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田光

原名银山。作曲家。直隶（今河北）饶阳人。１９４４年入冀中行署经济训练学习。次年参加八路军。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员、华北军区第三纵队前线剧社音乐组组长、第十九兵团文艺训练大队副大队长。１９５３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专修科。后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音乐编辑、音乐组组长，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干事，《解放军歌曲》编辑组组长，解放军文艺社副社长，中国音协第三、四届理事。田光从事音乐编辑工作和歌曲创作工作50余年，创作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北京颂歌》、《美好的赞歌》、《井冈山颂》、《渤海渔歌》、《草原夜歌》等近3000首歌曲。最为著名的是于上世纪70年代初创作的《北京颂歌》，曾在我国广为传唱。田光2007年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于2009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田光于1925年9月出生在河北饶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他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饱受侵略、压榨与剥削的生存环境中度过的。所不同的是，他自幼便在那片既生长五谷、又生长民歌与戏曲的土地上，跟着村里老艺人学会了二胡、京胡、四胡、月琴等，从而让他获得了最初的心灵寄托。1944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将近八年的民族危难关头，19岁的田光作为一个民族之子，毫不迟疑地踏上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征途，穿上了八路军军装。翌年，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前夕，他开始了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新生队的学习生活，之后又被调入华北军区三纵队前线剧社，做了一名乐队的主力乐手。在由抗战胜利转入四年解放战争的紧张、繁忙的行军、转战与慰问演出中，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与战友们一起阅读着全剧社仅有的那本油印的、李焕之编著的《作曲教程》，从而悄悄地开始了自己音乐创作之旅的艰苦跋涉。

当战争在人们的期待中结束、胜利的曙光让一个受尽屈辱的民族第一次以一个东方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的神圣时刻，田光披着共和国灿烂的阳光，奉命扑进了首都北京的怀抱，并于1951年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理论作曲专业干部进修班的学生。苦读两年后，他创作了一部小型交响乐《牧童的故事》。我没有聆听过这部作品，但却深深知道，他是将自己从一个乡村牧童成长为一名部队文艺战士的内在情感与人生体验，浓缩在自己的音乐语言之中，从而能使作品以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十多位同学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交响乐队演奏的两部毕业作品中的一部，不仅得到了江文也、姚锦新等教授们的由衷赞赏，也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走出校门，他依从组织调配，迈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门。然而，在他真正的专业创作日历还未翻开之时，又于年末被调进了《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开始从编辑到编辑组组长、再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解放军歌曲》主编，一口气默默工作了35个年头，直到1987年离休……

    而与此同时，作为作曲家的田光，在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恐怕连他也难以准确说出自己究竟创作了多少首歌曲，仅先后出版的歌曲选集就有三部：《美好的赞歌》（1983年）、《献给你的旋律》（1989年）与《田光歌曲选》（2004年）。而这其中所辑录的千余首作品，连同他与人合作、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组歌《井冈山颂》（1979年），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歌曲演唱形式，足以见证了这位在繁忙编辑工作间隙中从事创作的作曲家丰盈的艺术实绩。

从1958年起，他的歌曲《我爱连队，我爱家乡》《民兵扛起枪》便相继在部队与民兵中广泛传播，弥留了一段难忘的记忆与岁月的回音。1966年，他那首《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的旋律，至今还能拨动几代人的心弦，甚至能够唱热不少心灵。今天，当我们带着对它唱响中国大地时的鲜活记忆再去认真审视它的时候，就不能不惊喜地发现，作者在赋予歌曲强烈的行进节奏感的同时，又融入了浓郁的抒情因素，从而成就了这首歌曲与众不同的艺术品质。而这一艺术特点又恰恰体现出了他对当时时代最强音通过歌曲这种最具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加以表达的最佳方式的精妙选用，其所显示出的正是作者对生活、对时代以及对人民心声把握的准确与精当，实在令人叹服，其收到让人赞不绝口的社会效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蜚声四海的《北京颂歌》（合作），应当是他毕生的一首力作，其所引发出的艺术震撼力，难以估量。对这首产生于1971年的歌曲，他曾经这样回忆说，“那一年4月，总政歌舞团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想要一首抒情歌曲，题材是要歌颂北京。当时，我与洪源、傅晶同志正好在一起商量创作问题，就决定接受这个任务，一起合作。”“但在当时几乎没有抒情歌曲可唱的情况下，首先遇到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素材问题。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世界名城，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歌颂北京就必须体现各族人民的意愿。于是，首先明确了一点，凡属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特点均应该避免，而同时又必须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的确，那是十年动乱的中期，由于“四人帮”们对艺术创作的禁锢与扼杀，使得歌曲除了歌颂领袖、党、祖国与歌颂“文革”及新生事物之外，对其它题材的涉猎，无异于要去冲破“禁区”，是需要胆识、需要谋略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作者的聪颖与智慧——它虽然仍旧是遵循着一种大题材的创作走向，却悄无声息地挣脱了颂歌程式化绳索的捆缚，从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了一种对颂歌的新开拓，争得了一定的创作自由度。加之对北京的倾情讴歌，不仅是人民群众抒发情怀的需要，更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对作为曲作者主笔的田光在对曲调的风格走势的判定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当他将创作原则确定之后，便依从歌词所表达的情绪变化，恰如其分地调遣自己个性化的音乐语言，从而完成了这首舒展、开阔、充满民族自豪感与时代气息、且具有浓厚抒情色彩的优秀歌曲的创作。随后，著名男高音李双江带着对这首抒情歌曲的真心喜爱，在全军文艺调演上首先推出，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作为当时讴歌共和国首都北京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颂歌就这样问世了。随之，李光羲、张越男以及难计其数的演唱者不断演绎。直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每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作为北京人以至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自豪感来，而这种艺术的感召力，正源于作者不凡的思想才智与艺术功力。

