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族乐团建团65周年：风骨与旋律

文 | 唐若甫

现代音乐在创作过程中似乎面临两个极端化走向。当一批先锋派作曲家沉浸于技巧展现和谱面表达之中不可自拔，写出人鬼共泣般“难听”的作品时，又一批作曲家以矫枉过正的姿态，写出可听性极强的现代作品，大有怎么接地气怎么来的趋势。前者在西洋古典音乐界蔚然成风，后者在民族管弦乐界大行其道。当然，这些都是作曲家及其作品的风格而不是艺术水准的高下问题。不过，判断新作品良莠，听感固然重要，但还以风骨为主。

5月6日晚，上海民族乐团推出建团65周年音乐季，也就是2017-18乐季的开幕演出，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王甫建除了指挥，历来自带解说功能，深入浅出地介绍每部作品的含义，实质也担当了主持人角色。上下半场各五部作品，十首乐曲部分选自乐团在中秋、除夕和七夕等节日音乐会上演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曾在七夕音乐会亮相的柳琴与乐队《月光变奏曲》改编自苏联歌曲，中部套用柴科夫斯基《船歌》。

当晚，唐一雯演奏的柳琴在《船歌》中展现出与曼陀林高度相仿但技巧高深的魅力。随后进入到快速的舞曲旋律，流露出提奥多拉基斯配乐的电影《希腊人左巴》中的质朴情绪，柳琴摇身一变，瞬间拥有了希腊民间乐器布祖基琴生性欢快的音色。柳琴拥有强大的表现力和模仿力，竟可通吃曼陀林、齐特琴、布祖基琴乃至斑鸠琴等一大片西方民间弹拨乐器，不得不说是老祖宗的才智凝聚，也是编曲者和演奏者的聪慧结晶。

《月光变奏曲》带来的异域风情，在王甫建作曲的《茅古斯》中亦有体现。这首反映土家族祭奠音乐的作品，现场演出效果极佳。四位技巧高超的打溜子（打击乐）乐师从台后来到台前，纷繁复杂的节奏和高速连击下的错落有致，二胡的碎弓和竹笛的跳跃性勾勒出浓浓的舞蹈性，引得掌声阵阵。对比民乐和西洋乐音乐会现场，最大的区别便是民乐音乐会上观众会在精彩炫技的段落报以掌声，有点像爵士现场。

与舞蹈性和民间性对映成趣的是音乐会开场曲，陈思昂的《天地乐和》，也是音乐会标题曲。这亦是一首祭祀风格音乐，编钟和古琴的加入使得音乐更具宫廷音乐的规整和贵气，女声合唱引出漫长的渐强，音乐的“气”慢慢积累到高潮部分。遗憾的是，音乐有着凝聚力极佳的铺垫，但在到达极强的造势上流于平庸，定音鼓的滚奏加上钹的喧闹，最后用一记大鼓和锣生造出高潮。这是中国音乐配器法中的教科书式的教条运用，多见于音乐会中的几部献礼式作品，不见新意，缺乏诚意。单一的节奏让人听来有单调之感，作品的“气”未能保持到结束善终。

从恒力和“气”的保持来看，当晚最具神韵的作品恰许是最不具可听性的作品，那就是藏族作曲家米久丹增的《天域神韵》。这部作品从头至尾没有朗朗上口的旋律，甚至连线条都难以察觉，用善于捕捉旋律、舞蹈性、节奏和写实性的耳朵听来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在作品中，铺张开来的是一股难能可贵的“气”。固定音型缓缓积聚，营造出山峦叠嶂和斗转星移的静力。唢呐的齐奏通天地泣鬼神，大量打击乐的介入具有十分强烈的藏戏风骨。作曲家并未沉溺于藏族音乐常易滑入的宗教式表达，而是用显而易见的真情实感，凭借粗糙简陋的配器，在各个声部间的厚度叠加中描绘一股超自然的能量，贯穿始终。作品的威严，庄重和大气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音乐会中亦有不少独奏家登台助兴。胡晨韵在改编自任国祥《百鸟朝凤》的《百鸟的传说》中的唢呐吹奏高亢有余但苍劲不足；女高音王静身着贵州苗族服饰在《苗岭飞歌》中的演唱配合的芦笙吹奏欢快活泼；笛子演奏家李婉慈的台风雍容华贵，但略显“抢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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