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唱片工业：变中求存

　　北京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柯前两天刚参加完深圳的“全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授勋晚会”，这位1996年“入行”的资深音乐“伯乐”，迄今已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顶梁柱之一。但宋柯却谦称，自己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算是“晚辈”，同时参加晚会的谷建芬、李谷一等人，都是国内流行音乐的前辈。中国流行乐坛在改革开放30年间，经历了萌芽、南北双雄并立、北方独大等种种阶段，一直伴随着中国内地娱乐消费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着。如今，当盗版无情侵蚀了正版的份额，无线、网络技术也彻底颠覆了音乐的生产传播方式，中国唱片工业也在思考着变化中求生存。 

　　上世纪80年代

　　民族音乐担纲流行主力

　　歌手林萍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严格来说，似乎没有流行音乐。因为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传唱香港歌星的歌，当时邓丽君在中国内地就是天皇巨星，就算年轻歌星参加比赛，也大多是翻唱她们的歌曲。后来1986年的《便衣警察》、1988年的《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内地原创音乐也开始被广泛传唱，但似乎都“吹”着一股“乡土风”和“民族风”，和90年代以后的流行音乐很不一样。

　　此时，著名作曲家付林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小螺号》、《妈妈的吻》，谷建芬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中国音乐是多元化发展的，可以称为流行音乐的初期。”付林认为。

　　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流行着邓丽君时，1980年，李谷一凭一首《乡恋》红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它差点让当时的老领导老同志们听得“背过气去”，甚至还被定性为“灰暗的、颓废的、 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但李谷一却凭她在内地首创的唱法，征服了千千万万的听众。李谷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1979年底，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旅游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乡恋》词曲第一稿完成后，作曲张丕基请她演唱。当时觉得虽然旋律很优美，但过于专业化，不太容易传唱。张丕基修改之后，第二稿《乡恋》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乡思打动了她。根据旋律和歌词的走向，她尝试了用半声演唱，使歌曲听起来更加抒情和打动人心。但歌曲播出后，可说是两个极端，一方面听众非常喜爱，另一面是斥责、非议甚至是声讨。其中非议最多的，是对李谷一采用的新的演唱形式，也就是批评者所称的“气声唱法”。

　　其实跟《乡恋》同时期的歌曲还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这批歌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歌曲，流行音乐的分支开始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初

　　广州是流行乐坛中心

　　在北方音乐还“劲刮”西北风的时候，南方音乐因为地理接近香港，就像它们的穿着打扮也比较时尚一样，广州成为那时的流行音乐中心。说起广东乐坛，真是辉煌一时，出现了陈珞、陈小奇、李海鹰和捞仔等一批鼎鼎大名的创作群体，还有一批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像毛宁、杨钰莹、李春波、陈明、林萍、高林生、甘苹、李进、王子鸣、火风、金学峰等。

　　陈珞解释道，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色彩还很浓，文化比较偏单一，而广东却有很多空间去尝试不同的新东西。 广东音乐人不仅深受那边温婉曲风的影响，创作出有本土特色的甜歌，还借鉴香港的造星机制，率先引进了歌手签约制度，推出第一批包装歌手。这种氛围当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流行音乐的年轻人前去“朝圣”。1991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的陈珞等几位音乐人看上了一个叫杨岗丽的江西小姑娘，根据她的外形、声音和气质条件，为其度身定做甜歌，送她去深造，为她设计造型，并展开庞大的宣传攻势。后来，杨岗丽成了杨钰莹，当年，她的3盒甜歌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新时代公司的摇钱树。1992年，新时代以同样方式捧红了毛宁。这对“金童玉女”是中国流行乐坛造星运动的早期个案。

　　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为了梦想，活跃在广州流行乐坛的“地上地下”。陈珞还记得已故的广州著名歌手陈汝佳的成名经历。陈汝佳1982年高中毕业时，恰逢广州轻音乐刚刚兴起。当时歌手也很少，喜欢唱歌的陈汝佳开始去越秀轻音乐团试工，唱一个晚上能挣4.5元，到正式录用时能挣到7元一天，这在当时算是收入很可观的职业了。一年多以后，陈汝佳开始跑场，唱的是当时流行的香港歌曲，几个月之后，陈汝佳又去了珠海、深圳的酒楼做驻场歌手。在广州的一些地方性歌唱比赛获奖后，1988年，陈汝佳又凭着《故园之恋》夺得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冠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流行乐中心“北漂”到北京

