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小城里的贝多芬

    小城里的贝多芬

　　“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建音乐厅和歌剧院的地方。”在各个城市争先恐后建音乐厅歌剧院的氛围之中，更需要地方官员和指挥家们认真思考的是，大剧院建起之后呢？该怎么做？

文/唐若甫

奥地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蒂罗尔州(Tirol)的埃勒(Erl)，是一个乘飞机换火车还要转坐大巴数小时才能到的地方。那里既无当地常规交响乐 团，也不像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那样明星辈出，但指挥家古斯塔夫·库恩(Gutav Kuhn)每年都会在蒂罗尔举办埃勒音乐节，指挥年轻乐手组成的临时乐团和由部分村民参加的合唱团，在一座造型摩登的受难剧场数十年如一日地上演乡村版瓦 格纳歌剧。

这种兢兢业业的自娱自乐最终开花结果。蒂罗尔版《指环》在Arte Nova品牌下出版唱片，卖得风风火火，越来越多的瓦格纳迷每年被吸引到这个偏僻村落中的受难剧场朝圣观摩。地方势力终成地方新贵。

西方国家的交响乐团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两类。仅以法国和奥地利为例，巴黎和维也纳一家独大，占尽天时地利。指挥大师普拉松虽在法国图卢兹躬耕多 年，但也多以唱片而不是音乐会发家。意大利除罗马圣洁琪莉亚学院乐团外便少有世界级乐团；而德国、日本和美国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的代表，乐团星罗密布，强者 林立，各占山头，别具特色。

当今中国的音乐团体也逐渐从中央集权初露地方势力之端倪。

地方乐团逐渐脱胎换骨

起初，由于外侨集中，上海和哈尔滨拥有中国最“古老”的洋人组成的乐团。文化部直属乐团广纳全国英才和各地利税组建而成，成为中国乐团界的老大。然 而“中央直属乐团”并未妨碍新生乐团和地方乐团的发展，尤以近十多年为甚。从下个演出季即将迎来十周年店庆的中国爱乐乐团，1998年由郑小瑛创建的“民 办公助”的厦门爱乐乐团，到新近脱胎换骨的青岛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武汉爱乐乐团和深圳交响乐团等莫不如此。

这股蔚然之风最近吹到了杭州。杨洋任首席指挥的杭州爱乐乐团全新组建，汤沐海任音乐总监的浙江交响乐团亦挂牌成立。一个在钱塘江畔风景如画的杭州大剧院内登台，一个在剧院外的下沉式广场亮相，相映成趣。

如果把北京、上海和杭州类比于牛津与剑桥的“德比之战”，当是指挥和乐团间的有益竞争的话，那么李心草则在“天高皇帝远”的贵阳找到了他的乌托邦。由一家贵州百货公司老板出资建立的贵阳交响乐团于9月19日作了首演。

相较于改组或挂牌，贵阳所经历的是从无到有，拔地而起。从李心草到刘云志，这一全“国交”的班底司职贵阳交响乐团的音乐与行政，将大都市的经验和地 方新贵的灵活相结合，探索出乐团自谋生路的发展前景。从乐团的“中央”辐射到乐团的“地方”，杨洋、汤沐海、张艺、陈佐湟、胡咏言和郑小瑛等莫不如此。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带有中央文化输出的优良传统，却基于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情结。建国后，各地需要有常驻的文艺演出机构劳军演出，于是每个省几乎都 成立了文工团，后来改称为歌舞剧院，包含一个舞蹈团、以及一个为舞蹈伴奏的乐队。经过几次三番的改革、重组、调整和更名，歌舞剧院在地方上也有了不同归 宿：一大批歌舞剧院的乐队独立出来，单独挂牌或独立经营，成为一支常规交响乐团，比如浙江、江苏、青海、西藏、新疆、天津等；有的融合西方歌剧经典，打造 出纯粹的歌剧院，比如上海和北京；有的则未能及时脱胎换骨，而受到后来居上的同城“德比”竞争，比如厦门。

