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部局乐队：西方音乐传教士之百年流转

《上海采风》 2015年01期

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大光明戏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马年金秋，“百年老字号”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35周年之际，新落成的音乐厅盛大揭幕，一时成为文化热点。人称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幢外观惹眼的现代派风格建筑物状如凌空漾起的乐波，旋律线条飘逸灵动，音响设计堪称一流，让几代“老交响”人一偿夙愿，率先在国内音乐界开创了“团厅一体”运营模式的新纪元。

历史是遥远的回声，时间的足痕。论年资，上交竟然要比“世界一流乐团之冠”的德国柏林爱乐乐团还早了三年，令该团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也大为讶异。在徐家汇藏书楼里珍藏的史料中还记载着：其早年团址在南京路市政厅（今新雅粤菜馆一带），占有6.5亩地皮，因绌于经费困顿，只得于1928年10月作价130万两银子（时币100英镑相等于335两银子）卖给了“地皮大王”哈同，退出了可供演出的黄金地段活动基地，后栖居在简陋的福州路567号（现为菜市场）三楼作队部和排练厅。两相对照，正映照出两个时代的悲喜境遇。

一座城市、一门行业、一个团体对渐行渐远的自身历史沿革、时代沧桑、文化传承不能失却记忆，更不能无视前人创下的业绩坐享其成。回溯历程，且让我们作一次“百年交响”寻根之旅。

前奏：上海公共乐队

清末民初，那是一段要揭开伤疤的年代。

自鸦片战争惨败缔结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后，“被开放”的上海滩开埠，租界林立，八面来风。漂洋过海来华“淘金”的大批洋人不绝如缕，在实施强盗行径大肆掠夺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上海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登陆中国的母港。

上海最早出现西方纯音乐，是1855年在圣三一小礼拜堂（今汉口路“红礼拜堂”）一架庞大的格雷·戴维逊三排键管风琴，做弥撒时音响无比宏亮辉煌，较之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还略胜一筹。继而，又有董家渡天主堂以及徐家汇天主堂内奇特的“竹管管风琴”。

成立于1879年1月16日的上海公共乐队，乃是上海工部局乐队前身，因其隶属于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而得此名，“公共”的含义又指为纳税人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它原先是一支仅有20余人的铜管乐队，多为“马尼拉佬”菲律宾乐师，由号称“欧洲第一长笛手”的雷慕萨指挥。那一天，英国人所办的“爱美剧社”在兰心大戏院上演三幕喜剧《我们的军队》，这支公共乐队首次亮相演奏了序曲和幕间音乐。彼时，可查阅到1879年1月8日和10日英文版《字林西报》上刊登的两则广告；而2月7日的英文版《北华捷报》也做过报道。据此，著名学者杨民望先生（丰子恺大女婿）和一众音乐学专家在有关乐队创始年份1857年、1879年、1881年、1890年和1907年诸说中认定了1879年这天为乐队诞生之日。

1879年1月8日和2月7号，刊登在《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上的两则乐队消息

1879年1月8日和2月7号，刊登在《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上的两则乐队消息

浪迹远东的西人侨民对上海公共乐队这类租界文化团体不仅仅视为生活中娱乐享受之需，并还能超越文化得到他们人际间一体化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表征体系的认同，借此重塑精神家园。

乐队初创时期，法国人雷慕萨仅仅执掌二年就病逝于上海。后由西班牙人维拉接任指挥长达18年，他曾在米兰歌剧院担任小提琴首席，尤为致力于引入弦乐以图改变现状，为此亲自培训队员和他们的儿子。由于马尼拉乐手不满低薪和欠资发生劳资纠纷，身心俱疲的维拉回天乏力递交了辞呈。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意大利指挥瓦伦扎填补空位，任职不足五年。外界对菲律宾乐工的水平低下啧有微词，可是正处于美菲战争难以招募新人，他们纪律涣散，行为不轨（酗酒），使瓦伦扎经常抱怨。1906年4月开始，工部局董事会决定由四人组成乐队特别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期望改观局面。

