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的时代与中国的时代

从7月9日上演的探索人类终极命运的《第二交响曲》开始，到12月6日标志着作曲家个人命运的《第六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为止，北京国家大剧院历时5个月，将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10部交响曲全部搬上了音乐厅的舞台。古典音乐界特别热衷于周年庆，对于重要的作曲家一贯是十年一小庆，五十年一大庆。去年适逢马勒诞辰150周年，今年又赶上了他逝世100周年，连续两个“马勒年”接踵而至，纪念音乐会的受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分别在去年与今年庆祝了200年诞辰的肖邦与李斯特，更将同样迎来周年纪念的舒曼等音乐大师远远甩在身后。

细数国家大剧院这10场音乐会，既有柏林爱乐乐团、捷克爱乐乐团这样的国外名团登场，也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本土劲旅加盟，执棒者有西蒙·拉特、大卫·津曼等国外一线指挥家，也有陈佐湟、张艺等中国才俊。可以说，这套系列音乐会不论是曲目本身的可听性，还是演出团体与音乐家的质量，都是国内的古典演出市场中极为难得的，甚至足以与国外第一流的音乐节相媲美。

不过，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在中国如此大张旗鼓地纪念马勒?这位以写作交响曲闻名的作曲家，作品篇幅冗长，编制浩大，织体复杂，充满了晦涩的隐喻，虽然动听的旋律很多，整体听起来却未必有多悦耳。尽管在逝世数十年后迎来复兴，但他的作品仍属资深乐迷的专利，更何况是在古典音乐尚不流行的中国，谈不上有多广泛的受众。演出马勒的交响曲，动辄需要上百人甚至数百人的乐队与合唱团，不仅成本很高，也严重挑战着中国的乐团与音乐厅。听起来，这仿佛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1922年，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乐队(即今天的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马勒的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成就了亚洲乐团与马勒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从马勒逝世的1911年到迎来复兴的60年代，其作品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在世界各地乏人问津，却被这支万里之外的中国乐团在一个陌生的都市奏响，马勒与中国的缘分从这一年起悄然开始。

中国的乐团对于马勒一直都不陌生。不仅是已有90年马勒演奏史的上海交响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及其前身中央乐团也一直将马勒的作品列入自己的常规曲目中，曾任这支乐团艺术总监的陈佐湟，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勒专家之一。中国爱乐乐团不仅演奏过全部马勒交响曲，还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连演5部，体现了他们对马勒作品极强的把握能力。成立仅仅一年多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从今年起初涉马勒，已经在第一、第二、第十等多部交响曲里奉献了精彩的演绎，令人对这支新青年军刮目相看。

国家大剧院从2007年底建成以来，已经迎来送往地目睹了许多乐团将马勒的作品搬上舞台，比如里卡多·夏伊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马勒《第一交响曲》、伯纳德·海丁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马勒《第六交响曲》、迪华特指挥香港管弦乐团的马勒《第七交响曲》等。给乐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2009年率琉森节日乐团来华的克劳迪奥·阿巴多，这位当今乐坛泰山北斗级的指挥大师在北京接连演出了马勒的第一与第四两部交响曲。经历过癌症的大师铅华洗尽，将马勒音乐用最朴实无华却最感人的方式呈现出来，令许多听众在现场落泪。

多年来马勒作品音乐会不断上演，加上古典音乐的普及越来越深入，中国听众对马勒已经不再陌生，国家大剧院也终于有可能在今年推出大手笔。

古斯塔夫·马勒在捷克中部小镇伊格劳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15岁时赴维也纳求学。也许犹太人特有的精明起到了作用，他在发现作曲难以帮助他维持生计的情况下选择以指挥为业，从林茨南郊只有几千居民的巴德霍尔镇歌剧院起家，用17年时间爬上了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宝座。由于歌剧院在夏天放假，他只能利用这段时间坚持作曲，他也戏称自己是“夏日作曲家”。他通常用一个夏天完成作曲，第二个夏天完成配器，保持着两年写作一部交响曲的固定频率。在他的十部交响曲(包括《大地之歌》)里，前八部在他生前首演，只有第二与第八收获了好评，其余全是恶评如潮。在写给妻子阿尔玛的信里，他说，“终有一天，人们会分清好坏，识别优劣。当他(理查·施特劳斯)的时代结束之时，我的时代将翩然而至。我能活着与你见证那样的时刻吗?你，我的光，你肯定能看到这一天。”

正如马勒所预言的那样，他的时代到来了。60年代起，伦纳德·伯恩斯坦、马勒的学生布鲁诺·瓦尔特、英国指挥家约翰·巴比罗利等为首，带领美国与英国的乐团掀起了马勒复兴的浪潮。听众发现，马勒在音乐中写下的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焦虑竟与时代惊人吻合，人们终于读懂了马勒。

从客观条件上讲，进入20世纪后半叶，管弦乐团的编制不断扩大，演奏水准日新月异地提升;唱片工业兴起，新的技术手段被不断应用到唱片的录制中，这恰恰满足了注重音响效果的马勒音乐，于是更助长了这一轮复兴。

进入21世纪以来，“马勒热”方兴未艾，国家大剧院也在今年迎来了自己的全套交响曲音乐会。其中，四支国外顶尖乐团分别展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他们的加盟不仅吸引眼球，也令听众大饱耳福。由韩国指挥家郑明勋组建的亚洲爱乐乐团从世界各地遴选亚裔精英乐手，其实力已远非亚洲本土乐团可比;捷克爱乐乐团曾在马勒本人的指挥下首演过其《第七交响曲》，是演奏马勒作品历史最悠久的乐团之一;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可能是最有性格的德语区乐团之一，如钟表般精确与精致的声音是他们的商标;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柏林爱乐乐团，他们与卡拉扬合作的马勒《第九交响曲》曾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今年他们也将这部作品带到了北京，并让中国乐迷知道他们正在以全新的演绎书写乐团新的历史。

四支国外乐团的精彩演奏诚然让乐迷获得了极大享受，不过今年真正的惊喜却来自中国本土的乐团与音乐家们。随着演奏水平的脱胎换骨，马勒作品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中国乐团的节目单上，乐手们对这些作品愈发熟悉。在国家大剧院的系列音乐会上，两位中国指挥家的表现同样精彩：马勒《第二交响曲》是陈佐湟近年来发挥最佳的一场音乐会，他以十足的震撼力为全套音乐会拉开序幕;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尽管在整体实力上较国交稍逊一筹，但是指挥家张艺不仅精研乐谱，也对乐队的声音做出了极其精致的打磨，将织体语言最为混乱的《第七交响曲》演奏得条理明确，脉络清晰。

马勒的时代已经到来，也终将过去，重要的是，他的音乐在启发了无数听众之后，也在今年为新一代乐迷举行了成人礼。对于这样的一套音乐会，争议也同样存在，即我们对马勒的纪念是否过热?理查·施特劳斯的时代之后是马勒的时代，接下来轮到谁的时代?可以确定的是，经过此番洗礼，我们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个属于中国乐团以及中国音乐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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