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大师格拉夫曼 中国孩子比我刻苦多了

他曾经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也曾担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他的得意门生里有郎朗这样的一代俊杰。

格拉夫曼 （江演媚/图）

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这个名字对于古典音乐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见到这位老人,正是排练时。钢琴架好,混合着提琴、黑管、小号的嘈杂声突然微弱,乐手和指挥的目光向左集中——这位满头银发、紫衫灰裤的老人走 出来,坐下,左手弹奏,右手翻谱。一曲终了,提琴手们用琴弓轻轻敲击琴背,以示敬意。他起身对指挥耳语,“后面(打击乐方向)要加强。”

6月5日,广州星海音乐厅,当一曲拉威尔《D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终了,这位左手弹奏的老人起身,全场掌声雷动。

他曾经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Horowitz),也曾担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他的得意门生里有郎朗这样的一代俊杰。

钢琴神童师从霍洛维茨

1928年,加里-格拉夫曼出生于纽约一个俄罗斯音乐世家,父亲弗拉基米尔-格拉夫曼是著名的犹太裔小提琴演奏家。

一战和二战时期,大批犹太裔音乐家涌向美国,其中不乏斯特恩、帕尔曼这样的名家,弗拉基米尔-格拉夫曼是其中的一员。

加里3岁开始拉小提琴,因为扛不动最小号的小提琴,4岁转学钢琴,7岁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被誉为“乐坛神童”。

毕业后,加里曾跟随霍洛维茨演出。霍洛维茨是被誉为“古典浪漫派钢琴最后一个巨人”的伟大艺术家。

霍洛维茨一生教过7个学生,他们大多受老师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有的身体出了问题,另一些心理有了毛病。

7位学生中,霍洛维茨只认可3位:拜伦-贾尼斯(Byron Janis)、加里-格拉夫曼和罗纳尔德-图里尼(Ronald Turini)。格拉夫曼忍受了30年右手疾患的痛苦,但他一直心态平和,积极乐观。

1949年,赢得著名的利文特里特音乐大奖后,加里成了古典音乐界的风云人物。此后的30年里,他巡演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每年平均超过100 场,在各类独奏或协奏音乐会上演奏过钢琴史上难度最高的作品,并且至今仍然是惟一与美国六大乐团(纽约、费城、波士顿、克利夫兰、芝加哥和旧金山)一同录 音的钢琴独奏家。

1979年,格拉夫曼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弹错音,接着又发现,右手手指开始不听使唤了。这种名为“局限性肌张力障碍”的疾病也困扰了他的同事兼好友里昂-费莱舍。

费莱舍用业界普遍认为有风险的“肉毒菌毒素注射”治愈了疾病,恢复了演奏活动。格拉夫曼不想接受同样的治疗,他更乐意用左手去尝试小而精致的作品。“想到自己还有左手可以弹钢琴,我感到宽慰了很多,生活也重新走上正轨。”

中国徒弟郎朗、王羽佳、张昊辰

1980年,他开始担任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教职,6年后成为院长,2006年辞去院长职务。现在,80高龄的他仍在传道授业。他和中国颇有缘分,郎朗是他心爱的高足,如今已驰誉世界乐坛,王羽佳、张昊辰也正冉冉升起。

“人们都觉得,现在郎朗表演太多,但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努力,他做得很好。”格拉夫曼对郎朗是满意的。

郎朗、王羽佳和张昊辰都曾谈到格拉夫曼对他们的精心指导。“格拉夫曼对我最大的要求就是领悟力,他布置的曲目非常多,让我短时间内学到很多曲子。”张昊辰还有一年就要从柯蒂斯毕业,2009年他成为第13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

格拉夫曼说,“霍洛维茨教会我最多的,就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不能强迫他去接受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不会强制灌输他们这个应该怎么弹,那个表达的是什么情绪,这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去发挥想象。”

格拉夫曼和他太太没有孩子,他说:“所有柯蒂斯学院的学生都是我的孩子。”

父母让我不停地练习

人物周刊:您的父母都是音乐家吗？

格拉夫曼:我父亲生在俄国,学的是小提琴,他的老师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莱奥波德-奥尔(Leopold Auer,匈牙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师),他培养了包括雅沙-海飞兹(Jascha Heifetz)、米夏-艾尔曼(Mischa Elman)等人在内的众多知名音乐家,而我父亲就在他门下。俄国十月革命时,很多俄国人去了美国,但我父亲来到亚洲,先是在哈尔滨,1920年在乐队当 过一年的指挥,然后去了天津,之后又到上海。他到纽约后遇到我母亲,她不是乐师。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是选择了钢琴呢？