　　同时在广州乐坛崛起的林萍回忆道，当时陈汝佳、张咪和她，是连续三届的“青歌赛”冠军，他们都是广州乐坛走出来的。当时她在广州乐坛发展得也很好，因为广东很少有她这种北方的“大气型”歌手，所以很多晚会、赛事的主题歌，都找她演唱。

　　“90年代初期，我们那年代的歌手，成功的途径确实跟现在不一样。”林萍对中国流行音乐十几年的变化深有体会。当时，她是在参加完广东“省港杯”比赛后，唱片公司主动找的她签约。1992年，她推出了最成功的专辑《为今天喝彩》。同年还代表广州公安部参加“五洲杯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了第一名。“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这一代歌手，都是通过比赛出来的，有很多都是通过‘青歌赛’这个平台出来的。”那时的歌唱比赛氛围很好，都是实打实拼演唱功力。现在“青歌赛”已经办了十几届了，但影响力远不能跟过去比，而且商业包装、人为因素更多。光凭一个歌唱大奖赛就把歌手推出来的可能性太小了，那时歌手大奖赛氛围比现在好一点，实打实靠演唱实力。

　　“那时的歌手身价，大概只值现在歌手的十分之一。当然，这也很正常。”林萍说，那时的制作费、出场费、稿费等都没现在高，当时是在正常的环境下推作品和推人。现在制作词曲的成本太大了，音乐成了有钱人玩的艺术；而歌手也能通过“选秀”等众多途径出来，现在有很多全方位“造星”的娱乐节目。“我关注过一段时间选秀节目，有些年轻人确实不错，比起我们那时候的歌手，唱法更新，观念也更新。但现在的环境对老歌手来说不容易，现在的音乐市场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确实让一些老歌手们有点心灰意冷。”

　　参加完“青歌赛”后，林萍北上北京，成了“北漂一族”，并加入了中政文工团。林萍说，“北漂”并不是迫于音乐环境变化的无奈，身边的同辈人中，有的愿意当纯个体的歌手。但她比较传统，愿意在追求艺术爱好的同时，拥有一个社会身份，获得一份社会保障。而且对当时“北漂”来京的外地年轻人来说，进部队是最快解决北京户口的途径。林萍说，其实在她那一代甚至更早的一代，比如毛阿敏等，一般都有个“公职”。当然，后来北京90年代中期流行音乐市场迅猛发展，也有很多歌手耐不住寂寞从部队转业，当起了职业歌手。

　　歌手北漂，在1995年愈演愈烈，毛宁、陈明等大批当红歌手和优秀音乐创作人纷纷舍广州而北上京城，广州乐坛开始明显下滑。当时有业内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当年的“雁南飞”突变“雁北飞”了。陈珞分析道，根本原因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广东原来的特区优势没有了，内地资讯也迅速发达、人才不断涌现，北京的文化中心和宣传中心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当时很多歌手觉得留在广东缺乏震撼力，而且众多演出商也不断云集到京，歌手北漂的现象是难免的。#p#副标题#e#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上百万销量专辑比比皆是

　　北方乐坛刚柔相济，民歌与摇滚并重的气象，逐渐取代了抒情小调统领的广州乐坛。同时，像大地唱片、正大国际、京文唱片等一批音乐公司在1994年后纷纷成立，高晓松、老狼、张亚东、窦唯、张楚等众多音乐人才在北京的土壤里逐渐繁荣。

　　1996年之前，如今大名鼎鼎的太合麦田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宋柯，还在从事别的行业。1992年，他从Texas A&M University毕业，一直到1995年，他一直在一家国际企业工作。1996年回国后，很偶然的，他清华大学的小师弟高晓松想出专辑，宋柯就投资了，这成为他进入这行业的起点，1996年-1999年间，他创立了麦田音乐制作有限公司。那张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奠定了宋柯进军音乐事业的基础，当时他是老板，音乐总监是高晓松（在此后数年间，他给中国乐坛推了老狼、叶蓓等多位青春歌手）。后来张亚东也加入，给麦田做成了“朴树”。

