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交响乐团”的重庆乐章

唐润明 - 《红岩春秋》 - 2013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各地音乐家、音乐团体也纷纷迁渝，战时重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一个新的音乐之都。在此基础上，为加强音乐界自身的力量与团结，适应不断发展的抗战新形势并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要，大批重要的音乐团体、音乐组织，如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山城合唱团、南国音乐社、中国音乐学会等，也相继在重庆组织成立。其中，“中华交响乐团”便是在战火纷飞中诞生于重庆的一个影响广泛的音乐组织，也是我国第一个首次冠以“中华”之名的、全国性的交响乐团。

在大轰炸期间成立

中华交响乐团，筹组于重庆遭受近7年大轰炸期间的1940年春。当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作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抗战期间的文化艺术发展也不例外。3月，中国对美、苏进行了两次音乐广播，获得高度赞誉。但当时国内尚无一个组织完备与训练有素的交响乐团。因此，为适应战时中国对外交往的需要并弥补中国音乐界此方面的不足，1940年4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分别以中美文化协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邀集当时齐聚重庆的一大批文化团体负责人举行会议，共同商议发起组织“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事宜。

中华交响乐团名誉理事长 孔祥熙

经过与会者的广泛讨论与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为推动音乐的大众化及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中华交响乐团有迅速成立的可能和必要，并当场推定孔祥熙、孙科、王世杰（中英文化协会会长）、朱家骅（中德文化协会会长）、毛庆祥（中法比瑞文化协会负责人）、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杭立武（中缅文化协会副会长）、陈铭枢（国民外交协会会长）、邵力子（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会长）、董显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等为发起人，并延聘当时已享誉中国音乐界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吴伯超为该团的业务指导，积极筹备，以便于在最短期内正式成立。

5月3日，筹组中的中华交响乐团举行理事会成立仪式，讨论通过了该团章程，决定该团以“树立新中国音乐，介绍世界音乐，并经常向国内外广播，增进国人对新音乐之欣赏兴趣及友邦对我之认识与同情，以求中西艺术文化之沟通”为宗旨。会议决议，除原发起人孔祥熙、孙科等人为名誉理事外，还决定敦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政治部部长陈诚、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内政部部长周钟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副议长张伯苓以及大主教于斌等为该团名誉理事，并推举孔祥熙为名誉理事长，孙科为理事长，司徒德为总干事，马思聪为指挥，王人艺、黎国全、张兴仁、黄源礼、李真光等50名著名音乐家为团员。

5月15日，中华交响乐团举行第二次理事会议，会议除决定该团于6月6日正式成立并加推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访先为该团名誉理事外，还对该团成立后最初3个月的工作作了安排，主要是定时举行音乐演奏大会，普遍招待各党政军机关长官、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文化界、新闻界、音乐界、妇女界代表，以及劳动界店员、中小学校教员、学生、难童等等，并不时举行对外音乐演奏会，以促进中外音乐的交流，同时推进高雅音乐的大众化与普及工作。

1940年11月9日，冯玉祥（左一）等中外嘉宾在嘉陵宾馆观看中华交响乐团演出

1940年6月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正式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立。两天之后，该团部分团员即携带乐器赶赴嘉陵宾馆（战时重庆经常举行重要集会的外宾招待所），举行其成立后的首次演奏会——成立典礼演奏会。出席演奏会的，除该团主要领导孔祥熙、孙科、陈铭枢、董显光外，还有战时首都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张维翰、萧同兹以及新闻界、音乐界代表200余人，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等外国驻华使节也到场兴致勃勃地聆听了战时重庆的第一场交响乐演奏会。自此，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在响彻空袭警报声的同时，也奏响了中国音乐家们的华彩乐章。

