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救助体系”助20万贫民窟孩子重获新生

　　委内瑞拉街头，15岁的少年正在买卖毒品，整天带着枪逛来逛去，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有时发生激战，一群人拔枪开火，闭着眼一通乱射，谁挨到枪子儿只能自认倒霉。“这种事在这里司空见惯，一旦听到枪声，我们就更加卖力祈祷，希望孩子能逃进一间屋子，等待一切结束。”一位母亲说。

　　由阿布留博士倡导建立的“音乐救助体系”，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使20多万来自贫民窟的委内瑞拉孩子重获新生，从中走出的杜达梅尔及青年交响乐团震惊国际乐坛，这一体系俨然已成为委内瑞拉的国家标志。日前，“艺术人文”频道引进的古典音乐纪录片《音乐带来希望》在UME国际影院首映，这是去年间拍摄的第三部关于“音乐救助体系”和杜达梅尔的纪录片，也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20年前，他们茫然

　　游荡于罪恶城市

　　贫民窟像鸽子笼一样摇摇欲坠地挨挤在一起，救助体系的弗兰克依旧开着他那辆破车走街串巷，“建立音乐救助体系远非轻而易举，我们都是摸着石子过河。唯有保持坚强和决心，并相信我们的目标，即便我们无法完全确定目标在哪里。”弗兰克说，“只有一个人对此了然于心，他就是阿布留博士，推动项目并维持其运转的关键人物。”

　　这个长相气质酷似甘地的关键人物，深谙音乐的魔力，维持星星之火不熄，为众多尚未出生但将加入管弦乐团的儿童孕育希望。“救助体系是一个大家庭，其父亲一般的领导人阿布留博士将一生奉献给了我们。”指挥家杜达梅尔说。他和他那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乐团令全世界为之疯狂，众多世界级指挥大师羡慕不已。

　　但在20年前，他们却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罪恶城市，占卜着自己的命运。“一名年轻女孩在武装匪徒的交火中饮弹身亡，当时她正准备离开学校；一名男孩于拉斯玛雅斯的交通堵塞中，在车中被击三枪丧生……”按照《国家报》的说法，这是一张可怕而没有尽头的名单。拉大提琴的姑娘回忆说，“室内乐团创立的第一天，我早早到来，但腿上却中了一枪，所以一切泡汤了。无法参与使我痛哭流涕，大腿的伤不算什么，那天没法演奏才伤透了我的心。”最后，她拄着拐杖来了，“在乐团里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其他所有的事。”

　　对阿布留博士和救助体系的其他许多人来说，圣文森特中心是当下的重中之重。那里有一个垃圾堆积场，“孩子们在那里干活翻垃圾，寻找能拿到街上卖的东西。这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是我们去那里的原因——我们试图帮他们建一支管弦乐团、一座校舍，教学和工作人员可以安排在那里。”救助体系中心主任说。

　　阿布留认为，社会问题总是源于把特定人群排斥在外，“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会发现到处都有某种形式的排斥，造成各地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爆发。所以我们得为把尽可能多的人聚到一起而奋斗，如果可能，就把所有的人，全聚集到我们这个美妙的世界中：音乐的世界，乐队、歌唱和艺术的世界。”

　　分享意味着赠予，

　　包括音乐

　　委内瑞拉人有一种特质，对于在这个国度出生的所有人来说，分享一切即意味着赠予，包括音乐！

　　阿布留坚信这种与生俱来的“共享”品质与其所能产生的“改变一切”的能量。在林克纳达地区，那些2到16岁的孩子们，80%底子薄，生活在边缘地区非常贫困的家庭。阿布留不要他们的双亲支付学费，也不从高深的音乐理论入手，而是直接将乐器交到孩子们手中。
#p#副标题#e#　　“我们把孩子们集合在一起，教他们演奏，即便他们对音乐一无所知。我们的体系着重强调这样一个观念：当他们演奏时他们赋予音乐生命力。这与完美无缺的演奏是两码事——如果他们运弓出错了，可以，没问题。我们会说：感受音乐，思考你们的方式，你们的技艺会随时间而进步。”救助中心主任说。

