡蓉蓉和作曲家严金萱生前曾告诉我，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成功，除编导、作曲、演员等外，还有两位大家功不可没。一位是该剧的艺术指导、戏剧大师黄佐临，是他提出将杨百劳喝盐卤自尽改为与黄世仁、穆仁智抗争中被打死的意见；增加了喜儿由黑发变灰发、变白发的“荒山野林”的戏，这被赞为“春风吹又生”的创意，才使舞剧表演更加尽善尽美。另一位就是瞿维先生，他不仅参与了整部芭蕾舞剧音乐的修改工作，而且整整花了三个多月为总谱定稿。

《花鼓》庆胜利，教学赴东北

瞿维在这时期还有一部创作值得一提，那就是写于1946年的钢琴曲《花鼓》。这是一首极富中国民间特色、描写解放区人民新生活的代表作。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又是一个获得新生的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开始，给我国民族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全国人民欢欣喜悦，作曲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作了这首表现解放区人民愉悦心情的钢琴独奏曲。

音乐表现了一个民间热烈的歌舞场面。乐曲开头的引子，摸拟民间锣鼓的节奏和音响：一段开场锣鼓过后，仿佛场面已经打开，而《凤阳花鼓》的主题出来，欢悦的舞蹈才正式开始；中间段是轻歌曼舞，曲调是《茉莉花》的演变；中段过后，再现第一段的曲调，但通过新的钢琴织体，音乐比开始时更为热烈、欢腾。《花鼓》与此前的中国钢琴曲相比，不仅具有更浓重的民间气息，而且不失钢琴的华美。专业人士当时就认为，这是用钢琴这件洋乐器表现中国乡土气的成功创作，它开拓了钢琴音乐美的新天地。

瞿维在回顾当年创作此曲时说：“我在这方面还注意到借鉴《牧童短笛》的写作经验。例如，那首乐曲中有一个在三和弦上附加六度音的和弦，我在《花鼓》中也采用了这种处理办法。”因此，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可以说《牧童短笛》是中国音乐界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一部有深远影响的钢琴作品，那么，诞生在40年代的《花鼓》，可以说是中国作曲家沿着探索民族风格的途径，产生的又一部极有代表性的钢琴佳作。

此曲于1946年由寄明在哈尔滨电台首次广播演出。建国初期，上海中国唱片厂灌制了钢琴家李嘉禄演奏的《花鼓》唱片，同时，又出版了《花鼓》的乐谱，于是得以在国内广泛地传播，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一首常演不衰的钢琴乐曲。1950年代后我国钢琴家周广仁、刘诗昆等将此曲带到国际舞台上演奏，开始了它的海外之旅。1960年代初《花鼓》被编入《高等音乐院校钢琴教学选曲》中，这就更体现了《花鼓》在中国钢琴史上的意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年底，瞿维、寄明夫妇俩随鲁艺的大队人马徒步前往东北。由于东北交通线受阻，寄明便一人留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任教，并担任收集民间音乐和演奏工作。1946年7月，寄明北上到达哈尔滨与瞿维汇合，在那里参加了《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的演出。同年9月，到达佳木斯，在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12月，寄明参加工作队，到牡丹江宁安地区开展土地改革以及肃清国民党土匪的斗争。1947年5月，寄明先后担任鲁艺牡丹江文工团的负责人。1948年4月任东北音乐工作团的研究员兼少年班主任。1948年11月，还先后任东北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师、主任。1952年起，寄明担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在东北期间，寄明对“二人转”音乐发生了兴趣，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整理和研究二人转音乐，走访民间艺人郭文宝、阚昌五、郭希德、陆宪文等。历经三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二人转”的书《东北蹦蹦音乐》。

接着，寄明逐步把工作重点从钢琴演奏及教学工作转向创作领域。她深入斗争生活，向民众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写了《翻身秧歌》《庄稼人小唱》《干活好》《歌唱刘胡兰》等歌曲以及秧歌剧音乐，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

1953年8月，寄明上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音乐处工作。自此，她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电影作曲创作。

留学莫斯科，奏响交响诗

为造就新中国的国际音乐优秀人才，1955年9月，瞿维作为国家特别选修生被送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复调和配器。

莫斯科音乐学院是世界最优秀的音乐学院之一，有最为严格、全面的音乐教学体系。

瞿维说，能去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是自己的幸运。上世纪50年代，俄罗斯的老一辈音乐巨匠在学院执教，各艺系都有顶级的大师领衔授课。学生们经常可以在楼梯上碰到肖斯塔科维奇，在走廊里见到哈恰图良、奥依斯特拉赫，还可能与柯岗比肩而过。