应该说，乐队自从德国人鲁道夫·布克教授执掌指挥后，才从草创时期过渡到步入正规化进程。此人还颇有来头，1902年4月曾经出任过柏林爱乐乐团客席指挥，又是一位作曲家、乐评家。他首先实施乐队大换血举措，辞退了8位最差的马尼拉乐工，从欧洲聘来6名乐师，如担任首席的小提琴独奏家米利埃斯是德国约阿希姆大师的弟子，单簧管演奏家施拉德都是非等闲之辈。经过布克教授不遗余力地改组，终于把铜管乐队扩大为小型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在十三个声部中由十二位欧洲人任首席，从而脱胎换骨改变了只能充当仪仗队低水平的状况。

布克对音乐会选曲紧跟欧洲保持同步性，而在演出形式上仿效欧洲19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漫步”（又称“逍遥”）音乐会这种初级形态，就是把音乐会当作背景音乐，观众可在场内踱步走动以此来吸引人们走进音乐会场所。此举很成功，第一次尝试就满场是人，连站位也不够。他还搞了卖套票促销，每场2元，而套票（3场）只要5元，看来他对经营之道也挺在行。他对于在公共花园的免费公益性演出相当重视，夏季差不多每天两场。每当在兆丰公园、法国公园、尤其在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开露天音乐会，绅士淑女们悠闲地消暑纳凉，泛舟河上，也能聆闻到从公园那边随风飘来的悦耳乐声。

19世纪末，上海公共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出场景

布克时代德奥乐师占尽上风，但当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危机也降临到德国平民头上，包括首席在内的四名乐师受召入伍，后在青岛被日本兵俘获，还有一人惨遭杀害。德国战败后，布克他们备受歧视冷遇，董事会决定德奥乐师不能登台且不再续聘，无所事事的他只能如弃妇般到烟台休长假七个月，一直苦捱到合约结束怅然回国。

平心而论，布克任上这段德奥时期虽没有之后的意俄时期辉煌，但他为一支现代的、完整编制的交响乐队奠定了基石，功不可没。

大师属意上海

意大利藉指挥家、钢琴家梅帕器（Mario paci 1878—1946年）生于佛罗伦萨，他7岁习钢琴，11岁登台独奏，14岁成为李斯特关门弟子斯甘姆巴蒂的高足，老师出于爱才免费教了他三年，17岁一出道就夺得李斯特钢琴大赛一等奖。在米兰的一次音乐沙龙，他当场弹奏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斯卡拉歌剧院的赞助人赞叹其“不亚于普契尼”，此说不胫而走。而这位写过歌剧《蝴蝶夫人》《杜兰朵》的普契尼大师当真很赏识其才华，先是推介他进米兰音乐院学作曲及音乐理论，后又力荐梅帕器到米兰著名的三大歌剧院任副指挥，在那里他师从费拉里、姆尼奥纳、马斯切罗尼和托斯卡尼尼等如雷贯耳的大指挥家。他的学艺之路如有天意神助，一路顺畅通达。

1918年底一战结束之后，梅帕器携带两架心爱的大三角钢琴坐船作环球巡演 ，这是他第二次来上海，1904年他曾在上海德国俱乐部举行两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大获成功，留下了美好印象。这次从香港来上海途中罹病，船一抵沪就抬进医院，遂取消了之后赴日本、美国的演出计划。一俟病体康复，他在夏令配克戏院（今新华电影院）举行了四场独奏音乐会享誉满城。他兴犹未尽又自费组织了40个人的乐队助演莫扎特的《加冕》这首成名曲，他一边弹琴一边用肢体语言调动乐队，此举凸显了他指挥方面的超强能力，精彩纷呈的演出博得报上好评如潮，赞美这位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帕器具有一个伟大钢琴家的所有特征：乐感的诠释、歌唱般的触键、非凡的力量和技巧”，“他那艺术气质和明显个性具有强烈的独创性”，从而促成了工部局董事会欲邀其执掌乐队指挥的意向。已年届不惑的他心中正想要大展宏图“成为中国的开拓者，胜过在我的祖国从事音乐事业”。

