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抒真：1927年，我加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

本文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上海音乐学院前副院长谭抒真先生的遗作。文中记叙了当年他第一次进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参加排练演出的情形。在谭先生进入乐队之前，这个乐队全部由外国音乐家担任，没有一个中国人参与过（从1879年到1927年）。谭先生成为中国人进入交响乐队的第一人。当时的报纸很快就进行报道，那一场音乐会票很快售罄。

201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去世一百九十周年纪念日，上海各大音乐厅与乐团都举办了各种音乐会来纪念这位“乐圣”。而谭先生九十年前进入乐队的那次演出，恰恰是工部局交响乐团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音乐会。这也是上海音乐舞台第一次对“乐圣”作系列性的集中演出。

1927年，我加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

文｜谭抒真

原载：音乐爱好者

1921年，萧友梅先生在北京大学办了音乐传习所。1923年至1924年，我在那里学过小提琴。当时我已不是初学，因为是个别上课，我没有遇到过其他学小提琴的，所以猜想我的程度大概算是最高的，而且我去学习不久，音乐传习所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开音乐会是叫我去拉的独奏。随后我去了青岛，又跟一位奥地利提琴家学了半年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个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西画的青年，他说上海美专也有音乐系，教小提琴的老师是意大利人。那时我对上海了解很少，一听他这话，立刻决心去上海美专学习。我和父亲商量后，他也同意，而且亲自陪我到上海。就这样，1925年秋天，我去了上海。

我到美专办完入学手续，住进宿舍，马上拿出提琴练习一会儿，活动一下手指，准备拉给意大利老师听。才拉不多时，进来一个人，很和气地和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小提琴老师，在外面听我拉琴，程度很深，比他拉得好多了。我有点愕然。我说在北方听人说这里教提琴的老师是意大利人。他说他在这里教提琴已经多年，是本校唯一的提琴教师，这里从来就没有意大利人来教过。我更加愕然。这位名叫潘伯英的先生说本校小提琴的学生都是初学者，像我这样的程度他教不了。他建议我既来之则安之，音乐系还有很多其他课程可以学，至于小提琴，他建议我去工部局交响乐团找外国人学。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和我最初来上海的愿望基本符合。

那时候工部局交响乐团排练演出都是在工部局市政厅，它坐落在南京路上，介于广西路和云南路之间，现在的新雅酒店就是市政厅原址的一部分。我急不可待，第二天上午就去市政厅二楼大厅。乐队正在排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听众席空无一人。我在正中坐下听排练，其实是在选老师。我仔细观察谁的姿势方法最好。正在出神，排练休息，有个身材高大的乐师走到我跟前来，问我是不是喜欢音乐。我说我是学习小提琴的，他问我跟谁学琴，我说刚来上海，还没有找到老师。他说他是上海最好的小提琴教师，“你看乐队那么多拉琴的，都是只会拉不会教”，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很愿意教我。我想真是凑巧，怎么会这么方便，教师自己送上门来。我不假思索，立刻决定跟他学。我回到美专，告诉潘伯英先生说我找到了小提琴老师。他问我那人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梵•海斯特（Van Heyst），潘先生说他也跟他学过。

当时我虽然已经学了几年琴，但程度还不深，有了外国老师的指导，能继续学下去，我很满意。这位老师是荷兰人，梵•海斯特是他的姓，名字不记得了。他在荷兰音乐学院学习时主科是小提琴，副科是巴松。他在工部局交响乐团任第二小提琴，必要时他就去吹低音巴松。我上课时听他拉琴觉得他不是很精彩的独奏家，但读谱能力很高，音很准。凡是布置给我的乐曲，他都能很熟练地演奏出来，但演奏得并不动人。他很重视技术的全面训练，重视音阶和音准，给的功课数量大，进度快。凡是他给我的功课，我都能按时练好，教和学都很顺利。

