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Overview
“五一”前夕在人民大会堂将举行一场他从事词曲创作60年的专场音乐会，演出的作品从建国初直到2008年，横跨一甲子，与共和国同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为此破例出山。
2009-04-04 19:58 中国经营报
吕远今年80岁。
“五一”前夕在人民大会堂将举行一场他从事词曲创作60年的专场音乐会，演出的作品从建国初直到2008年，横跨一甲子，与共和国同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为此破例出山。
“这算是对建国60年的一个纪念，正好我的作品有这个时间跨度，正好我的身体还行，就代表我们那一代的音乐工作者了。”吕远甚至不接受媒体“人民音乐家”的称呼，用“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来定位自己。
60年，整整一甲子的循环，吕远的作品始终紧贴时代，梳理出来，恰如一部用音乐记录的历史。
时代与流行
吕老比想象中年轻，步履健劲，握手时非常有力，有着这个年纪的人少有的活力。问到养生秘诀，吕老笑称是忙成这样的，现在他还要为自己组织的“长城之春”系列音乐会，以及自己的歌剧新作《秦始皇与万里长城》的演出奔波。他说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能忙一天是一天，争取多做些事情。
说到他的创作理念，吕老说他要表达时代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情怀，至于音乐史的说法，可能只是巧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上海为发源地，流行音乐以时代新生儿的身份崭露头脚，许多人新鲜而彷徨。大家都被这股奇特流畅的曲风所吸引。有钱人偷偷的关在家里用塑胶唱片汲取着流行音乐的个性，在那个媒体并不发达的时代，普通人只能在路过高档餐厅和夜总会时，暂停脚步，努力学习其中的一两句歌词，好让自己在茶馆里有傲人的谈资。
这时，吕远正在东北大学主修音乐，在同学们都在研究歌剧、民族音乐的时候，吕远对这种没有“音乐身份证”的流行音乐显示出很高的兴趣。
的确，那时的流行音乐不被主流音乐所认可，但它已经以顽强的生命力混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阵营中。
但不久，流行音乐就因为抗日战争的到来而显得浅薄和无奈，抗日情绪压倒了浪漫主义色彩，因抗战生活流传下来的战争歌曲，成了那个时代的文艺象征。这时吕远的身份是创作员。
建国初，吕远的创作之路正式开始。“那个时候我们的着眼点是找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只要是被大众认可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创作灵感和思路，人民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吕远说。他的成名作是《哪儿来了这老货郎》，一个反映新中国的商业干部下乡送货的作品，开风气之先，成为一时经典。到了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设步入快车道，人们意气风发，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振奋人心，一首激昂的《克拉玛依之歌》让吕远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
吕远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他创作的一组歌颂祖国，歌颂社会新生的歌曲广为传唱。反映民族团结并肩建设的《走上高高的兴安岭、反映水利建设的《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反映国防建设的《毛主席来到咱军舰上》、《西沙我可爱的家乡》……
“虽然表面上都没有伟大祖国的赞扬之词，但我是借助这些大好河山作为载体，让大家更能深切感受到祖国正在兴旺发展。而那个时代的国家政策，更强调与普通劳动者息息相关的主体，对于我们作曲家来说，国家政策就是创作主流，再加上民族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就能成为经典。” 吕远对音乐的流行节奏有着清晰把握。
改革开放，追求美好的生活成为时代主流，吕远1978年就勇敢的创作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引起很大轰动，并带动了同类歌曲的创作热潮。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时代渐开，音乐所表现的主题更加柔和，更加生活了。这时吕远的《牡丹之歌》（1980年）、《泉水叮咚响》（1982年）等，轻松跳动的韵律与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
市场经济时代，吕远仍坚持他的创作原则。2008年，吕远为奥运专门创作了歌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乡》。
流行音乐要适应被遗忘
上世纪90年代除了创作歌曲，吕远还开始筹备一些音乐相关的活动，从一个专职的词曲作家向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传播使者转变。