意俄精英加盟

梅帕器在1919年9月1日正式上任，他的到来使阴云密布的公共乐队上空射进一缕地中海阳光。

然而他面临的严峻现实是：一批德国乐师被迫离走，乐队零落不堪，萎缩成仅有14个人的管乐队。无疑，第一要务是招募高水平演奏人才，他提议用三年时间来重整旗鼓。为此，上司允准他五个月假期，梅帕器在意大利、法国和其夫人的故乡芬兰广揽人才。最终他如获至宝地觅到年方21岁的小提琴奇才富华，委以乐队首席之重任，其他四位木管和二提首席也才艺过人，还带回一批崭新的乐器。梅帕器回到上海第一场音乐会就旗开得胜，人们欢呼“上海可以夸耀自己的乐队了！”，节目有穆索尔斯基《荒山之夜》、李姆斯基·科萨科夫《天方夜谭》、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片段等，都是时下炙手可热的乐曲，其不俗实力可见一斑。三年大限的调整初步完善了交响乐队建制，于1922年正式定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

不能不说梅帕器是位福将，正当他为急需精英加盟增强实力而愁眉不展之时，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引发了一场难民潮，一些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亡命天涯，其中不乏艺术领域的佼佼者。那些流亡到中国哈尔滨的俄国难民就有20万人，反客为主超过了当地居民。那一年，有两个流落到上海的“三重奏”和“六重奏”组作探路性试演，“乐探”梅帕器听了音乐会后在日记中评价甚高，想方设法留下了他们。当时乐师的平均月收入252.33元（时币1元约等于1990年代的30元人民币），会逐步递增到450元，年薪达3000元以上，比中国劳工家庭高出十余倍。还能享受工部局公职人员待遇，有带薪休假、公费医疗、旅游津贴之类的福利，所以陆续来应聘的白俄高水平乐师纷至沓来，优中选优。在1941年工部局乐队的编制为52人，白俄要占六成，主要是铜管和弦乐；木管以意大利人为主；而犹太裔乐师不以国别来区分，大都是弦乐骨干力量。

登上巅峰之路

雄心勃勃的梅帕器实行专制式乐队管理卓有成效，在他的指导下乐队水平大幅提升。

他站在指挥台上极富个性有迷人的风采，“他个子虽不高，能量很大，一激动像要飞起来似的，动作极为老辣，一不满意会快速敲击指挥棒让大家停下手，嘴里像百灵鸟一样‘勒比比比……’唱着生动的曲调示范。要是很不满意便说‘不要打瞌睡哦！’”我国前辈大提琴家张贞黻在1935年文章中的描述如见其人。

梅帕器引进了欧洲的演出季理念，把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作为春冬两个演出季，每星期日晚上定时举行音乐会，6—9月为夏季露天音乐会，9月是全体乐师法定休假月。另外，每隔三周的星期四晚上要举行纪念性、专题性的各类音乐会，一年有十次。工部局年报中每年都详细登录了音乐会节目单，几乎囊括了西方音乐史上各个时期名家名作，令人叹为观止。他很偏好德奥的“3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常演他喜爱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格鲁克、莫扎特、海顿）和德国浪漫派（舒伯特、舒曼、韦柏等作曲家）的作品，往往占有节目的很大空间。他有时比他的西方同行更超前，演奏拉威尔、科达伊、巴托克、雷斯皮基、列蒂、格雷纳等作曲家的新作品。

排练一场音乐会的进度快慢也是乐团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梅帕器每年要排演40多套节目，他每周仅用15个小时排练一场新曲目音乐会，这在当今乐坛也属相当高效的。

为提高乐队的国际声誉扩大影响力，他经常邀约一些世界顶级大师合作。比如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Elman）有神童之誉，音色有“埃尔曼音”之称，他1925年来沪公演轰动之极。大名鼎鼎的海菲兹（Heifetz）与埃尔曼同是师承奥尔教授（匈），他生于立陶宛，3岁随父学琴，5岁首次公开演出，6岁即能演奏门德尔松的协奏曲。1917年时年16岁的海菲兹举家移居美国，获得非凡成功被誉为20世纪最卓越的小提琴大师之一。海菲兹于1920年代末来到上海与乐队合作开独奏音乐会，热爆上海。还有旅居上海的法国大师蒂博（Thibaud），以他命名的比赛是当下四大国际小提琴赛事之一，也多次与乐队合演。又如著名俄国钢琴家莫伊谢耶维奇（Moiseiwitsch），尤以擅长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闻名于世，被认为仅有作曲家本人才能超过他，在1930年代也与工部局乐队进行过合作。另外，还有与富有盛名的俄藉大提琴家皮雅蒂戈尔斯基举行的13场演出，以及F·克莱斯勒大师1936年的合作演出。能与这些身价百倍的艺术巨匠同台合作，足以佐证其时工部局乐队水准线业已与欧洲一流乐队不相上下。

