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江：我打算拒绝今年大都会歌剧院的合同

与哥哥临终前的一次长谈，促使田浩江创作了歌剧《我歌我哥》

田浩江忘不了三年前回北京锅炉厂时的情景。那时他的队伍开着两辆奔驰车，沿道鲜花似锦，掌声雷动。厂里的工人们山呼海拥地围绕着他，争相一睹这位“老工友”的风采。

他离开锅炉厂已经30年了。当时他是厂里文工团的活跃分子，经常带着工友高唱《我的太阳》。“厂里唱歌的事情都靠他了。”一位老工友回忆说。

“我当时在厂里什么都不干，逃工迟到是常有的事情。”虽然工作不佳，但是他靠着一副好嗓子，成了厂里人缘最好的人。

但是30年后重回故地，田浩江感觉到的不是衣锦还乡的荣光，而是“百感交集”的喟叹。他曾经的两位工友，如今依然坚守着那台机器，“30年来从未变过”。

“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想要什么?”30 年来田浩江唱歌、上大学、出国深造，直至登上被歌剧演员视为至高领地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舞台。但在这两位面露满足的笑容的老工友面前，他动摇了。

“他们的内心真实欢喜，他们的生活充实稳妥”，田浩江的语气中流露出微微的羡慕。也许国外的表演生涯并不能给他这样的满足感。“在西方我也不是特别著名，价钱也不是很高。但是为了赚钱，我选择角色的余地不是很大。”他坦然道。

另外一件触及他内心的事情，就是他哥哥的去世。

他哥哥年长他8岁，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充当了父亲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成了少年田浩江叛逆的对象。

直到哥哥2000年去世，还从没听田浩江唱过歌剧。“遗憾肯定是有的，我们都最喜欢钓鱼，但是我们从来不曾一起钓过鱼。”

也许除了钓鱼，就再也找不到两兄弟之间的共同之处了。一个像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一个则是正气善良的退伍海军。两兄弟只是每周见一次面，“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过他”，直到2000年哥哥重病卧床，田浩江从美国回来探望。在床前，两兄弟第一次促膝长谈三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田浩江后来十几年的人生。哥哥对他谈起了自己的人生、志趣和理想。“他从没去过美国，但他想去美国科罗拉多州钓鳟鱼。他因为父亲的关系从海军退伍，但他一辈子爱着海军。”

但是最打动田浩江的，还是哥哥淡然的性格和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就像锅炉厂的那两位老工友，他们笑得真实，活得真实。“我这么多年唱歌剧，肯定有不理智、虚荣的时刻，有物质的诱惑，我希望自己可以像我哥那样，不要那么累，要得不要那么多。”

兄长的离世让他有了反省的机会。有十几个夜晚，他连续梦见哥哥的音容笑貌，尽管曾经不能相互理解，尽管他们相处的时间短之又短，但他觉得他最终理解了他哥。这十几年记忆的萦绕，让他有动力去创作一部只属于两兄弟的作品——《我歌我哥》。

《我歌我哥》并不是纯粹的歌剧，里面混杂了话剧、曲艺、流行歌曲。它要展现的不仅仅是“文革”那个年代的时代风貌，更要突出田浩江心目中那个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哥哥。“一个记忆十几年都抹不去，那我就觉得应该把它呈现出来。”

这种自传式的舞台呈现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田浩江的作品里。从锅炉厂工人到大都会歌剧院的签约演员，这其中的曲折经历，曾引来无数媒体争相报道。“我的经历太像歌剧了，”他说，不仅仅是像，它本身已经成为一部歌剧——《从毛泽东到大都会》(From Mao To TheMet)，作品用英文演出，“有了这个作品，那些想知道我经历的人就可以去看这部剧”。

所有这些——传奇经历、欧美巡演、与多明戈同台献技 ——如今对他来说，都已成为过去式。今年他已经打算不再和大都会歌剧院续约。正是和他哥哥的那次对话，埋下了如今这出人生戏剧的伏笔。他想寻找如他哥哥那样“真实的生活”，“From Mao to the Met，fromMet to where?”他向自己问道。

B=《外滩画报》

T=田浩江

B：你4年前来上海演《我是李白》的时候，《外滩画报》曾采访过你。这4年来你都在忙什么?