大凡接触过田光的人，大都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他的谦虚温和、平易近人，他的善解人意、虚怀若谷，他在语调平和的谈话中所透露出的真挚、热诚等等，都会让人极易贴近他的内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对待编辑工作上，也同样体现在他在创作中与别人的合作里——无论是谁每一次同他合作，都无不会被他对艺术的认真与对友情的尊重品质所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同他有过一次合作。当时，二炮准备为基层官兵创作一批反映部队生活的歌曲，并约请全军几位著名作曲家帮助谱曲。为此，我专程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说明了意图。作为名家，他听后当即慨然应诺，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条件，连丝毫的迟疑也没有。此后的几天里，他在我给他的歌词中选谱了一首《自豪的火箭兵》，并在百忙之中用复写纸誊清后于一周之后寄给了我。我收到后惊喜不已，也甚觉不安——本应是我登门去取的，可他显然是为了省得我来回奔跑才专门寄出的，我深为感动。在信中还特意叮咛我，先不要上交，这一稿只是为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除了感动，实在无言以答。我觉得他的旋律风格质朴、语汇简洁，富有连队生活气息又极易上口，遂即将改动的几个词语在电话上告诉了他。尔后，他又调整了几个音符，并再次复写后又寄给了我。直到我带着这一稿下部队教唱、并将教唱时受到指战员们的一致喜爱、很快学会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他才最后决定定稿，同意上交。只是由于后续推广工作上的失误，使这首歌最终没能在二炮全面唱开，让我总觉得对他无以回报，沉重的负疚一直压在心底，至今总难消除……

他的作品中，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他写成初稿征求修改意见过程中，对于朋友提出的建议，他悉心听取、认真掂量，然后酌情吸纳。有时哪怕是一点修改，为了尊重友谊，他便一起署名。有的时候，他索性是把自己的机会悄然地让给了朋友。大约没有几个人知道，1986年由董文华演唱的《十五的月亮》，其所以能在一夕之间唱响神州，也与田光密不可分——1984年，他作为总政治部在音乐方面的负责人，带领全军一批专业词、曲作家去北京军区某部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期间，石祥的这首歌词完成后，他就谱了曲。同时，铁源、徐锡宜也谱了曲。看到朋友的旋律比他的更加具有韵味、也易于传唱，他就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方案压进了抽屉，全力安排对铁源、徐锡宜作品的发表、演唱与推广。而这样的事例又何止一二！

在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田光就是这样，一面精益求精地创造着自己的歌曲艺术，一面坚守着自己仁慈和善、淡泊名利的人格品质。直到晚年，他仍以年逾八十的高龄，为不断从各地寄来的众多无名业余作者的歌词谱曲。这种不为名利所惑的锲而不舍的创作精神，这种不被势利所蔽的平等待人的生命境界，自身就是一座高耸的精神丰碑。

岁月无情，历史公允。令人欣慰的是，毕生头上从没有过什么光环闪耀的他，在2005年八十岁时，终于获得了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奖”的“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是对田光同志毕生为我国音乐事业辛勤付出的恰如其分的肯定，可以称得上是褒奖等身，重量非凡。想必驾鹤西去的田光，也会为之悦然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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