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杂志是如何诞生的？

前两日，王毅忽然加我微信，他名为“湖门村老王”，我仔细看照片，果然是二十多年前经常感冒的那个。于是，这两天都想起当初创办《爱乐》那些事。 

创办《爱乐》的前提是，当时三联书店的董老板秀玉，已经交由钱刚去筹办《三联生活周刊》了。办《生活周刊》的方案是我先提出的，老董看了方案不满意，抛弃我后，找了朱正琳，朱正琳与梁晓燕做了个方案，她也不满意。恰逢《读书》主编沈昌文想请一些新闻人在《读书》开一个评论新闻的栏目，让我帮忙邀些人在新侨饭店吃饭。当时请了钱刚、杨浪、杨平、陈西林等等十来人，老董亦参加了。参加后她对老沈说，此事应由《生活》做，就看准了应由这帮新闻人为主体办《生活》，钱刚就成为第一人选。那时三联书店寄居在东总布胡同的地下室里，《生活》人选确定后，老董问我：怎么样，你来组织办一本《爱乐》？这就是办《爱乐》的缘起，是1994年春。具体到《爱乐》创办与其结构，李南拉着我去过老董当时方庄的家一两次。我那时住亚运村，中国作协宿舍；李南寄居在黄伯蔷家，黄伯蔷是《诗刊》的编辑；我们住一个楼层，是邻居。李南那时几乎天天晚饭后就敲门到我家聊天，也经常一起吃饭，《爱乐》创办我们聊过很多，越聊越兴奋。他那时似乎还做着生意，有车。李南提出，可以拉上李德伦、吴祖强做顾问，他原在北京军区文工团拉过小提琴，在音乐界人脉熟，   

当时三联书店有两位推动办《爱乐》的热心人，一位何非，原在长安街上经营社科书店，我常去找书之地，在那里经常遇到卢跃刚。时董秀玉拉何非到三联书店当了发行部主任。一位叫唐思东，三联书店管党办、人事的，都是古典音乐发烧友。何非的两片嘴唇很薄，他鼓动我，大包大揽说，经营上事情都包在他身上。      

《爱乐》第一次筹备会是在朝内大街166号，王毅帮我回忆，是沈昌文的办公室。参加者除了何非、唐思东，还有社科院的王毅，何非推荐的。我之前只读过王毅写的一本《中国园林史》，何非说他是社科院第一发烧。还有李南、黄伯蔷与韦劼。韦劼在外贸部，那时已是京城数一数二的CD大藏家。这就构成了初创刊的《爱乐》编辑部。三联书店的耿捷愿到《爱乐》当编辑，但我印象中，第一次碰头会她没参加。 

第一次碰头就确定了基本栏目，封面介绍一个指挥家或演奏家，中间部分约稿，结尾部分提供资讯。当初就让韦劼系统作唱片推荐。我到韦劼家看过他的唱片，那时他得经常出国之便，收藏已到一曲多版程度，是个大佬，很令我等眼馋。 

第一期封面做卡拉扬。创刊时，王毅是主笔，他写头条文章，我负责编辑策划统筹。卡拉扬这组文章中的李德伦，是李南带我去拜访老爷子，跟他约的稿，李南与李德伦熟极。记得李德伦当年聊时很贬斯维特兰诺夫，斯是他老师。当时谁能想到，斯维特兰诺夫现在又炙手可热，卡拉扬反而质疑声多了呢？郑小瑛、徐新都是李南约的稿。这组最后一篇文章署名“南溟”，是李南的笔名，我错记成王纪宴了。因为李南当时推荐我读过王纪宴写卡拉扬的一篇文章，我们都觉得他写得好，当时可能没找到他联系方式。我查了一下，王纪宴是第二期才开始给《爱乐》写文章。 

现在回头看，《爱乐》初创时，内容还是丰富的。我去北大拜访严宝瑜先生，拜访冯宗璞先生。严先生做了专访，冯先生给我写了一篇散文《风庐乐忆》。我又去拜访吴祖强吴先生，请他写一篇他改编《二泉印月》与奥曼迪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的经过。这就使刊物有了高度。拜访的时候是不是耿捷同去？我记不清了。那时她已经是《爱乐》的编辑了。丰富性方面，我约格非写了《寂灭》，这是他对马勒《第一交响曲》的解读。王毅约曹利群写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感想，曹利群是他同学。王毅还约他们文学所的杨镰写西贝柳斯。《中国日报》王文澜给了我一组他到维也纳，探访著名作曲家墓地的照片。 

当时写版本比较的是周游，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一个古典音乐频道。孟立在北京音乐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石振宇、陈立、胡亚东。硬件约稿是唐思东负责的，第一期由耿捷专访耿纯，孙顺林开的专栏。 

值得一提的是王毅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购买CD二十要》，其购片心得，怎么用便宜价格买到合算的唱片。我记得他最强调性价比，比如篇幅长达79分钟的；比如廉价片，用便宜价格淘到好货的惊喜。那时大家都囊中羞涩啊。 

我们确定每期集中讨论一个曲目，在我当时亚运村的家里，我那时只有一个爱华组合音响，大家把自己的版本带来，挨个听一遍。创刊号听的是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听了九个版本，听到要吐。 

那时写声乐文章主要是李澄，李澄是耿捷约的稿。现在回顾，没有专门设一个历史录音专栏，可能是缺憾。 

《爱乐》初创时，盛夏我们曾一起到京郊度过一次假，住在一个农民的老院子里，也是珍贵记忆。第一期组稿大约花了三月，到初冬时发稿。董老板那时对创刊很谨慎，《三联生活周刊》一次次出试刊号征求意见，《爱乐》是打印出来，隆冬时节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吃了顿饭，随后作了些微调，出刊已经是1995年初春了。封面是董老板专请宁成春设计的，记得我们当时对虚化处理与兰花指都不满意，故第二期就坚持用艺术家全幅照片做封面了，老董直摇头。扉页文字“音乐是唯一不带罪恶的感官享受”是老董自己选的。

此为我记忆中的创刊经过，筹备时，我还在《人民文学》工作。后来，老董说，当主编必须调到三联来，我就加入三联了。那时三联书店已经搬出地下室，到了永定门外的一个面包厂，所以，《爱乐》是在这面包厂里诞生的。 

我主持，只编了五期。王毅那时自告奋勇审稿，他说他骑着自行车要从建国门到永定门外，再从永定门外骑车回人大的家，虽然辛苦，乐此不疲。《爱乐》当时没刊号，是以丛刊形式出版的双月刊。创刊号大约印了1.5万册。1995年初夏，因李南组织“中国爱乐乐团”，请水蓝回来指挥了一场音乐会，给《爱乐》做了一次推广，第四期柴科夫斯基的专辑就印到了5万册，这在古典音乐刊物中，算辉煌成绩了。1995年9月，我接手去做《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爱乐》交与曹利群，我的《爱乐》编刊经历就结束了。现在看这些当年倾注过心血的刊物，往事真历历在目，仍存当年在一起的欢愉与感动，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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