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的现象级歌剧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8月23至29日，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瓦格纳歌剧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终于将再度与北京观众见面。此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由国家大剧院与大都会歌剧院、波兰华沙国家歌剧院、巴登-巴登节日剧院联合制作，现代先锋的舞台将如何诠释这部伟大爱情悲剧，值得期待。

“去年的某个深夜，我曾被这样的恶梦惊醒：在一座幽暗的歌剧院中，我从剧场侧门走入观众席，当时舞台上正在排练，音乐连绵不绝，突然指挥家转过头，一张沾满鲜血的面孔投射出惊恐的目光，我没有认出这位指挥家是谁，但我清楚地记得从乐池中传来的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音乐。而这是我迄今为止做得唯一一个有关歌剧的梦。”

没错，这就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所能给人带来的特殊印象，不同于威尔第、普契尼或者莫扎特的歌剧，甚至有别于瓦格纳的其他作品。就像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特描述的那样：“从大提琴发出的第一声响起，我的心就开始收缩痉挛，我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如此声音和激情的洪水淹没过，我的内心也从未充满这样的向往和崇高的狂喜。”需听一听前奏曲开头那非凡的四小节，当那玄妙的“特里斯坦和弦”响起时，一种人体失重时才能体验到的微妙快感席卷全身，心理层面的骚动也同时泛起。当管弦乐的洪流吞噬了你的整个听觉神经后，人们将很快忘记时间的存在，并彻底遁入瓦格纳构建的音乐世界。

如果说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最后一抹余晖，这缕斜阳所照耀过的更高峰或将由《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命名。很少人怀疑这部作品崇高的历史地位，正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将浪漫主义音乐带到了难得的高度，不仅影响了十八世纪以来传统的大小调和声体系，更跨越了十九世纪的藩篱，直接通向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音乐的新纪元，借助这部惊心动魄的爱情戏剧完成了一次暗度陈仓的音乐革命。

就像对当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博尔赫斯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一样，拥有一批狂热追随者的瓦格纳则堪称“作曲家中的作曲家”，这其中他的许多崇拜者都是“特里斯坦信徒”， 他们包括布鲁克纳、马勒、德彪西、贝尔格、勋伯格等一批作曲家。正是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蒙恩与启迪，这些跨越两个新旧世纪的作曲家大师们继续着瓦格纳未完成的艺术革命。同样在指挥家组成的“万神殿”中，彪罗、富特文格勒、卡拉扬、克莱伯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也都情有独钟。卡拉扬年轻时曾经在指挥这部歌剧时由于过度投入而虚脱，而历史上曾有两位著名指挥家在指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心脏病发作，不治身亡，他们分别是菲利克斯·莫蒂尔（Felix Mottl）和约瑟夫·凯尔伯特（Joseph Keilberth）

有趣的是，虽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音乐史上享有非凡的历史地位，并被认为开创了音乐语言的新天地，但在伟大的瓦格纳指挥家富特文格勒看来，创新和探索并不是瓦格纳的本意，他说：“瓦格纳丝毫没有打算创造什么新东西，他唯独关心的是为他的诗意幻想，为他的‘特里斯坦’世界寻求最为动人的语言。”

的确，瓦格纳在这部流传已久的中世纪爱情传说中摒弃了一切陈词滥调，而以非凡的魔力营造出了超乎一般歌剧限度的表现力。正如叔本华认为，人类是被持续而难以实现的愿望所驱动，欲望和实现它们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可能是痛苦的来源一样，瓦格纳在创作这部歌剧之前，沉醉于他和赞助人韦森东克的夫人马蒂尔德的情感纠葛，欲罢不能的冲动，欲求不满的痛苦撕开了欲壑，而瓦格纳以他丰沛的激情、想象力和才华，填补了其在这部歌剧中所寄托的个人情感与艺术理想间的鸿沟，而这也同样是该剧所探讨的终极命题。

不同于政治主题丰富、世界观纷繁交织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宣扬“无意识地沉醉于至高的极乐”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隐秘手法透射人性与本能，而无涉宗教、道德、训诫、自然法则，当丢掉这些羁绊后，瓦格纳作为一名个性独特的人创作可谓淋漓尽致，在无拘无束的情感诉说与汪洋恣肆的才情驱使下，我们看到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样集巨大感染力、强烈主观风格、崇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于一身的旷世杰作。

在延绵四个世纪的歌剧艺术史上，鲜有一部作品能做到这点，虽然无数的作曲家创作了众多佳作，有的喜闻乐见，有的经久不衰，但《特里斯坦伊索尔德》这样的“现象级”作品凤毛麟角，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或许只有瓦格纳的《指环》四联剧或者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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