信奉艺术至上的梅帕器没有种族偏见，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的文化使者。1930年11月23日，他首演的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即黄自先生作于法国的《怀旧曲》。1933年又与大同乐会联合公演，节目有出品人为梅兰芳的舞剧《波光琴心》，看上去更像是哑剧的京戏舞蹈动作集锦。还有大同乐会的民乐合奏、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刘经芳独唱《晴雯绝命词》。最为出人意料的是乐团里俄藉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所作《北京胡同》交响诗，可听到街头叫卖声、戏园子里京戏唱腔等俚俗风情，引发了傅雷对阵聂耳两种对立见解的争议。傅雷在法国留学时就是一位美学家，他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出孔子儒家之道，从莫扎特的乐曲里悟出了庄子的道家哲学，有惊人之见。这场“大中国音乐会”在上海文化界反响很大，鲁迅和许广平也兴冲冲观看了演出。梅帕器又与很多华人音乐家合作演出，最早的是小提琴家马思聪（1929年），1930年代则更多，计有钢琴家沈雅琴、夏国琼、吴乐懿，小提琴家李惟宁，男低音斯义桂。此后又吸收华人乐师参加乐队，先后有谭抒真、陈又新、黄贻钧、徐威麟及廖玉矶（女）、毛楚恩、王人艺、刘伟佐、马思宏、张真黻，抗战胜利后新加入的更有司徒金城、海城、华城三兄弟、韩中杰、秦鹏章、陈传熙、窦立勋、陆洪恩、柳和埙、郑德仁等十余人。

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者萧友梅先生初到上海，首次听到工部局乐队演奏后大为赞叹“真教人千万想不到，在这个孜孜为利，俗气不堪的上海租界地方，居然可以找到一种安慰灵魂的圣药与一个极难得的领略艺术的机会……我敢对人说这是上海惟一的宝贝”，由此作出重大决定：要把国立音专放在音乐生态环境上佳的上海来办，依托乐团一流专家雄厚的师资力量成为我国培育音乐人才基地。

上海租界人口1844年仅有44人，1910年达1.5万人，到了1930年代有日本侨民2万人、欧美诸国2.6万人，其中真正爱乐者人数寥寥，囿于传统的中国人更是对外来文化有排斥心理。梅帕器出于培育演出市场很为注重普及西方音乐。他每月安排一场“青年音乐会”票价低廉，国立音专学生可半价优惠，所选乐曲旋律优美又浅显易懂，并请专人上台讲解作品。他还甚至向上海市民开放剧场楼厅可免费登楼听乐，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前来尝鲜。他在自传中说及，起先音乐会看不到几个中国人，后来占据了23%，大多是年青人，使他很为欣慰。

梅帕器很具有开拓精神，1940年5月他因地制宜首次与由俄国侨民组成的上海俄罗斯舞蹈团在兰心大戏院合演《天鹅湖》，使上海市民第一次见识到浪漫洋芭蕾的足尖魅力。从此开始一系列合作，拓宽了艺术门类经营渠道扩大新的收入来源。

历数几十年来规模最为盛大的演出，则是1942年4月14日在大光明戏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乐队与合唱演出人员几近三百人，四位独唱者是男低音苏石林、男高音斯罗鲍德斯克依、女低音克里罗娃和女高音桑德。场内2200座全满，还有300人无法入场，成为上海音乐生活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日本人接管工部局乐队期间曾发生过一件乐坛轶事：当红歌星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唱会，由日本人服部良一担任乐队指挥。李香兰不知何故一开唱就慢了一拍，而近百人的乐队不知不觉中跟上了歌手的节拍。这让日本指挥百思不得其解：“太不可思议了，整个乐队不是紧跟着指挥，而是紧跟着歌手在演奏”。以小见大，一支高水平的成熟乐队才具有这等超强的应变能力，表现得这般默契。