“长城之春”音乐会吕远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坚持了12年，2009年的“长城之春”因为这次60年音乐会的影响，可能要退后到6月份了。“长城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我们举行‘长城之春’，就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张扬时代精神。”吕远和同时代的艺术家还一起组建了一个“吕远长城文化艺术中心”，专门组织这类活动。“这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政府拨款，也少有商家赞助，是一些热爱民族音乐的人在努力的做事情。虽然艰难，但我们会坚持。”虽然已80高龄，吕远还坚持每年为“长城之春”音乐会创作新的作品。
除了要保持自己旺盛的创作激情外，因为没有经费邀请国外的艺术家，吕远只能创作新的歌曲给这些人，以作为劳务费。市场经济下的艺术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吕远说当时他看到崔健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唱着经典的革命歌曲《南泥湾》时，并没有像一些同时代的艺术家和老革命那样恼怒、无法接受，而是很淡定，甚至觉得这种形式也不错。“红色歌曲被改造形式再翻唱。是很正常的。不同艺术需要交流和融合，但并非所有的结合都是成功的。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衡量一种艺术是否成功，是它在人民生活中起什么作用。这种艺术就是被人民接受的，就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吕远对流行艺术的定义。
但吕远认为，在翻译、翻唱、改编其他音乐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原著。一次，吕远的好朋友，日本著名民谣大师喜纳昌吉向吕老抱怨，周华健把他的宣扬环保的歌改成了爱情为主调的《花心》，实在是有点过火。
“流行音乐最终的评判者是时代，是人们的选择。要学会适应，更要适应被遗忘。”吕老说他被传唱的歌曲连其创作总量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是流行音乐的宿命。“我不是不能写都市情爱的歌，我是‘文革’后最早写这类歌曲的，而是觉得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音乐，与时代，与更多的人相关的歌曲。”
对于目前流行乐坛的病状，吕远看的更深，他认为这是文化浮躁的表现，但更深层次的是流行音乐缺乏理论体系指导，没有标准，自然就乱，还有音乐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一个民族的幸福是离不开音乐的。更离不开优秀的流行乐。”
（本报实习生李智对本文亦有贡献）
“五一”前夕在人民大会堂将举行一场他从事词曲创作60年的专场音乐会，演出的作品从建国初直到2008年，横跨一甲子，与共和国同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为此破例出山。
“这算是对建国60年的一个纪念，正好我的作品有这个时间跨度，正好我的身体还行，就代表我们那一代的音乐工作者了。”吕远甚至不接受媒体“人民音乐家”的称呼，用“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来定位自己。
60年，整整一甲子的循环，吕远的作品始终紧贴时代，梳理出来，恰如一部用音乐记录的历史。
时代与流行
吕老比想象中年轻，步履健劲，握手时非常有力，有着这个年纪的人少有的活力。问到养生秘诀，吕老笑称是忙成这样的，现在他还要为自己组织的“长城之春”系列音乐会，以及自己的歌剧新作《秦始皇与万里长城》的演出奔波。他说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能忙一天是一天，争取多做些事情。
说到他的创作理念，吕老说他要表达时代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情怀，至于音乐史的说法，可能只是巧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上海为发源地，流行音乐以时代新生儿的身份崭露头脚，许多人新鲜而彷徨。大家都被这股奇特流畅的曲风所吸引。有钱人偷偷的关在家里用塑胶唱片汲取着流行音乐的个性，在那个媒体并不发达的时代，普通人只能在路过高档餐厅和夜总会时，暂停脚步，努力学习其中的一两句歌词，好让自己在茶馆里有傲人的谈资。
这时，吕远正在东北大学主修音乐，在同学们都在研究歌剧、民族音乐的时候，吕远对这种没有“音乐身份证”的流行音乐显示出很高的兴趣。
的确，那时的流行音乐不被主流音乐所认可，但它已经以顽强的生命力混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阵营中。
但不久，流行音乐就因为抗日战争的到来而显得浅薄和无奈，抗日情绪压倒了浪漫主义色彩，因抗战生活流传下来的战争歌曲，成了那个时代的文艺象征。这时吕远的身份是创作员。
