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劫难不改爱乐情

2009年7月30日第154期《爱乐者》

   陈淑安  

   我是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的新会员，从小是在音乐声中长大的。在父亲和他朋友们美妙的四重奏乐曲中，我倾听、遐思，无数次在音乐的伴奏中进入梦乡。渐渐地贝多芬、莫扎特、海顿、李斯特等名家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周六晚上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我家，一首首曲子演奏，他们都沉浸在音乐中。这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光，因为这些名家的乐曲一遍遍地在客厅里回响荡漾，飞进我的心中，飞出窗外，飞向深邃的夜空。

   我父亲酷爱音乐，业余时间还参加上海工人文化宫管弦乐团，担任大提琴首席演奏员，并首创了三个八度的中国锯琴。他用锯琴演奏的中外乐曲在邮电系统首屈一指。当时我家生活不是很富余，他竟用大部分收入购买古典音乐唱片，日积月累，家里放满了唱片、乐谱和乐器。

   我上小学时，已到“文革”。突然有天一群红卫兵冲到了家里，肆无忌惮地翻动我家所有与音乐有关的书籍、唱片、乐谱和乐器，似乎要从中找出什么秘密而反动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抄家，家里狼籍一片。抄家后父亲被带走了，我也被带到了居委会的一个房间里，三个红卫兵轮番盘问，要我老实揭发父亲所谓的四重奏反革命小集团的罪行，我感到十分的莫名其妙。父亲他们聚在一起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音乐：这段该轻轻地演奏；那段该激昂地表达；那一段又要达到乐曲的高潮等等。这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这纯粹是个人的爱好，是对美和艺术的追求。父亲对我从小的教育是：爱音乐才会懂得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才能爱世人爱祖国，才能培养高尚的情操，回报于社会。我反复地向他们解释、申辩，但却遭来一顿辱骂：什么音乐不音乐的，靡靡之音完全是资产阶级一套，是借机发泄对社会不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第一次被这些脏乱不堪的话玷污了心灵。取而代之的是外面震耳欲聋的语录歌、样板戏，音乐成了政治牺牲品。令人痛心的是，家里几百张珍贵的唱片也被装了几麻袋，作为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运走了。

   从此我再也听不到贝多芬、莫扎特等名家的音乐，爱好音乐的叔叔们都被打成了反革命，不再有人来我家里。接下去是恶运不断，父亲的一份收入养老养小，我学习小提琴的生涯也被迫停止。最后在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大浪潮中，我被送到淮北农村插队落户，从此与音乐隔绝，但是爱乐情结还是不变。我把小提琴带到了农村，乡亲们第一次见到这种乐器感到特别奇怪。当地农村有一个习惯，到了冬天乡亲们就会因生活困难而外出要饭。生产队长见我会拉这种从没见过的乐器，一定要我不回家过年，而跟着他们外出拉琴要饭，这样我就可以省下一个冬天的口粮。搞得我啼笑皆非。

   “文革”后，我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的平反，一家重见天日。但是那些被抄去的唱片、乐谱却再也回不来，它们早已被红卫兵损坏了。好在通过秘密收藏，仅有几张78转老唱片被保存下来，可已发不了声，因为原来家里播放这些唱片的一个老唱机被红卫兵砸烂了。

   现在那些美妙的音乐重新回到了人们的心中。上海音乐厅、东方艺术中心、贺绿汀音乐厅，成了我经常要去的地方，每当我沉浸在音乐的波涛之中，人也会感到年轻了，许多人间的烦恼和不安都在音乐的波涛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退休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音乐。通过培训考试，我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每周坚持练唱、献唱，水平不断提高。今年的复活节，当我站在圣台上，高唱着约翰·比特生作词作曲的清唱剧《无比的爱》时，我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感激。感激音乐给了我新的人生，感激音乐给了我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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