工部局乐队指挥大师梅帕器

功臣暮年途穷

战云纷飞，抗日战争爆发祸及工部局乐队每况愈下。

据工部局历年公报的演出场次统计：1930年为38场，最多是1934年达178场，相等于2天1场音乐会，而到1941年又下降为40场。因日军侵占上海成为“孤岛”后政局动荡，物价飞涨，水平不一的乐师每课教琴半小时1—3美金仅能买1—3只大饼，迫使他们只得靠多收些学生以纾解生活压力。梅帕器先后授教过50余名私淑弟子，其中包括旅美定居的著名女钢琴家董光光、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获奖者傅聪、中央音院钢琴系主任周广仁等。外教学生最多的要数国立音专俄藉犹太声乐家苏石林教授，有150余名，我国好多歌唱家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俄藉犹太声乐教授苏石林

当初，亡命逃往上海的俄国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向来以会讲法语炫耀其身份地位，所以大多聚居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周边，有“东方彼得堡”之称。可是当日寇侵占上海后，日军将8000名英美侨民关进浦东和龙华等处拘留营，继而又将18000名白俄和中欧犹太难民集中迁往提篮桥一带“隔都”，顿使乐队成员人心惶惶，面临生存危机，这势必严重影响到乐队演奏质量下滑。

大凡从事高雅艺术的文艺团体运营经费拮据似乎是个世界性难题。早在1927年4月召开的纳税人年会上，哈葛作为代表首先发难，提出要裁撤乐团的议案，理由是不能将纳税人的钱用于一小部分喜爱音乐的人身上，并且耗费过大，竟是伦敦乐队的三倍之多，而社会上有识之士针锋相对大造舆论细数乐队的成就，与之抗衡。几经周折，到头来不单削减拨款从28万两缩减至20万两，还导致了前文提及过的卖地皮给哈同之事，弄得如此穷酸落魄。这个裁撤乐队的提案虽被否决但后来还常常被人提及，如同达摩克里斯的利剑悬在头顶，一朝局势剧变难保会一剑封喉。

乐团处于人心涣散和经济压力的双重困境中，终使年已64岁的梅帕器心力交瘁萌生去意，忍痛决定告退。1942年5月31日晚，愁肠百结的帕器大师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末场“告别音乐会”。他弹奏了初来沪上时的曲目莫扎特《加冕》，又弹了乐圣贝氏的《热情》奏鸣曲。正如罗曼·罗兰所言“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泄露最隐秘的思想”，梅帕器用23年编织的梦想，一腔热情铸造辉煌，而今却付诸东流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乐队，先是宣布解散来个下马威，又要求全体乐师必须重新申请加入组建的乐队（更名为“上海音乐协会上海交响乐团”）。梅帕器因拒绝聘约被软禁在山上24小时，后来在软硬兼施下被迫应允以客席指挥身份每月演1—2场，没想到这一无奈之举竟会成为之后被罢黜的话柄。抗战胜利后，由一位不得志的俄藉指挥挑头策动20余名乐师“罢演”，他们以战胜国自居，不同意曾为日本人出过力的人再度复出，梅帕器遭此重击，倍感失落差点儿自杀。

1946年8月3日，梅帕器因患脑溢血并发肺炎危在旦夕，弥留之际他要侍奉于病榻旁的董光光女士弹奏一首肖邦夜曲，圣洁的乐音催下他满颊热泪，乐声陪伴着大师溘然长逝。噩耗从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传出，“乐坛识与不识，同灿悲悼”。8月5日，立下伟业的梅帕器大师安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傲娇富华称霸首席