美专音乐系的课程我觉得都太浅，就没有去听课。后来得知他们请了京剧胡琴名家陈道安来教京胡，我很感兴趣，去学了一段时期，学些过门牌子。考虑到京胡毕竟是伴奏乐器，要认真学下去就必须学唱京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没有继续学下去，但从此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久不衰。一学期过去，我忽接潘伯英先生传达刘海粟校长的决定，从下学期起聘任我为美专小提琴教师。那时我只有十八岁，才当了一学期的学生，就突然变成教师，实在出乎意料。潘先生分配了几个学生给我教，程度都很浅，或者根本就是初学，很容易教。同时我还训练一个弦乐队，潘先生自己在里面拉大提琴。春季，美术系去杭州旅行写生，音乐系也一起去，在湖滨大礼堂开了一场音乐会。一学期过去了，到秋季有朋友傅彦长和张若谷拉我去上海艺术大学教琴，我就离开了美专。

上海艺术大学在江湾路上、虹口游泳池附近，校长周勤豪是曾经留日的美术家，他的夫人刘慕慈是刘海粟的姐姐，与刘海粟不和，开这所艺术大学是和美专唱对台戏。但是由于经济力量薄弱，上海艺术大学到1926年底就关闭了，我几乎成了无家可归者。就在这时，上海美专发生了一场反刘海粟风潮。由于美专是刘海粟独资办的私人学校，只能反对他，不能把他赶走，也打不倒他。于是全体师生脱离美专，筹建新华艺术大学，也把我拉去作为发起人之一。校址设在金神父路（瑞金一路）南端新新里。我搬到新华，又和美专老朋友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潘伯英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在新新里租了一幢房建起新家庭。由于学校开办伊始经费困难，教职员工都仅领生活费，大家也不叫苦。我因为一直有父亲的接济，经济上没有困难，更是毫不在乎。

从1925年秋季来上海，到那时已经一年有半。这期间我从未间断过小提琴的学习。工部局交响乐团每周日下午五点一刻有音乐会，一个演出季度有三十五场，除非万不得已，我一定去听，就像忠诚的信徒每周去教堂做礼拜一样。大厅演出的票是六角钱，后面楼座的演出完全免费。我非常奇怪许多当时学音乐的人不常去听，甚至从来没有去听过，放弃了学习和欣赏的机会。我有一位北京中学时代的同学朱懋杰，当时在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每周日必定陪我一起去听音乐会。傅彦长和张若谷也经常去听，而且常写评论文章。我也偶尔写一篇送《申报》副刊“自由谈”。那时“自由谈”的主编是朱应鹏，我们的稿子他一定登，稿酬每千字三元。我还画过几张帕器（注：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当时的指挥）指挥的漫画，画他手舞足蹈、挥汗如雨，也登在“自由谈”上。

那时我自己感觉在提琴演奏上有所提高。我读了一些音乐方面的书，认识了一些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在各方面受益不少。正在这时，我的提琴老师梵•海斯特要回国休假。根据工部局交响乐团的规定，凡是从欧洲请来的乐师工作满五年，回国休假一年。老师走后，我困惑了一段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一日我忽发奇想：我为什么不去乐团拉琴？于是立刻决定去找帕器。星期一上午没有排练，我知道帕器在办公室安排本周节目。办公室的门开着，他坐在写字台上翻谱子。我用英语说：“大师，对不起打扰了，能不能和您说几句话？”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是拉小提琴的，已经跟几个老师学过五年多。如果乐团需要，我可以来拉琴。”他略一迟疑，然后说：“明天来（Come tomorrow）！”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明天上午九点钟来参加排练，就不再多说。

第二天九点之前，我到了市政厅，走进大厅右边的大房间，那是乐师预备室，已经有人早到。我拿出琴来调音，活动一下手指。有一位俄国人和我打招呼，随后人到得多了，便陆续走上台去。我故意走得迟一点，等帕器从办公室出来，看他叫我坐在哪里。他看见我，向第二提琴最后的座位一指，我就走到第三谱台里面的空位坐下。外座是一位菲律宾人，名叫撒陶，很和气，身材较矮，貌不惊人。我一看谱架上摆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此曲我听过几次，但没有见过谱子。全体调音之后，我还没来得及看一下谱子，帕器已经举起指挥棒迅速开始。我真没想到坐在乐队之中和坐在听众席有那么大的差别，声音会那么响，真像是巨雷轰顶。自己是在拉琴，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才逐渐清醒过来。这位貌不惊人的撒陶拉得很好，节奏准确果断，音非常准，声音响亮。有这样一位带路人在旁边，我拉起来就顺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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