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古典音乐辉耀中国

1979年其实是自1973年就开始的国外音乐家访华活动的延续，但这一年也是一个中国古典音乐热潮难以逾越的制高点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第二年开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对于资深乐迷和音乐家而言，1979年是不可磨灭的一年。除了斯特恩历史性的访华，尚有指挥家小泽征尔、赫伯特·冯·卡拉扬、安德鲁·戴维斯和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来华访问考察或演出。在中国这片对新生事物如饥似渴的土地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群星璀璨的名字和刚刚步出阴霾的中国碰撞，自然产生了许多光辉的火花。他们的名字也永远镌刻在了中国的音乐史中。

而中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舞台上展翅，则是国内的“涉外演出”复兴后十年的事件。

“访华演出”启蒙古典音乐

事实上在古典音乐方面，上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末期，几乎贯穿着不少传统意义上的世界顶尖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演出被定性为“涉外演出”，有着极为严格的选曲标准，音乐会门票也是按政策派发。不可磨灭的1979年其实也是自1973年就开始的国外音乐家访华活动的延续，笔者认为这一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制高点。

著名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中提琴家兼音乐翻译家卜大炜在其经典大作《拾回的记忆——记七十年代的几次“涉外演出”》中，将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中国音乐界大事娓娓道来，其中便有对“涉外演出”珍贵而完整的回忆。

从1973年年初约翰·普里查德带领伦敦爱乐乐团到访北京，同年年中克劳迪奥·阿巴多和威利·博斯考夫斯基与维也纳爱乐乐团访华演出，同年9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前往中国。卜大炜对此评价道：“在一年当中有西方世界的三大乐团相继来访，真是一个罕见的高潮。”

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反思和变革之后，音乐界在1979年迎来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临界点。究竟是档期一致、机缘巧合还是人为的努力，使得1979年像是一颗中国音乐界的超新星爆发一般，不得而知，也无从论证。但以1973年外团来访高潮作为铺垫，改革开放政策的宣布对人心的鼓舞以及国人长久以来压抑的对西方经典文化的向往都是推波助澜的动力。

如果说安德鲁·戴维斯率领多伦多交响乐团于1979年11月的访华演出为1979年的音乐界完美收官的话，1979年10月，奥地利指挥家，被誉为“指挥皇帝”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率领世界乐团列强中的无冕之王柏林爱乐乐团历史性访华，才为这一年“一锤定音”，1979年因此注定功成名就，无可超越。

这是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访华，也是卡拉扬唯一一次访华演出。他在北京体育馆连演三场音乐会，三套曲目。虽然没有像小泽征尔和尤金·奥曼迪等人友好地在音乐会中融入中国作品，也没有在中国专门从事教学和普及工作，但卡拉扬以其天王巨星般的偶像地位和魔法般的神奇指挥技艺征服了音乐界，并在国内掀起了一阵风靡卡拉扬和古典音乐追星热潮。

这股热潮进而发展成古典音乐热，并完好地保持到了80年代末期，前辈们告诉笔者，当时“中图”进口唱片展摩肩接踵的场面，让人联想起现在的校园招聘会。

1988年著名导演张建亚拍摄了一部荒诞剧情片，名为《绑架卡拉扬》。影片叙述了四个社会青年在听了卡拉扬的唱片后对指挥家顶礼膜拜，因此当得知卡拉扬将到上海演出时便精心密谋绑架卡拉扬。但最后由于剧场保安维持秩序，绑架计划被彻底打乱，四人拿着意外得来的入场券兴高采烈地进入音乐厅欣赏指挥大师的音乐会。 #p#副标题#e#　　这虽然是全盘杜撰的情节，因为卡拉扬从未到过上海演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在1988年即卡拉扬逝世的前一年，卡拉扬在中国哪怕是寻常百姓眼中的知名度，这也是1979年卡拉扬访华演出和其后他的大量DG唱片涌入国内掀起风暴的最佳见证。

后来，伴随着唱片业的不景气、音乐出版业的下滑和发烧器材厂商的逐渐南下，很难解释这股风潮突然消退的原因。

如今，中国的新生代乐迷只能从激光唱片中缅怀包括卡拉扬在内的那一批曾经来过中国已经逝去的音乐大师(作为激光唱片的坚决推崇者和始作俑者，卡拉扬与他的好友、日本索尼时任总裁大贺典雄一同孕育了激光唱片的诞生，成为了像爱迪生或者埃米尔·柏林纳那般的划时代的先驱人物)。

可当我们手捧激光唱片(CD)，通过这同样诞生于1979年的新科技，也许已很难感受音乐对当初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1979年6月，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走访北京和上海，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通过琴房的小窗口，他看到学生们在勤奋地练琴，不禁感慨道：“这每一扇窗口里都蕴藏着一位未来的音乐大师。”

1981年，斯特恩的中国之行被拍摄成电影纪录片，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音乐教育界的现状。正是斯特恩的此番努力，这部影片使世界看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与希望。

影片获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专题类纪录片奖，然而这部影片对架起中国和世界桥梁的作用大大超越了奥斯卡小金人的重要性。影片中三位为斯特恩演奏的分别是小提琴徐惟玲、大提琴王健和钢琴潘淳。王健后来经过斯特恩的提携，于1985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30年后已经成了世界顶尖的大提琴家，古典音乐唱片第一品牌DG旗下屈指可数的华人独家签约艺术家；徐惟玲则是中国最出色的女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音乐学院的讲台上和音乐厅的舞台上；潘淳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教书育人，继续着斯特恩未竟的事业。

而斯特恩也在不经意间，担当了中国现代音乐界教父和先知的角色。

斯特恩在美国古典音乐界有着雄厚人脉与极大影响力。1965年斯特恩担任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AICF)主席，资助了大量的年轻演奏家。他所提携的青年犹太演奏家包括中提琴家平查斯·祖克曼、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钢琴家艾曼纽埃尔·艾克斯、小提琴家施罗默·敏茨、钢琴家叶芬·布郎夫曼等人，但也包括不少华裔。除上述三位外还有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和小提琴家林昭亮等。

犹太裔的斯特恩绝不仅仅是一个小提琴家，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之所以有如此呼风唤雨的能力，来自于他与肯尼迪总统相当亲密的私交。

改革开放后斯特恩屡次访华，最后一次是在1999年。1999年访华期间，斯特恩自知时日不多，携庞大的摄影队伍再次展开了一次中国的寻根之旅。那次摄制的内容后来被拍成两部影片。其一是《音乐的交汇……斯特恩重返中国》，其二是采访著名小提琴制作家、教育家和小提琴家谭抒真先生的《来自上海的绅士》，分别收录在了《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DV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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