T：4年来大概演了20多部歌剧吧，在不同的国家。现在一般一年演6部左右。还在北京开始了一个声乐培训计划，“国际青年声乐家汉语歌唱计划”。2009年的时候还在北京做了一个实验，小剧场歌剧，算是歌剧和话剧跨界的一个项目，150个观众，请的都是朋友。这里面有话剧的元素，还有戏曲的元素、多媒体视觉的元素，也可以让观众自由地进出这个演出场地。

B：这个实验是不是有点像你另外一部独角戏《从毛泽东到大都会》?《我歌我哥》是这个实验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后的作品吗?

T：这个实验可以说是独角戏《从毛泽东到大都会》的一个雏形，这个作品中有很多那个时代的老歌，而且没有经过改编，力求最真实地反映我所经历的“文革”时代。《我歌我哥》也有自传的成分，但它主要还是讲我和我哥的事情。

B：《从毛泽东到大都会》这个自传式的作品是怎么来的?

T：我去美国唱歌剧之后，就有很多人采访我，你为什么会来美国唱歌剧啊?每次我讲的东西都一样，讲了太多次了，就想把它做出来，以后就不用讲了。我的经历比较曲折，也很有戏剧性。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是很复杂的，它恰恰也符合歌剧的要求。美国PBS电视台还录了下来，拿到美国30多个城市播。很多美国歌剧演员只会唱，不会演，但他们觉得我很会演戏，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也经历过和我一样的事情，他们也就会演了。这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B：你青少年时期在“文革”时代的北京，经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孩子很像吧?

T：那当然是的。我出生在一个军队大院里，和他们很像的。但是它没有演到孩子们长大一些后是什么样子。阳光灿烂这个词用得很好，虽然是处于“文革”当中，但是我们不停息地去寻找自己的精力的出口，去寻找发泄的方式。“文革”的经历对我非常重要，和我后来去西方是直接相关的。

B ：你和你哥当时是怎样的关系?

T：他1969年退伍回家，因为我父亲当时在受审查，他那时候已经12年没回北京，我在北京完全是自由自在的状态，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哥哥，我比他小8岁，我当时的叛逆都发泄在了他身上。他大约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我们见面次数也不多，都住在厂里，一周大概见一次面，朋友圈子也完全不一样。

B：从他退伍回家到他去世，你一直没有真正去了解过他?

T：我有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但我没有从对方的角度去了解。我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中。他重病时，我去医院看他，我们生平第一次单独面对了三个小时，聊天，还唱了歌。这是个毕生难忘的经历。第一次重新认识了他，但几天之后他就走了。《我歌我哥》大部分就是这三个小时的记忆，这个记忆刺激了我很多年。他 2000年去世后，我做过十几次一模一样的梦，都和这次谈话有关。如果一个记忆十几年都抹不去，那我就觉得应该把它呈现出来。B：在你心目中，你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T：非常普通、自然、平和的一个人，也很善良。我觉得我无法成为我哥这样的人，但我从我哥身上看到一点非常重要：用诚实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生活。但这也是非常难的。他是当海军出身的，他对海军的热情也持续了一辈子。他床头有两本杂志，一本是钓鱼杂志，一本是《舰船知识》。他一辈子的遗憾是离开了海军。我这么多年唱歌剧，肯定有不理智、虚荣的时刻，有物质的诱惑，我希望自己可以像我哥那样，不要那么累，要得不要那么多。

B：在你后来的生活中，你哥这种淡然的心态对你影响很大?

T：我在纽约有一个朋友，阿尔巴尼亚人，他在地铁里拉琴。有一次我经过，被他拉琴的神情感动了，我们就成了朋友，他也很自然地来我家吃饭，吃完就走。我家里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哥对我的影响，就是他让我认识到自己也不过如此。

B：你现在为什么在欧美唱得越来越少，演中国原创的歌剧越来越多?

T：在西方，歌剧演员并不能决定自己可以演什么，而且在西方我也不是特别著名，价钱也不是很高。但是为了赚钱，我选择角色的余地不是很大。近几年我选择说 “不”的时候越来越多，我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歌剧。比如今年大都会歌剧院的合同我就打算拒绝，当然这也有风险，明年他们可能就不会再找我了。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走下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每个歌剧演员都会有这么一天。我只是很好奇，趁这几年我的精力还旺盛，除了西方歌剧，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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