一个强人再怎么有能耐毕竟也孤掌难鸣，帕器大师当年相中比他小21岁的青年才俊富华成为他铸造辉煌得力的左膀右臂。

意大利藉犹太小提琴家、指挥家富华教授（Arrigo Foa 1900—1981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1921年他被赴欧“选秀”的梅帕器一眼相中，且超乎寻常地大胆启用年仅21岁的富华担当乐队首席兼独奏家。他不负众望，一到上海就以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为见面礼，拉得精致玲珑，报上乐评称“他属于那种令你不得不信服的表演，一下子走进心里，犹如年轻时代的米沙·埃尔曼”，居然把这位新人与世界上一度身价最高的大师相提并论。

富华的首席坐得稳稳当当，无人敢于争锋。他不但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还霸气外露地把整个声部提升一个档次。有位1936年前后三次客席指挥过工部局乐队的日本指挥家近卫秀麿曾撰文慨叹：“乐团第一小提琴只有6人，可拉出来的声音比日本东京新交响乐团（NHK前身）10个人还要响一倍，管乐音色也让人叹服，去欧洲任何地方都能理直气壮地跻身一流。”而近卫秀麿正是东京新交响乐团十年前的创始人，所谓“瘌痢头儿子自己好”，他不可能故意贬低自己长他人志气。由此看来，“远东第一”的美名并非虚妄之言。

他还经常以独奏家的身份几乎拉遍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等公众认知的经典杰作，其激越奔放大开大合的演奏风格和大师风范赢得上佳口碑。著名的德国“高亭”（ODEON）公司，为富华录制了一张唱片，独奏曲目是克莱斯勒《美丽的罗斯玛林》和莫扎特《小步舞曲》等向全球发行。富华很偏好室内乐，他与同在国立音专教琴的钢琴家查哈罗夫和大提琴家沙甫佐夫组成三重奏可谓天作之合，传说他们只要合练一次就已足够默契，接下来就把练习抛在脑后聊天取乐。这三位犹太人均为学校里各专业教研组主任，成为音专一块金字招牌。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舞台是安身立命之地，富华频频闪亮登场大为提高了社会名望。公共租界内组织过一次音乐界最高人气指数的投票活动，富华以远超其余九位获奖者的高票位居第一。

小提琴富华、钢琴查哈罗夫、大提琴舍甫佐夫三重奏

可以说知人善任的梅帕器是他的伯乐，此后梅帕器又晋升富有音乐素养的富华为副指挥做他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当梅帕器让位后由他继承衣钵担当起了重任。1948年由富华执棒与上海雅乐社合演的海顿《创世记》轰动沪上，中国歌唱家葛朝祉、韩德章、张紫玲三人领衔独唱，气势恢宏，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另有个小插曲：富华于1944年5月5日在大光明一次答谢赞助人的演出中，由小牧正英（日）主演的舞蹈，时年15岁的我国前辈芭蕾舞蹈家胡蓉蓉也参与了表演，她的老师正是主持上海俄罗斯舞蹈团的索科利斯基夫妇。

乐队为芭蕾舞伴奏场景

留学法国风华正茂的周小燕教授在1949年2月13日也参与了富华指挥的第8次冬季音乐会。她演唱了威尔第《阿里安娜之哀歌》中的《让我死吧！》等三支意大利文歌，没有用她发音纯正优美的法语演唱最为擅长的歌剧咏叹调，难免让观众有些许遗憾，但是，她的返场节目是歌剧《迷娘》中的咏叹调《我是提塔尼阿》，却是上海十年来无人尝试的名曲，须艰深的技巧，唯涉猎声乐者始能知其中甘苦，她的演唱使全场动容。

要论富华在国立音专教学上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许多中国学生日后成为音乐界元老，如上音副院长谭抒真，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中德混血儿廖玉矶女士，以及后来升任国立音专校长的小提琴独奏家戴粹伦，他在抗战胜利后还接管了工部局乐队（改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之后去了台湾）。

谭抒真在受访中曾对人说起“富华教授确实是个天才”“他好多次主动把自己珍贵的名琴借给我拉”，可见他内心里是很爱才、很呵护学生的。富华非常有个性傲气凌人，即使他要上台拉协奏曲，依然不当回事疏于练琴，临上场前翻看一下总谱，就上台背谱独奏了。正因为其时无人可与他一比高下缺乏竞争压力，无端挥霍自己的才能，以致在后期功力渐退。富华又是个性情中人，他的坏脾气在校内外尽人皆知，要是学生回课没拉好，他暴怒之下会抓起琴谱狠狠扔出窗外！人无完人，艺术家大多是感性的，按说这仅是个缺点，谈不上人品恶劣，可是一到尔后的政治运动一来，什么都会上纲上线，有人指责他这个意大利人是“法西斯”行为，结果于1952年被强令离开上海音乐学院，黯然出境。