　　麦田音乐最初的形象总是跟“校园民谣”联系在一起。宋柯说，高晓松提出，当时在群雄逐鹿的音乐市场中，就想找个市场诉求点，所以麦田打出口号“良心音乐”，意思是用真诚的态度做音乐。正好在那时，老狼、叶蓓、朴树等一批年轻人齐至麾下，校园音乐就成了麦田起家的一块牌子。到后来的华纳麦田和太合麦田时，其实他们的音乐内容一直都在变化着。宋柯回忆道，老狼进入麦田是因为跟高晓松是黄金搭档，而叶蓓是跟老狼搭档唱歌时被发现的。朴树的出场更戏剧性，是抱着吉他来卖他自己写的歌。当时宋柯和高晓松听他弹唱了一遍，感觉很不错，就力劝他成为了麦田的又一主将。“老狼是学工科的，朴树是学英语的，叶蓓倒是专科，但学的是民歌。”宋柯说，虽然这样，但那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土壤已经很浓厚，1985年之后，港台的齐秦、罗大佑等人的歌开始传进来，给“70后”那一批音乐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当时的唱片工业环境，宋柯也是记忆犹新。在他回国前后，中唱、中录等国家出版社是相当有实力的，中唱当时兼具内容生产、出版发行的权利，也就是说在产业链上是比较完整的，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公司，类似于国际上“四大唱片”的地位。当时像华纳等国际四大唱片公司在国外历史已经相当长、版权非常充裕、品牌资源积累很大，而且几乎已经“染指”整个产业链。像华纳集团，不光有音乐，还有影视媒体，掌控力非常强。在1996年前后，第一家合资唱片企业“新索”进入中国，随后国际“四大唱片”都陆续进来。

　　宋柯回忆道，自1993年国内第一家唱片公司大地唱片成立，国内就迅速出现了各种民营、合资的音乐公司。当时国有、民营、“四大唱片”是“各有各的道儿”，大家日子过得都不错。麦田音乐还算小公司，其他如红星做摇滚出名，大地做民谣起家，星工场主做流行等。在麦田音乐历史上，朴树的成绩最好，连续几年发行量都超100万张，其他人是50万上下的销售量，这让麦田音乐获得不错的收益。“尤其在1996年到2000年这段，只要制作比较好的唱片都可以卖到100万张以上，对拥有发行权的国有出版社来说利润也很丰厚，所以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出保底价来购买。”宋柯说，1996年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发行时，出版社就给了他们25万张卡带的保底价大概三四十万元，这批预付款已经能满足公司的制作成本，再加上海外或其他的版权销售，麦田就有得赚了。出版社方面也不亏，通常在保底数之外再卖个五六万张就能收回成本。“所以说，如果没有盗版的话，中国音乐市场还是可以良性循环的。”宋柯感慨道。

　　21世纪初

　　CD时代 盗版挤压正版

　　如今的中唱等“通吃”产业链上下游的国企已辉煌不再，像星罗棋布一般的民营唱片公司也所剩无几。唱片工业在经历残酷的市场环境后，依然活着的唱片公司都在“求新求变求生存”，唱片业也呈现了资源、资金流向集中、巨头化寡头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生意人，宋柯对市场的敏感当然要超过高晓松等“感性”青年。早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他就预感到：盗版一来，唱片业随时会垮掉，这是有政策和机制原因的。因为直到今天，在唱片的发行环节，外资和民营企业仍无法“染指”，所有唱片公司都“挤”在产业链的上端。这肯定影响到唱片公司的利润和发展。而当时“版税”这一块给唱片公司的利润也很低，多数公司全指着唱片的大卖来获利。宋柯回忆道，原来“卡带时代”盗版比例还没那么高，因为卡带生产成本高，盗版比正版大概就只能节省一块钱，所以两者并存；真正到2000年后，CD成歌曲的主流载体，VCD机普及以后，唱片业就彻底被盗版打败了。当时一些唱片公司就呼吁提高卡带售价，降低CD售价来抵御盗版。“当时的国有发行体系要承担很大责任。”宋柯说，国有出版社有个思想误区，就是一直认为CD应该比卡带贵上好多倍，实际上CD本身的成本一张才几块钱。在CD刚普及的时候，一些唱片发行商把CD唱片价格定到了50-60元，这简直给盗版带来了很好的契机。1999年-2003年之间，盗版CD一下占有市场90%以上。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麦田音乐发行朴树的专辑，卡带加上CD一共卖了80万张。如果没有盗版，销量可以达到在500万张左右。本身唱片公司发展就靠几个好歌手，而好歌手在市场中都只能做到这样。我最大的感触是，作为老板，越来越不敢投入。”宋柯感慨道。

　　展望21世纪

　　数字时代音乐市场蛋糕有多大

　　华友飞乐唱片当年以在国内率先签下网络歌手杨臣刚而闻名于业内，它也同时尝到了网络歌手+无线技术带来的巨大好处。

　　华友飞乐唱片总裁钟雄兵回忆道，2004年开始，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国内开始进入无线音乐时代。当时的唱片界都已经意识到光盘销量的直线下降，华友飞乐的利润也以每年两三成的比例下降，但根本找不到新的赢利点。