瞿维师从巴巴扎年。在这闻名的学府里他刻苦学习各种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同时不忘创作。他留学进修期间写成的主要作品有管弦乐组曲《秧歌场景》《G大调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独奏曲《序曲》等，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以往积累的生活素材和民间音乐材料的纯熟处理，以及在磨练专业创作技巧方面所作的努力。

1959年，进修四年的瞿维学成回国，以后他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专职作曲。此刻他的专业艺术已越发成熟，而要报效祖国的心愿也越发强烈。

交响诗（symphonic poem）是一种单乐章的标题交响音乐，脱胎于19世纪的音乐会序曲，强调诗意和哲理的表现。交响诗的形式不拘一格，常根据奏鸣曲式的原则自由发挥，按照文学、绘画、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构思作成大型管弦乐曲。它是标题音乐的主要体裁之一。瞿维敬畏中国人民追求光明的奋斗历史，满怀对先烈们的缅怀、歌颂之情，要表现他们，“交响诗”可谓是最好的样式。于是，他用了数年时间，以深沉、热情的音乐笔触，在1963年创作完成了又一部新作品，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上海之春”的汇演上首次公演，就获得巨大的成功。评论家称作是继歌剧《白毛女》后，作者广泛地反映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又一代表作。

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

瞿维作品音乐会

全曲用奏鸣曲式写成。缓慢的引子先由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齐奏深沉严肃的低音曲调，表现人们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时的悼念和沉思；然后小提琴和中提琴奏出清澈明朗的和弦进行，表现对人民英雄的敬仰心情。主部是一首英勇果断的战斗进行曲，运用了模仿复调的手法。各声部此起彼落，表现英雄们为革命事业勇往直前的斗争形象。副部是一个民歌风格的主题，表现英雄们宽广的胸怀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副部通过变奏发展表现热情激动的形象，随后情绪逐渐平静下来，音乐进入了展开部。在展开部中，主部的斗争形象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变得气势奔腾，锐不可当。

瞿维在发展主部时用了“赋格段”的手法。展开部的最后一段用扩大了的节奏发展主题，在定音鼓和低音弦乐器的伴奏下，四个吹着阻塞音的圆号互相模仿，一步步走向高潮，描写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再接再厉。再现部就在高潮上开始，其中主部和副部互相渗透，都有了新的发展。当主部进入最高潮时，小号和长号用激昂慷慨的音调，吹出副部的旋律，伴随着一声锣鸣，描写人民英雄的壮烈牺牲；然后音乐转入慢板，木管乐器和弦乐器奏出引子的主题，和圆号互相对答，表现出无限悲痛的心情。这是再现部中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转折。再现部中副部的音乐形象，由回忆变为景仰，中间加进了主部的音型，表现出踏着烈士血迹继续前进的思想。尾声是主部主题的变形，变成了大调的庄严快板，表现广场上人民群众对英雄们的歌颂。

史诗性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得到海外音乐界的重视，后来由华裔指挥家林克昌指挥名古屋交响乐团在香港灌制成唱片，在全世界发行。

1962年，瞿维、寄明夫妇在家中研究创作

瞿维是个勤奋的音乐家，其间创作不断：1959年为电影《革命家庭》音乐作曲；1962年完成了交响幻想曲《白毛女》；1963年应钢琴家顾圣婴的约请，创作了钢琴曲《洪湖赤卫队》幻想曲，次年又改编成管弦乐曲；1964年创作了组曲《光辉的节日》；1965年，他深入大庆生活，铁人王进喜等先进工人的事迹深深感动着他，不仅创作了大合唱《油田颂》，还写出了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在全国广为流传，影响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瞿维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新作品不断：室内乐《仙鹤舞》、交响诗《红娘子》（与王久芳合作）、钢琴与乐队《音诗》等。1988年，他还应邀为海南建省创作了管弦乐《五指山随想曲》。

插曲传四海，歌自采风来

再说寄明，1955年从北京调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音乐创作室副主任、作曲组组长。自此她开始为一部部电影作曲配乐。《李时珍》《平凡的事业》《凤凰之歌》《鲁班的故事》《金沙江畔》《燕归来》等影片留下了她创作的美妙音乐，同时，她写就的一首首电影插曲传遍大街小巷。老年观众记忆犹新，由张瑞芳主演的电影《凤凰之歌》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由达式常、高英主演的电影《燕归来》插曲《燕归来》《欢迎你远方的客人》等被广为传唱，其作者都是寄明。