格拉夫曼:我3岁学习小提琴,4岁时兴趣转向钢琴。像中国的家长一样,我父母也总告诉我要不停地练习。

人物周刊:每天练习多久？

格拉夫曼:刚接触时两三个小时而已。长大后,才用更多时间练琴。我知道现在很多中国孩子天天练琴,比我刻苦多了。(笑)现在,如果我有演出,会保证每天两个小时的练习时间。没有演出,我会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看书、写作、旅游、收藏,等等等等。

招生最苛刻的柯蒂斯音乐学院

人物周刊:您从您的老师霍洛维茨那里学到了什么？

格拉夫曼:我7-17岁在柯蒂斯,Isabelle Vengerova是我的老师。后来,我与乐队合作,这时有机会与霍洛维茨演出,有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每星期都要跟他演出,之后的两三年,我每月跟他演出 一次。他很有趣,平易近人,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从旋律中就可以判断歌唱者的特点、长处、信仰等等,声音可以透露歌者的本性,几乎90%的时间他 都用来研究人的声音。

人物周刊:所以你对声音也会特别敏感？

格拉夫曼:是的。我会考虑很多关于声音的事情,各种不同的声音效果,这非常重要,对你的演奏旋律、节奏都有帮助,并不只是弹出音符就可以了。

人物周刊:你在柯蒂斯得到什么？

格拉夫曼:当我是学生时,在柯蒂斯受到最好的老师指导。柯蒂斯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小而精,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总共有196个学生,其中20多位 钢琴家,25位歌唱家,5位作曲家和指挥。在大部分学校里,可能有成千的学生和教职工,光教钢琴的老师就有上百人。柯蒂斯选拔人才非常苛刻,如果有130 个人申请柯蒂斯,可能有20个比较优秀的,10个特别优秀的,但我们只能选择3个,只有这3个能够毕业。

人物周刊:柯蒂斯与其他音乐学院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格拉夫曼:小。这就是它的独特之处。小提琴、声乐、指挥、钢琴,所有专业加起来,人数控制在160人左右,刚好组成一个交响乐团。而像茱莉亚等音乐学院,光钢琴系学生就有上百人,常规学生大概2000人。

人物周刊: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格拉夫曼:我挑选的学生是才华和潜力的结合。潜力很重要,一个学生到了20岁再说潜力就有点晚了,但是如果他14岁就具有过人的才华,经过3年专业指导,前途就不可限量了。我的判断也会出错,但是靠着丰富的经验,90%还是可靠的。(笑)

你身后的罐子是汉朝的

人物周刊:能谈谈您对中国的认识吗？

格拉夫曼:我对中国有很多了解,来过30多次了。1981年我第一次来广州旅游,这回是第4次到这里了。你身后陈列的罐子应该是汉朝的,不过这 个是仿制,真品是2000年前制造的。(笑)我对中国艺术品有着极大的兴趣,喜欢去博物馆,从汉唐到明清的陶瓷器皿、书法字画都是我乐于收藏的。我也去了 很多中国城市,但中国太大了,不能走遍。(笑)我的下一站是云南,想去大理、丽江。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中国学生有什么评价？经常见面么？

格拉夫曼:拿郎朗、王羽佳和张昊辰来说,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学生。昊辰还有一年毕业,但已经拿到国际大奖。郎朗和羽佳已经毕业并成才,他们在纽约的家离我住的很近,走路两分钟就到了。

人物周刊:除了演奏技巧的精进,学生们还可以向您学到什么？

格拉夫曼:我的学生都有很好的弹奏技巧,这不是问题。除了这之外,从他们被录取到柯蒂斯的那一刻起,他们还要学习莎士比亚,学习许多东西,文学、艺术,美国历史、文化,等等等等。

人物周刊:您如何定义音乐家的成功？

格拉夫曼:我在学生时代认为,成功就是能够跟非常有名的乐团、大师级人物合作,在同一辈中能够非常出众。现在就完全不同了,(成功就是对这些) 看得很平淡很正常,珍视每一次合作,做好每一场演出。郎朗成功后,很多乐队想与他合作,观众疯狂追逐他,代理商迫切希望他多出唱片,电视、报纸上天天都是 他,太过频繁,人们就会想把你推倒,人们不喜欢看到一个人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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