遍地建起音乐厅歌剧院，然后呢？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还要归功于地方硬件建设的热火朝天。一大批演出场所，诸如武汉琴台音乐厅、武汉琴台大剧院、山东菏泽大剧院、贵阳大剧院、杭州大 剧院、深圳音乐厅、深圳保利剧院、天津音乐厅、天津小白楼音乐厅、福州福建大剧院、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音乐厅、宁波大剧院、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广州歌剧 院等的崛起展现出蓬勃生机，这还不算正在破土动工的石家庄大剧院、长沙港岛演艺中心、上海文化广场和新哈尔滨音乐厅等。

正如男高音范竞马在今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建音乐厅和歌剧院的地方。”这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却点出了在国际金融萧条的大环境下，中国逆势而为的范例。

然而这句话的背后是，“然后呢？”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否能带动地方文化消费，提升文化层次？这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规划，目前尚不明朗。

而硬件完备、软件脱节的惨痛教训，之前的工人文化宫便为一例。90年代开始，各大城市都充斥着“工人文化宫没落”的新闻标题，报道将其归咎于“市场 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文化宫的单位定性”。曾经职工之家的工人文化宫越来越多难逃被改建成带包间且灯光暧昧的KTV、空气混浊的录像厅、粉色的美容美发店、 羽绒服及二手唱片的大卖场的命运。

2009年7月中旬，笔者赴石家庄，途经河北省艺术中心，时逢“2009石家庄性文化节”正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如火如荼地举行。若隐若现的广告勾勒出 一副光怪陆离的泛文化拼图。当晚，郑小瑛率领厦门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也在艺术中心举行，却迎来一番清冷萧条的场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艺术中心所在裕华 西路灯火通明的洗浴保健中心热闹非凡。

地方乐团的前景

自从中央电视台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金色大厅就成了中国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心中的珠穆朗玛峰，属于无论如何都要攀越的巅峰。

很难想象地方乐团赴金色大厅所需的成本。一位央视工作人员曾经以400万元全包的价格游说地方乐团赴金色大厅演出。事实上，以场租形式去金色大厅演 出，已经与艺术无关。只有被纳入金色大厅演出季的，才是受到国际音乐界认可的音乐演出，迄今为止只有郎朗等极少数中国音乐家享此殊荣。

而中国艺术家和团体赴金色大厅演出，除了自娱自乐地过把瘾之外，对中国文化输出少有裨益，至多就是一件烧钱的面子工程。

而在享有“小金色大厅”美誉的山东的蓬莱人民剧场，笔者看到了小城里正在滋生的古典热潮。8月，是蓬莱“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节。21日晚迎 来了新近组建的杭州爱乐乐团在人民剧场的音乐会，曲目包括拉威尔的《波莱罗》和宁峰独奏的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指挥为杨洋。根据蓬莱地方媒体报道， 这也是交响乐团首次在蓬莱举行专场音乐会。

人民剧场并不适合交响乐团演出。因为是戏曲舞台，没有反音板，全木质的观众席座椅，两旁8台柜式空调机发出低沉的咆哮声，舞台上录音的麦克风吊绳是 用场子里的闲置物品临时组装而成，金碧辉煌的内部装饰诉说着它昔日的辉煌。对于大部分蓬莱听众，这是首次交响乐现场的体验，上半场演出在一片闹腾中结束 ——现场充斥着孩子的喧嚣、大人毫无拘束的谈话和进退场折椅的咯吱声。

下半场开始前，中文说得比中国人都好的法国人朱利安上台，按照艺术节艺术总监刘雪枫的口授，语重心长地分享了在欧洲听交响音乐会的礼仪，并礼貌地希望台下的听众保持安静。下半场的听众在一片寂静中听完了整场音乐会，乐章结束后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乐团也礼貌地加演。

让人意外的是杭州爱乐乐团敢于挑选曲目，将两首具有分量的音乐带给一座从未有交响音乐会经历的城镇，而不是迎合地方口味去挑选地方作品演出。在循循善诱的音乐会礼仪分享下，首次接触交响乐的听众开始理解并支持音乐会礼仪。也预示着古典音乐在地方城镇可能的前景。

正如全国已有182年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如今摆在地方官员和指挥家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看清地方音乐势力的定位并端正其远景。如果地方 乐团的建立，是为了繁荣当地文化艺术氛围，而不是为了去金色大厅走秀、或沦为指挥家刨坑占地、官员互比政绩的牺牲品的话，那地方乐团何尝不可能将是奥地利 蒂罗尔州自娱自乐精神在中国的延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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