建国初，吕远的创作之路正式开始。“那个时候我们的着眼点是找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只要是被大众认可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创作灵感和思路，人民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吕远说。他的成名作是《哪儿来了这老货郎》，一个反映新中国的商业干部下乡送货的作品，开风气之先，成为一时经典。到了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设步入快车道，人们意气风发，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振奋人心，一首激昂的《克拉玛依之歌》让吕远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
吕远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他创作的一组歌颂祖国，歌颂社会新生的歌曲广为传唱。反映民族团结并肩建设的《走上高高的兴安岭、反映水利建设的《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反映国防建设的《毛主席来到咱军舰上》、《西沙我可爱的家乡》……
“虽然表面上都没有伟大祖国的赞扬之词，但我是借助这些大好河山作为载体，让大家更能深切感受到祖国正在兴旺发展。而那个时代的国家政策，更强调与普通劳动者息息相关的主体，对于我们作曲家来说，国家政策就是创作主流，再加上民族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就能成为经典。” 吕远对音乐的流行节奏有着清晰把握。
改革开放，追求美好的生活成为时代主流，吕远1978年就勇敢的创作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引起很大轰动，并带动了同类歌曲的创作热潮。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时代渐开，音乐所表现的主题更加柔和，更加生活了。这时吕远的《牡丹之歌》（1980年）、《泉水叮咚响》（1982年）等，轻松跳动的韵律与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
市场经济时代，吕远仍坚持他的创作原则。2008年，吕远为奥运专门创作了歌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乡》。
流行音乐要适应被遗忘
上世纪90年代除了创作歌曲，吕远还开始筹备一些音乐相关的活动，从一个专职的词曲作家向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传播使者转变。
“长城之春”音乐会吕远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坚持了12年，2009年的“长城之春”因为这次60年音乐会的影响，可能要退后到6月份了。“长城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我们举行‘长城之春’，就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张扬时代精神。”吕远和同时代的艺术家还一起组建了一个“吕远长城文化艺术中心”，专门组织这类活动。“这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政府拨款，也少有商家赞助，是一些热爱民族音乐的人在努力的做事情。虽然艰难，但我们会坚持。”虽然已80高龄，吕远还坚持每年为“长城之春”音乐会创作新的作品。
除了要保持自己旺盛的创作激情外，因为没有经费邀请国外的艺术家，吕远只能创作新的歌曲给这些人，以作为劳务费。市场经济下的艺术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吕远说当时他看到崔健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唱着经典的革命歌曲《南泥湾》时，并没有像一些同时代的艺术家和老革命那样恼怒、无法接受，而是很淡定，甚至觉得这种形式也不错。“红色歌曲被改造形式再翻唱。是很正常的。不同艺术需要交流和融合，但并非所有的结合都是成功的。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衡量一种艺术是否成功，是它在人民生活中起什么作用。这种艺术就是被人民接受的，就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吕远对流行艺术的定义。
但吕远认为，在翻译、翻唱、改编其他音乐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原著。一次，吕远的好朋友，日本著名民谣大师喜纳昌吉向吕老抱怨，周华健把他的宣扬环保的歌改成了爱情为主调的《花心》，实在是有点过火。
“流行音乐最终的评判者是时代，是人们的选择。要学会适应，更要适应被遗忘。”吕老说他被传唱的歌曲连其创作总量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是流行音乐的宿命。“我不是不能写都市情爱的歌，我是‘文革’后最早写这类歌曲的，而是觉得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音乐，与时代，与更多的人相关的歌曲。”
对于目前流行乐坛的病状，吕远看的更深，他认为这是文化浮躁的表现，但更深层次的是流行音乐缺乏理论体系指导，没有标准，自然就乱，还有音乐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一个民族的幸福是离不开音乐的。更离不开优秀的流行乐。”
（本报实习生李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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