战火中奏响世界名曲

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之初，团址设在重庆市中区繁华地带的五四路江家巷7号。雾季之后，日机开始频繁轰炸重庆，中华交响乐团当然也不能幸免。面对日机的疯狂轰炸，该团同仁与英勇的重庆市民一样，并没有被日军的暴行吓倒，而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7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在市区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篮球场草坪举行了该团成立后的首次对外公开演出——“七七前夕演奏大会”，以此作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三周年的纪念。是日，到会的各界人士十分踊跃，报刊报道称多达30000余人。整个会场以火炬照明，显得庄严肃穆。在演奏了众多世界交响名曲之后，最后的结束曲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听众随着音乐齐声高唱，鼓掌击拍，充分显示了战时首都各界、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嗣后不久，遵照政府当局有关疏散的指示，1940年9月4日，中华交响乐团迁到了江北观音桥新村。

成立之初，中华交响乐团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演出。如：1940年8月8日晚，举行了欢送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西南支部工作人员赴前方工作的演奏会；8月13日，又在中央公园公开演出，除演奏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世界名曲外，还有《我的祖国》、《塞外舞曲》等中国名曲，同时穿插我国著名歌唱家吴树樾先生独唱的《八·一三纪念歌》、《满江红》、《自由的号角》等；11月9日，在嘉陵宾馆举行了我国音乐界的首次俄罗斯名曲演奏会，此乃中国音乐界正式演奏俄国作曲家作品之始。

所有这些演出，都在战时中国特别是重庆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该团认为这样的零星演出，既未充分发挥该团固有的优势，又不利于形成规模，扩大影响。于是，1940年11月25日，孙科以该团理事长的身份，致函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称：“敝团兹为供给市民高尚娱乐及藉雄壮歌声提高大众抗敌情绪，以辅助抗建宣传起见，拟于每月在国泰戏院担任公开音乐演奏会一次，由贵府主持，请商转该院指定每月拨出一场，俾举行演奏。”重庆市政府接到孙科来信后，认为该团此举“用意至善，应表赞同”，遂责成市社会局办理并予回复。重庆市社会局经与国泰大戏院等影剧院商量后，本着各娱乐场所公平负担、分尽义务的原则，于12月9日复函中华交响乐团，“指定国泰戏院、实验剧院、民众影院、一园剧院及即将落成之唯一影院、新川影院等六家，按月轮流，各拨一场，作为贵团演奏场所”。此后，中华交响乐团即分别在这几家重庆著名的影剧院或公开、或招待性地进行演出。这些演出绝大部分是配合当时陪都各界特别是文化界、音乐界举办的各种重大活动，同时也有为献机、劳军等爱国活动募集资金的演出。

国泰戏院

1942年6月3日，为纪念成立两周年，中华交响乐团假嘉陵宾馆举行盛大音乐演奏会。出席者有宋庆龄、孙科、孔祥熙及各国驻华大使馆大使、英美驻华军事代表团成员等中外来宾300余人。此次演奏会由王人艺、黎国荃分任指挥。其中，王人艺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完整四乐章，系在中国首次，被时人赞誉“以雄伟始，以沉穆继，以欢跃终”。而由陈振铎表演的二胡独奏，更是“将中国音乐之特点，表现至最高度”。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谈及此次演出的整体水平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此次演奏节目之充实，演奏技巧之完整，可谓中国音乐史上光辉之页”。

1942年10月，中华交响乐团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正式改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了国立的推行乐教机关。此后，该团的工作计划有所变更，如募集创作资金并发起中国新歌剧促进会、请有关当局设置音乐器材制造研究班、赞助业余音乐家、组织业余乐队等。

