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元溥：把古典音乐带到22世纪是我们的责任

在新书《乐之本事》里，焦元溥半开玩笑地写到，以前人们对他的称呼是“焦仁和的儿子”，后来又变成了“张悬的哥哥”。然而，焦元溥就是焦元溥。古典音乐圈里当然是有很多乐评人，但像他这样凭借着韧劲儿、痴心完成如《游艺黑白》那样深入、深刻访谈集的人能有几个呢?他当然可以继续按照那个路线写些更深刻的与音乐有关的文字，但他偏偏回过头来写了一本古典音乐的普及书《乐之本事》。这书读起来不费力，却一点都不浅薄。如他在采访里所言，可以“浅出”，但前提是要先“深入”。(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号：ibookreview)

谈新书 作曲和作文都是一种组合

新京报：在《乐之本事》的前言里，你说其实你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犹豫过?这本书其实和你之前的作品也很不一样，是一本关于古典音乐的普及书。

焦元溥：我本来是要写这样一本书，打算60岁写，一次把这些音乐家、听众、作曲家、乐团等等全部骂一遍，从头骂到尾，然后就退休了。

新京报：结果现在这本谁都没有骂。

焦元溥：有骂一点点，但温和多了。我2011年回到台湾，演讲也更多了，发现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无论演讲题目是什么。“我不会看谱可不可以听音乐会?”、“我不会演奏乐器可以听音乐吗?”我奇怪这些问题都哪里来的?所以我就想从问题出发，用写的方式、温和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

新京报：在写作方式上你是怎么考虑的?

焦元溥：思考了很久，放在心里不知道结构。最后我决定先从问题入手，列了20个问题，一个一个回答，写了七八篇，再看哪些问题适合凑在一起，慢慢有了章节出来。我每写完3000字就会给朋友们看，很多人看完会说，“看完这篇文章，我刚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疑惑”。我一听这个问题也很好，就会加进去，从小细胞入手，慢慢组成了这样一本书。

新京报：这本书里你有大量文学作品内容的引用，你是刻意如此还是自然而然写成了这样?

焦元溥：我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很多回响，每个回响我都很珍惜。有个回想我很开心，那个读者本来不认识柯裕棻老师，但他因为看到了我引用的段落读完很感动，就把能买到柯裕棻老师的作品全部买了。我在香港大学曾经做过乐读村上春树的活动，类似的还有昆德拉、托尔斯泰、《包法利夫人》，明年1月打算做普鲁斯特，6月是普希金。我希望听音乐的人也可以多读一些书，而且作曲和作文都是一种组合，道理是一样的。但我写作时也很小心，希望是很自然带入进去，而不是某某人说。如果读者因为看了我的书有触动，想要继续认识这些人的作品，那我会非常高兴。我总希望大家可以读更多、看更多。

新京报：书里在评价作曲家的时候，有四个字经常会出现，就是“面向未来”，这是不是你看待作曲家的一种方式?

焦元溥：这是很重要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德彪西比拉威尔要前进，他的音乐现在听还是很前进。斯特拉文斯基现在听也还是很前进，但是真的很奇怪，跟他同时代的普罗克维耶夫就没有那么前进，勃拉姆斯和瓦格纳比起来也没那么前进。在客观上，如果音乐史只能选10个人的话，我一定会挑瓦格纳和德彪西，可是让我主观上自己选来听的话，我会更喜欢拉威尔和勃拉姆斯，这是很主观的。如果谈音乐史发展的话，有些人你是不得不听，是要知道的，因为他们超越了自己所属的时代。

谈东方 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亚洲

新京报：关于东方音乐家的部分，你的描述也很有意思，像郑京和、邓泰山这些演奏家，在他们年纪渐长后，反而更重视回归东方文化。可能有人觉得古典音乐是一种西方艺术?