　　对于尚无乐器可演奏的孩子，救助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入门项目——纸制管弦乐团，四五岁的小家伙们拿着纸盒子一样的小提琴，他们快乐地听老师的指令和哼唱的音乐，习惯纪律、关注指挥。从纯粹的社会层面上说，体系将孩子们从贫穷中拯救出来，但其所实现的却是高品质的音乐。“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期望在接下来六年间，有50万儿童加入其中；十年后是100万。”阿布留博士说，“我们不能为这样的一个项目建造一座象牙塔。它必须植根于社会的核心，向政府、当地社区和私营企业征询意见。愿这种理想一直帮助我们克服悲观、挫折，因为音乐代表了欢乐、和平、希望和无穷的能量。”

　　我相信它可以复制

　　专访纪录片导演保罗·斯马契尼

　　早报：全世界都想套用委内瑞拉的成功经验，你认为这个体系是可以复制的吗？

　　保罗：我相信可以复制，但它也有其特殊性，那是拉美人的特点所致，而且他们一开始就让孩子们加入乐队，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独奏家来培养，让他们分享。

　　在德国、南非也有过类似尝试，但效果没有委内瑞拉那么大。因为委内瑞拉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长时间地在音乐学校中和孩子们一起分享音乐。欧美就更不同了，孩子们生活中的诱惑太多。

　　早报：你也曾拍摄《音乐启动和解——巴伦伯伊姆和东西合集交响乐团》，你认为音乐真的具有这么大的社会功能吗？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政治立场完全对立的国家的乐手来说，他们会因为一起演奏化解干戈？

　　保罗：我相信他们在一起时会彼此尊重。因为当一个小提琴前面在强奏，后面的长号不可能故意制造响声盖过它。大家需要学会倾听，这是交流的开始。演出时，大家会忘掉一切。

　　早报：你的镜头总是把音乐引向社会层面。打开受访者的心扉不容易吧。

　　保罗：是的。我相信音乐的教育功能。相信音乐对社会伦理、精神道德的力量。互相交流，我相信这一点。拍摄东西合集交响乐团，我花了6年时间深入政治立场向左的音乐家的家中，他们开始也害怕镜头，特别是回家以后面对家人，但最后我们终于坦诚相见。

　　记者手记

　　大家都被震动了

　　东方早报记者 安婧

　　去年，杜达梅尔带领乐团到访国家大剧院。圈内人惊讶之余，对主办方未对杜达梅尔的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作任何深入介绍感到愤怒，该乐团的走红，社会性远大于音乐性，仅仅以一场音乐会“圈里乐”，无异于舍本逐末。

　　日前，古典音乐纪录片《音乐带来希望》在上海首映，音乐界各层人士不约而同悉数到场。影片后的提问时间竟变成了观众自发的感言时间，音乐学者杨燕迪感叹该片带给自己很大冲击，使之“重新认识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从职业审美到社会聚合力”。从事中学音乐教育的俞姓观众激动万分：“做这个工作很伟大！我自己做得太渺小。他们的忘我精神让我深感自身不足。”《钢琴誌》主编林达说：“无法相信，在委内瑞拉这样犯罪率极高的国家，在这一体系的感染下，那么多真挚的童心为音乐而疯狂。音乐可以挽救一个社会，净化一个社会，甚至挽救一个国家。”

　　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的女儿吉米·伯恩斯坦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时，也放下与自身相关的话题，推崇起音乐体系：“委内瑞拉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石油和贫穷，但那里却是世界上唯一的古典音乐乌托邦，他们的古典音乐教育成就令全世界震惊，更是让今天的音乐教育理念遭到颠覆，所有的音乐名家到了那里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并且开始反思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

　　中国女指挥家郑晓瑛曾告诉早报记者，应该去考察一下国内的音乐普及教育到底有没有落到实处。很多都是拿一些水准不高、低成本的演出交差了事，而所谓的教育普及“菩萨”们在下拨款项的政府与接受教育的学校之间渔翁得利，还要将公益教育、慈善家的美名兼得。

　　而国内的演出市场，一直致力于引进大团名家，从上至下地以“最好的”感染听众，但老百姓难与之产生真正共鸣，我们从未打通这两极。难道要埋怨观众素质不高么？前段时间来沪的BBC世界音乐大奖总监克莱尔说：“绝不要低估听众的水平，问题只出在你自己。”浸淫在犯罪环境中的来自委内瑞拉的孩子们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当音乐成为唯一希望，当它和生命相连，而音乐教育者们真的深感责任在身，像“父亲一般的阿布留博士那样将一生奉献给我们”（杜达梅尔语），奇迹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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