为了进一步发挥音乐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达到积极推行礼乐、加强民众音乐教育的办团初衷，中华交响乐团决定自1943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起，定期举行星期音乐会。凡逢星期日，皆择地举行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交响乐演奏会，其曲目多为久传于世的世界名曲，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交响曲》，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魔笛序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以及世界著名歌剧《浮士德》、《茶花女》、《霍夫曼之故事》、《卡门》中的选曲等。每次演出，都吸引了大量观众，特别是5月15日晚在上清寺求精中学广场及16日晚在中央公园广场举行的两次公开演奏会，更是被成千上万的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当时的新闻媒体纷纷载文对此高度评价，有的称“中华交响乐团每周所举行的星期音乐会，给了重庆的音乐爱好者一个欣赏西洋音乐的好机会”，并认为“这该是重庆市民极感欣喜的”；有的称，在抗战时期过于荒芜的音乐天地里，“中华交响乐团的‘星期演奏会’，无疑是不波池水中的新的荡动”，并“希望它的波纹分散，不断地扩展开去”；有的称，在抗战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还能“欣赏到这艺苑的奇花，是难得的机会”；有的称，“这样不断有计划的演奏，将会把人们简单的、低浅的音乐趣味，引导锻炼成为高深的欣赏”……

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

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以来，主动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同盟诸国音乐文化界取得联络，积极进行中外音乐交流，并让世界人民听到中国抗战的真正声音。该团成立不久，马思聪即以私人名义致函苏联苏纳埃夫斯基、克里阿、珂伐兰、米耶珂夫斯基等5位音乐名家，介绍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经过及今后的工作打算，同时希望加强中苏两国的音乐文化交流。苏联有关方面接到书信后，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除及时回函马思聪外，还于1940年8月底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赠送了许多世界名曲名谱给中华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贝多芬、莫扎特、卡里尼古夫等人所作的全部交响乐谱。这当中，尤以卡里尼古夫的作品最为珍贵。卡氏在帝俄时代被誉为最有天才的音乐家，但生前一直郁郁不得志，死后其作品才被世人认识和称道。该作品由此第一次进入中国，并由中华交响乐团第一次介绍给中国的广大听众，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

1943年初，苏联有关方面又向中华交响乐团首次赠送了苏联青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抗战交响曲》（也称《第七交响曲》或《列宁格勒交响曲》）。1941年7月该曲目创作之时，正值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苏联人民奋起抗争之际。1942年3月，《抗战交响曲》在苏联古比雪夫首演后，即在苏联各地引起巨大反响，获得了各界的高度赞誉，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因此荣获斯大林特别奖。这以后，《抗战交响曲》被送到欧、美、非各大洲的主要国家演奏，仅美国在1942年至1943年就演出了62场之多，被誉为“反法西斯的人民斗争精神的辉煌的艺术表现”、“英雄的编年史”。在远东，战火下的中国则是第一个演奏该曲目的国家。而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市民，则有幸近水楼台先得月，于1943年6月14日（即联合国日）首次聆听了这史诗般的、激励人心的乐曲。《新华日报》记者徐迟在聆听该曲之后，当天就撰文指出，中华交响乐团的演奏，让“今天重庆城里响起了列宁城的歌声，这是需要一个反法西斯的勇士的性格，来歌唱反法西斯的勇士之歌的”。徐迟还称赞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是一首抗战的交响乐，它是我们所饥求的题材”，同时呼吁中国的音乐家们创作并演出更多的这样的好题材、好乐曲。嗣后，中华交响乐团又携该曲赴成都等地作旅行演出，以苏联人民抗击德军的伟大精神，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与抗战情绪。这是中华交响乐团在抗战中发挥音乐积极作用的又一体现。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来到重庆时，也带来了美国有关方面赠送给中华交响乐团的各种名曲。该团经过短时间的紧张排练，于1945年除夕之夜在上清寺中央广播大厦举行演奏会，首次演奏了这些曲目，促进了中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除此之外，中华交响乐团还于1943年10月创办了《音乐导报》，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浅显易懂的管弦乐常识，以配合该团的演出，普及并提高人们欣赏高雅音乐的能力与水平。

1946年4月，中华交响乐团迁往南京，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夕，该团解散。

中华交响乐团在抗战时期所作的种种努力与贡献，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中华交响乐团的重庆岁月，既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独放异彩的一段华丽乐章。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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