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曾有中国最高音乐学府

这几年，“艺考”热不断升温，众多艺术院校成了考生们梦寐以求的目标，这其中当然包括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大多数南京人或许并不知道，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之一就在我们南京，而后来很多著名音乐家也是从南京走上音乐之路的。

校舍只是简陋茅舍

中央音乐学院的院史记载，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分别是燕京大学音乐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南京国立音乐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香港和上海的中华音乐院以及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等，而其主体就是南京国立音乐院及其附设的幼年班。

南京国立音乐院的最主要领导人吴伯超教授，生于1903年8月23日，江苏武进人。中学时代,他就随刘天华先生学习民族乐器，1922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继续师从刘天华，学习琵琶与二胡，他与储师竹是刘天华最为赏识的两个学生。

从音乐传习所毕业后，吴伯超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学校，后来又赴欧洲学习音乐。1942年，吴伯超到重庆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国立音乐院是当时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跟随着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

当年，校址选定在南京城西古林寺附近的国立音乐院，其校舍只是几座茅舍。简陋的教室、琴房以及菜地般的操场，就是未来音乐家们生活的校园。师生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学习，却异常刻苦，成绩斐然。

由于校舍的条件限制，吴伯超后来将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办学放在了常州。

那几年里，吴伯超教授广泛培养人才，我国许多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均出自其麾下，如著名音乐教育家黄源澧教授、学校的好管家郑华彬老师，还有参加革命在重庆歌乐山下牺牲的刘兆文老师、邹清泓老师等等。

会聚大批音乐名师

国立音乐院在南京办学期间，名师辈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著名音乐家杨荫浏教授、曹安和（女）教授和储师竹教授等。

杨荫浏教授从1941年起就担任国立音乐院教授兼国乐组主任。解放后，他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曹安和教授从1941年9月起任国立音乐院教授，她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在南京期间，她还兼任金陵女子大学的琵琶客座教授。

储师竹教授则是从1941年起受聘为国立音乐院副教授的。这些教授倾心教学，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他们先后撰写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天韵社曲谱》、《雅音集》、《文板十二曲琵琶谱》、《古琴曲汇编》、《关汉卿戏曲乐谱》、《语言音乐学初探》、《民族器乐独奏曲选》等上百部音乐教材书籍。

吴伯超本人也非常注重音乐天才的发现与培养。他的主要作品有合唱曲《中国人》、女声合唱《暮色》、二胡曲《秋感》、民乐合奏《合乐四曲》等。他的作品《中国人》，抗战时期广泛唱于西南大后方，对鼓舞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起到极大作用。吴伯超是国立音乐院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院长。

国立音乐院英才辈出

据南京国立音乐院的老校友回忆，当年，国立音乐院的课程很多，除了音乐方面的功课外，还有许多文化课，音乐方面课程有：主科、副科、练耳视唱、乐理、和声、音乐欣赏等。普通文化课则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英文、美术和体育等。学子们的生活学习很紧张、很繁忙，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晚上9点熄灯，时间排得满满的。

学生们的主科，每天都要练习4个小时，副科练一个小时。在学习上，大家都非常用功，上进心极强。国立音乐院及其附设的幼年班在上海、南京、常州等地多次招生，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音乐天才，如耿高明、沈兴华、周寿民、张洪泽、罗安礼、李学全等人。李学全同学在解放后的一次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了金奖，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金奖。

而当年南京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吴祖强（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弟弟），后来还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吴伯超院长英年早逝

南京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机关、院校纷纷迁到台湾，国立音乐院也不例外。

国民政府教育当局责令吴伯超院长尽快做好搬迁准备，并命令他尽快去台湾选择重建国立音乐院的地点。吴伯超对此事一点也不热心，一拖再拖，但他在台湾工作的女儿、侄儿及已前往台湾探亲的夫人均来电报约他来台湾，吴伯超才决定去一趟台湾。

当时，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经营的“太平轮”，是往返上海与台湾基隆之间的轮船。当时，一票难求，“太平轮”正常卖出去的船票是508张，可加上通过各种关系上船的人，达到了800多人，另外，“太平轮”还要运载600吨钢条、《东南日报》重达百吨的印刷器材、中央银行的大量银元、账册档案等，超载十分严重。

吴伯超到上海后，因买不到票，本来走不了，但很凑巧，他遇到了熟人，顺利地上“太平轮”。开船后不久，也就是1949年1月28日深夜1时45分，在舟山海域，“太平轮”与益祥轮船公司的“建元”号货轮相撞。顷刻之间，两艘轮船沉没，“太平”号客轮上的近千名乘客葬身鱼腹，其中包括南京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去世的时候，他才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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