张瑞芳主演的电影《凤凰之歌》的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由寄明作曲

除了钢琴，寄明还能演奏多种乐器。由于自己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还十分关注儿童歌曲的创作。我还记得，寄明曾从一位教师那里听到说，现在好听的歌太少，要是有首歌，能激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能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那该有多好啊。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巧事还真有，1981年的春天，正忙于为电影作曲的寄明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位作者寄来的一首歌词，顺着题目《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她朗读起来：“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我们清脆的歌声，比那百灵鸟还要婉啭……”这不正是自己一直盼望谱曲的歌词吗？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一个动人的旋律随口飞了出来，她马上记录下来。《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随着全国各省市的电台传播，飞向全国各地，成为千百万少年儿童爱唱的歌曲。不久，在文化部、团中央向全国征歌中，这首歌被评为一等奖的优秀歌曲。

寄明《祖国的春天》

《好阿姨》《我爱我们的班级》《新中国少年进行曲》《浪花亲着我的小脚丫》等，是寄明先后为儿童创作的歌曲，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而其中最令人称颂的，无疑是寄明为电影《英雄小八路》谱写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那是1958年，厦门和金门之间发生了台湾“8·23”炮战，它让全国人民知道了厦门何厝小学13名小学生穿行炮战中支前的故事。一年后，厦门第三中学语文老师王添成，根据他们的故事，创作了话剧《英雄小八路》。第二年的5月20日，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陈耘带了该校创作系、表演系毕业班100多人来到厦门三中采访，王添成正好负责对接。王添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的剧本交给了陈耘老师，没想到对方看后，非常欣赏。几天后的六一儿童节，上海戏剧学院排演的话剧《英雄小八路》就在福州公演了，演出迅速引起了轰动并引发了连锁反应。原来，“英雄小八路”的故事引起了上海影剧作家周郁辉的关注，他把话剧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剧本。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认为这是热门题材，马上决定拍摄，而把谱写这部影片主题歌的任务交给了寄明。

在复兴西路的寓所里，寄明翻看着还带着油墨香的剧本。对儿童歌曲创作多一份母亲情怀的寄明，那天他向丈夫瞿维商讨该如何写？为让主题歌能真正反映影片所依据的事实和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瞿维建议寄明到实地采风，丰富素材。一向对深入生活十分重视的寄明，马上采纳了瞿维的意见，从上海专门来到厦门。她寻找到那些已经升入初中的“支前小英雄”们，听他们讲述当时冒着炮火上阵地，给解放军送饭、送开水的英勇故事。寄明不时被孩子们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激动。新中国少年儿童身上那种为实现革命先辈理想，愿意无私奉献自己一切的纯洁而崇高的心灵，真的把她打动了，她时刻在寻找最能体现影片主题的旋律。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原创手稿

采风快结束了，一个热情奔放节奏和起伏度较大的曲调在寄明耳边萦绕，她连忙挥笔直书，《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初稿一气呵成。寄明高兴地带着它回到家中，马上哼唱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一边学唱，一边连说好听。寄明并不满足，反复修改后，最终才定了稿。

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上映，片中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其鲜明、朝气蓬勃的音乐形象，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这个为新中国少年儿童抒发内心誓言和远大抱负的歌声很快离开电影不胫而走，传唱在大街小巷，飞扬在祖国大地。1978年，此歌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共青团中央在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后，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式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快四十年了，戴着红领巾的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不朽的作品——队歌，为理想而发愤图强，走向美好的未来。

才女患重病，抗争见真情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才女，一个享誉乐坛的作曲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竟会患上老年痴呆症。这天，寄明上街，走到淮海中路时忽地迷失了方向，终于昏倒在路旁。幸被一位熟人发现，送她回到家中。经检查，被诊断为早期老年痴呆。瞿维心中的难过是可以想象的。他四处奔走，百般求医。可是病情不见好转，却日益严重。寄明渐渐地变得什么都不明白了。只见她哭了一阵又笑一阵，而瞿维却在一旁不住地对她说话，可怜的寄明痴痴地望着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什么也没听懂。后来不能走路了，瞿维扶着她每天早晚外出散步。渐渐这也不行了，瞿维就轻轻地搂着寄明在家里散步，仿佛在走慢步舞。瞿维嘴里不停地哼着伴唱：寄-明-同-志-叮-格-咚，寄-明-同-志-叮-格-咚……此时的寄明脸上显出安详的微笑。可后来，她连听觉、语言能力也完全丧失了。到1991年，她就像婴儿一样，完全要别人护理了。