焦元溥：油画也是西方艺术啊，那我们不要学油画了?还是说油画可以画出一个让给全人类欣赏的东西?我觉得因为历史的偶然吧，西方出现了这套和声对位，但这里面可以有全人类的情感。古典音乐活到今天，是现代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前我曾经和傅聪说，觉得西方音乐比较少留白和空灵的概念。他马上说“胡说!怎么没有呢!你看这个这个。”(焦元溥一边模仿傅聪语气，一边用做出演奏钢琴的手势)我听他一讲，觉得是对的。

新京报：可能是东西方艺术家本身对乐曲的理解方式就不一样。

焦元溥：西方人从小到大的概念里，油画是填满的。但东方历史，我们的画面是有留白的，看我们的书法，是线条抽象的美。东方的语言是音调语言，一个字 jing(四声)，是安静?干净?恭敬?要写出来才知道，我们对音调感受很敏锐，这是我们的强项。我就听台湾爱乐的指挥吕绍嘉讲过，有些时候乐团拍子的转换，比如三拍转二拍，东方人做得比西方人会好，转换得不突然，西方乐团中间少了一个东西。我们的确有我们的强项，增加了一个面向。

新京报：你有听过西方的音乐家有类似的观点吗?

焦元溥：有一次席夫临时来台湾举办音乐会，我们一起吃午餐，我们聊到中国的画，我们也聊了很多巴托克。他当时就说，你看你虽然不会匈牙利语，但你和我聊巴托克可以这么深入。我现在这几年很着迷东方文化，可我看了很多书，能认识的并没有你多。你们文化这么深厚丰富，同时你也可以这么了解我们的文化，未来一定是你们的，因为你们有两方面的东西。回过头来说，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不要放弃这一点。前阵子在华沙，有位钢琴家就问我，人们都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亚洲，你觉得是吗?

新京报：是西方钢琴家吗?

焦元溥：是西方音乐家。我回答说，我主观上觉得是，而因为主观上觉得是，所以我更强调一点——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把古典音乐带到22世纪。如果古典音乐在21世纪末衰亡了，以后只是存在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东西，这门艺术就等于毁在我们手上了。你虽然有市场，但你也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认真地把这门艺术交给下一代人。不能只有技术，要深刻了解道理和文化，然后我们把它传下去。深入的东西不代表要筑起高墙，可以深入浅出，浅出可以，但必须要深入。

谈听众 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奇一点

新京报：我反而有时候会觉得西方一些音乐家对中国市场有种盲目乐观，我听过很多人感叹或说是赞叹，来到中国演出，台下都是黑头发的听众，感觉这里充满希望。但另一方面，这里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比如上个月萨洛宁来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那天他是准备了安可曲的，但是因为现场的秩序他应该很不满，最后并没有演出安可曲。

焦元溥：好可惜，不过呢，我也有另外的观察。我第一次进波士顿音乐厅的时候被吓到了，两千多人不是白头发就是没头发的，95%都是这样，我当时想，这些人消失之后，音乐厅就空了啊!那天我旁边坐了个不到70岁的老太太，我们因为一首安可曲聊了起来，她的同伴把一首帕格尼尼的曲子听成了完全不相关的作曲家，但她和我聊天时提到他们之前还听了乐团排练。那天的曲子不是热门曲目，我记得有西贝柳斯第六号和第七号，我心里想，这群人连帕格尼尼安可曲都分不清还来听排练!彩排也是要收钱的。

新京报：结果呢?

焦元溥：结果他们其实是退休以后参加社团，才开始听古典音乐的，他们其实还只是入门者。大家一起听个彩排，然后一起吃午饭，就是社团活动。我还曾经在波士顿听过周五下午两点开始的音乐会，音乐厅里更都是银发族。但这也给了我灵感，我后来做过周间下午两点钟的演讲，来的都是妈妈们，那是她们最有空的时候。我们做过调查，在台湾听音乐会的主力是15-30岁的听众，那15年前30岁的人去了哪里?他们进入职场和家庭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些其他时间的音乐会?音乐厅都是年轻人是好事，但也是坏事。永远都是年轻人，他们只能买便宜的票，而且年长的人却不见了。

新京报：台湾现在古典音乐市场如何?

焦元溥：也是要分曲目，有一次我们曲目上半场《英雄》下半场《皇帝》，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团和指挥，也没做什么宣传，票就都卖完了!其他的呢?死推活推，上座率从五成到六成再到七成，终于觉得现场不会太难看了，演出布鲁克纳的曲子，了不起能卖六成，但还是要演。反倒是马勒这七八年来变成了一个显学，以前没有人要来看，去年马勒第九，票一下子卖完了。瓦格纳也有票房，《女武神》《指环》都一下子就卖完了。但我还是希望听众能够更好奇一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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