　　在2004年网络音乐也是刚起步，MP3刚可以在网上下载而已，他发现大量的网民习惯在网上听歌了。虽然都是免费下载听的，但有个新现象，就是网民听歌不是按歌星名气大小来选的，而是纯粹按自己的喜好来听。“大部分在网上火爆的歌都是反映网民的生活习惯和爱好，用的是网络语言，贯彻的是娱乐至上的精神。”钟雄兵说，当时有很多音乐网站都有录音软件，喜欢唱歌的网民自己买个麦，就可以把歌录下来后上传到网上，因此催生了一批“草根歌手”。而且网民间有个“传歌”的习惯，一首歌被一个人接受了就被广泛传播，这跟以前唱片发行靠电台、电视台传播的路子是完全颠覆性的，网络是跨地域、跨国界的。

　　当时像唐磊、庞龙、香香、杨臣刚等都开始在网上唱歌。香香在网上翻唱林俊杰的《江南》，听众量达100万，比林俊杰的10万发行量高出不知多少倍，这一点业内都始料不及。

　　“杨臣刚唱得半红以后我们把他签下来的。从那以后，其他公司也跟进签网络歌手。”杨臣刚和香香的几首歌给华友飞乐带来了七八千万元的收入。当时他们只准备给杨臣刚发光盘，后来中国移动和SP服务商找上他们，要求做成彩铃。当时也处增值行业刚刚兴起，一首彩铃下载要花3块钱，唱片公司能分到1块2。在近两年彩铃音乐这块蛋糕也面临“僧多粥少”的状况，唱片公司开始避开SP，直接和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合作，一首彩铃下载费用在1-2元间，一些唱片公司还是能分到利润。

　　直到现在，数字音乐的收入还是占了华友飞乐40%的比例。“随着3G的运用，我预计一两年后中国无线音乐会有另一个高潮。”钟雄兵自信满满，如今日本、韩国的手机业务里，歌曲下载需求量占了第二大。所以他们也在储备大量内容，准备迎接下一个高潮。

　　宋柯回忆道，1999年时麦田音乐亏损很大。虽然之前几年专辑都卖钱，但1996年到1999年他们只出了4张专辑，规模性不够，公司运营成本就承担不了。2000年-2003年间，他们借力华纳的品牌、资金和版权资源，把视野和规模性一下子扩大了。“华纳可以说是‘四大唱片’之中对内地唱片业贡献最大的公司。”宋柯说，但在2004年国内新媒体发展迅速的时候，他和华纳唱片起了冲突。宋柯看到了在数字音乐上的作为，但国际四大的对市政策基本以参考英美主流市场制定。“看到数字音乐的市场却不让我做，我只能不干了。”宋柯离开华纳后，成立了如今的太合麦田。2005年，他们融到了第一笔风险投资，2007年底，他们又获得了韩国电信的资金注入。几年打拼下来，太麦在数字音乐方面也抓住了先机。

　　“我们已经做到数字音乐的发行了。在下个4年中，太麦应该朝着更主流的、在唱片工业上下游产业链都有更强控制力的公司发展。”宋柯说。这位被业内公认“艺术和商业头脑都很好”的流行音乐“伯乐”，也一直在顺境逆境中寻找着麦田的生机。从最早的“校园民谣”开始，到推出很多流行乐实力歌手，再到现在，更关注新媒体、新内容，李宇春、阿朵、后舍男生都成了他麾下的歌手，梅葆玖的京剧、民族乐的发烧碟他也在做，越做越多元。“甚至像影视等相关产业链，如果跟公司的音乐战略有关系，我们也会做。”一年前他跟李亚鹏的公司在丽江投资了一个歌舞剧，最近他又把后舍男生送进了电影《十全九美》的阵容中。

　　从华纳的两任掌门人宋柯和许晓峰先后撂挑子自立门户，前者吸引投资公司太合传媒的力量，重掌太合麦田门户，后者吸纳业内投资和风险投资，成立了创盟音乐，再加上华友飞乐、华谊兄弟、橙天娱乐、保利等综合娱乐集团也涉足音乐领域。在盗版“清除”掉了一批小型唱片公司后，国内唱片业在资本面前又将面临一轮“重新洗牌”，单打独斗式的风格已难长期发展，内地流行乐坛正在朝着资本、资源的流向产生着巨大的变化。

　　商报记者 郑洁/文 王晓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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