瞿维和寄明开始共同向命运作抗争，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页。每天一早，瞿维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亲亲她。他轻轻抱起她，放在一张为她特制的椅子上，为她洗脸，用柔软的小毛巾为她擦洗口腔，由阿姨捧住寄明的头使她稍稍后仰，瞿维便往她口中喂牛奶或酸奶，有时喂蒸鸡蛋。中午和晚上，瞿维亲自把鱼和肉、蔬菜、水果咬碎，分别装进小小的杯里，放进冰箱，餐前拿出蒸热，再给妻子喂食。丈夫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维持着亲爱的妻子的生命。后来有了榨汁机，不必再这样辛苦了，但瞿维仍然尽力亲身去做这一切。年复一年，失去自理能力的寄明只能生活在床上。为了防止寄明长期卧床生褥疮，瞿维特意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床，在棉垫下加了一层气垫，又在下面放了一条电热毯，既有弹性，又保暖。有朋友去看望他们时，瞿维常摸着寄明的身体说：“她的面部肌肉还有感觉，吞咽、消化功能完好。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挫折，我不怨天，不尤人，能为寄明服务，延长她的生命，我的心理也就得到平衡。”

对于“老年痴呆症”，有人称它为是通往深邃无光的隧道尽头，人们会对此感到疲惫和沮丧，因为你无法掌握情况，且感到完全无助。可瞿维没有感到妻子痊愈无望，更不要说另抱琵琶。相反，只要寄明还有一口气，或偶然出现一点小动作，他就快乐得像孩子那么开心。寄明是不幸的，得了这样的不治之症；寄明又是幸福的，她有一位始终爱她，和她相伴终生的丈夫。

对此“真正漫长的告别”（南希语），瞿维依然不离不弃，照顾寄明整整10年。1997年1月13日，寄明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瞿维和家人为她送行，追悼会挽联的上联是寄明到延安时留下来的——“寄希望于明天”，下联是瞿维为他亲爱的妻子作的一生概况——“寓理想于现实”。

瞿维(左）与作者合影

无日不动笔，圆满音乐梦

对青年一代的音乐教育，是瞿维晚年一直关心的问题。他不顾年事已高和社会工作繁重，在1981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音乐研究室时欣然应邀担任教授和主任，满怀激情地为交通大学的音乐教育，为国家培养复合型人才献计献策，发挥余热。

这个消息让高等教育工作者们欣喜如狂，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享誉海内外的音乐家会走进校园与他们共同奋斗。于是，1984年，全国理工大学音乐教育经验交流会召开之际，瞿维被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大家一致推举瞿维担任筹备小组的组长。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成立，毫无悬念，他被推举为理事长。1988年国家教委创办《中国音乐教育杂志》他又被任命为主编（后为顾问）。瞿维不是空头的主编和顾问，他为高等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普及性的音乐教育，撰写和组织了不少文章。他关心群众的音乐生活，不断出席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和文艺演出，毫无保留地给群众团体的音乐演出作指导，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各大学音乐欣赏课教学示范课和研讨会、全国各大学合唱团汇演和工作经验交流会；天津大学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铜管乐队的汇演和工作交流会；青岛海洋大学举行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的研讨会和教学经验的交流会、青岛市高校音乐教师联合演出的抗洪救灾音乐会；为全国500万大学生普及交响乐，开好“交响乐欣赏课”而由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交大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教师培训班，等等，都能看到瞿维的身影，他的书面意见细致、详尽。他的现场指导生动、具体。老师们、学生们倾听着大师的教导，兴奋激动，自觉地化为了行动。

我曾问过瞿维先生，你早就离休了，八十多高龄的你该歇歇了。可瞿维先生却笑笑答道：“贝多芬说过，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后更兴奋。乐圣的话说得好！真的，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好像一天没有音乐，我就活不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2002年，为音乐出版社的成书出版，瞿维要将《白毛女》歌剧的音乐部分进行新的管弦乐配器。为避免干扰，他来到他的老家常州，寻找了个清静的地方开始工作。5月20日，他上午还扒在总谱上工作，当天却发生了大面积脑溢血。经医生抢救无效，不幸于19时40分在常州逝世，终年85岁。

1980年代，瞿维、寄明在常州少年宫教小朋友学习音乐

瞿维生前对自己的子女留下过遗愿，要把音乐遗产捐赠给他长期工作和奋斗过的上海交响乐团。瞿维子女尊重父亲的遗愿，已前后三次捐赠了父亲瞿维的创作手稿、乐谱、书籍和唱片等多年来他珍藏的音乐资料。

瞿维的好友、作曲家和音乐活动家孟波先生生前总结我国的音乐创作时说：“西欧的交响音乐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和有益的影响，但即使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曲家的作品，也是由于作曲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彼时彼地的人民思想感情，并与音乐形象的表现相似、表现手法（旋律、节奏、调式、和声、配器及其它方面）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结果。”

瞿维和寄明实践了以中国民族风格反映民族精神的思想，创作出人民大众欢迎的作品。这是我们时代所孕育出的优秀的艺术成果。穿越百年岁月，歌剧《白毛女》《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它们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更难忘的是他们在神州大地上谱写中华华美乐章时的澎湃激情。

（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3期《上海采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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