心有不甘的富华没有回国而是卜居香港，依然操起旧业教琴、拉琴参加音乐活动，直到81岁离世再也没回到过上海。这位从21岁来沪的杰出音乐大师，在上海度过31年、香港呆了29年，把四分之三的人生奉献给了中国音乐事业。功远大于过的富华，今日理应给以“平反”正名。富华是永远的首席。

小提琴大师富华

犹太乐师建功立业

远古希伯莱人颂唱《圣经》的宗教音乐，已然显现出他们超凡脱俗的音乐灵性。

犹太族裔音乐家在上海工部局乐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41年的乐队编制52人中就有10人是犹太人，弦乐是他们的地盘，占据了各声部首席位置，成为乐队的脊梁。

成就大业的梅帕器强将手下无弱兵，工部局乐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才华超群的富华已为人所知，其他几位犹太音乐家也个个身手不凡，各有独门秘笈，继富华之后几任乐队首席全都是犹太人，执掌了乐队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来自俄国的阿德勒教授（Adler）在富华出任指挥后坐上首席宝座。他完全称得上是国际大师级小提琴独奏家，被公认为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权威演绎者。他在纪念老柴逝世50周年音乐会上拉的协奏曲，就连惯于挑剔的犹太乐评家费伯尔也忍不住夸赞他“绝美的温情和音色，很好地诠释了柴氏的忧郁和伤感，所有的难点和华彩乐段都处理自如，终止拉得极其辉煌”。

特别擅长于教学的黎夫雪（Livshitz）是二提首席，他是上音名教授窦立勋之师。名师出高徒此话不假，出自窦立勋门下的弟子广为人们熟知，有俞丽拿、丁芷诺、唐韵、侯伯治、张振山、张世祥、俞鲁宾、周尊贤、张立国、薛苏里、施琼、苏幼敏等当今活跃在国内外乐坛的小提琴名家和教育家。

再说说在二提声部里的弗兰克尔教授（Frankel），他可是个传奇般的人物，堪称“全才”。在德国时他做过法官，后逃到上海躲灾求生存。他既擅长中小提琴和钢琴，参与室内乐演出，还熟谙作曲理论和指挥法之道，各个专业领域都有很高造诣，他是第二维也纳乐派作曲家，在国立音专兼职作曲专业主任。我国著名音乐家丁善德、黄贻钧、李德伦、桑桐、瞿希贤等都跟他学过作曲、配器、和声、对位、曲式分析音乐理论。尔后，弗兰克尔于1947年应丁善德之邀赴南京音乐学院任教。

常年在上海国立音专执教的德籍犹太人卫登堡教授也很值得推崇，他虽没在工部局乐队供职，而其得意门生司徒三兄弟都是该乐队成员。解放后，司徒华城是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司徒海城是上海交响乐团元老，小妹志文起先也是学小提琴，现为中国音协大提琴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而大哥金城则去了台湾桃李满天下。卫登堡来上海避难之前就已在德国音乐界孚享名望，著名德国作曲家勃鲁赫把一份刚刚出版的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乐谱送上向其征询专家意见，卫登堡指出第三乐章再现部的主题只有一个单音B，而不是乐曲开始时的和弦，勃说：“一串音阶后拉和弦技术上有问题吗？”卫讲没有问题，随即当面演示后用铅笔加上了GDG三个音。如今这首世界小提琴经典作品留有卫登堡手迹的乐谱，经由司徒海城老师转赠予其爱徒冯永祚（上芭乐队首任首席），弥足珍贵。卫登堡教授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留任至1952年过世。

卫登堡教授门生——司徒四兄妹

德籍犹太人约阿希姆一门三杰留下了一段佳话。大哥奥托1934年流亡到上海后自组一支犹太乐队亲任指挥，开过琴行出售乐谱，与工部局乐队来往密切。其弟瓦尔特曾做过科隆室内乐团大提琴首席，1940年被梅帕器招进乐队很受赏识，还在国立音专教琴。李德伦向其学大提琴，1947年赴延安担任中央管弦乐队指挥，解放后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瓦尔特1952年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出任首席，其兄则是中提首席。而奥托之子戴维斯出生于上海，也从事音乐。1987年上音60周年华诞，瓦尔特应邀来沪，又特地“回娘家”与上交一批同仁欢聚，共话老友情谊。

有一位与中国特别投缘的俄藉犹太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名叫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vshalomov）。他出生于中俄边境一个小镇，有一位会唱京戏和民歌的村民对他影响很大。1932年到上海后在百代公司当乐队指挥和工部局乐队图书馆馆长。写过《北京胡同》交响曲、歌舞剧《孟姜女》、歌剧《观音》、G大调钢琴协奏曲等几十部作品，都由工部局乐队首演且本人指挥。那时《孟姜女》曾得到宋庆龄和宋美龄资助到南京演了30场，在上海兰心和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也演过30场。他还为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配器。1985年为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诞辰90周年，北京与上海都举行了作品专场音乐会向他致敬。

工部局乐队在后梅帕器时代的三位指挥都是犹太人，可称之为“犹太指挥时期”。除了常任指挥富华之外，俄籍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斯娄茨基（Slutskii）分别在两个时段出任过指挥。他在来华前曾在马林斯基剧院为歌剧和芭蕾指挥伴奏乐队，故而他迷醉于此扬己之长，在1944年几乎每一个月都同上海俄罗斯舞蹈团合作演一台芭蕾。剧目多得令人咋舌：有《春之祭》《睡美人》《钟楼怪人》（即《巴黎圣母院》）《天鹅湖》《堂·吉诃德》《海盗》《彼得鲁什卡》《葛佩莉娅》《胡桃夹子》《金鸡》《火鸟》《玫瑰精灵》（韦柏原曲）。大力推广俄罗斯学派经典作品让上海市民饱览美妙绝伦的足尖舞蹈，这在其他城市是无可比拟的。为使已包租下的兰心大戏院发挥经济效益最大化，他在1945年5月起相继推出了歌剧名作：《浮士德》《乡村骑士》《霍夫曼的故事》《茶花女》《叶甫根尼·奥涅金》《鱼美人》《卡门》《鲍里斯·戈都诺夫》，以及轻歌剧《卢森堡伯爵》和由高芝兰主演的《风流寡妇》。斯娄茨基指挥过如此众多的芭蕾与歌剧作品，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有深远影响，功德无量。但由于斯娄茨基后期经常告病，指挥时力不从心，上下颇为不满而招致解约。

富华在兰心大戏院指挥乐队

另一位德籍犹太指挥家、钢琴家马戈林斯基（Margolinski）在欧洲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以浪漫主义风格著称，是上海犹太社区音乐活动的精神领袖。他在1946年10月首次正式亮相就大获好评，称“他的指挥，当给演奏员对于乐曲有新的认识，一种启示，一股动人的力量。当他弹钢琴时，感到他把整个乐队都搬到钢琴上去了”。他一改乐队的旧时面貌“弦乐声部大大加强更趋于平衡，可以同欧美任何一支交响乐队相比”。

1947年影响最大的是由马戈林斯基指挥的两场“帕器纪念音乐会”，帕器大师生前中德两位高足出场。董光光弹奏贝多芬降E大调“告别”奏鸣曲，她感同身受的哀思那么真挚动情。孔纳先生演奏舒曼的《交响练习曲》展示出成熟钢琴家的风采，颇有恩师风范，“这12首变奏弹得很有深刻见识”。两人又合作了莫扎特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双钢琴协奏曲，轮换主奏。这场演出由身兼钢琴家的马戈林斯基来指挥再也合适不过，可谓心息相通。接着由帕器大师生前的5位中国小弟子独奏钢琴小品：年方13岁的傅聪弹了贝多芬6首变奏曲和对舞舞曲；周广仁小姐演奏巴赫《法国组曲》之五和贝多芬的法沃里舞曲；以及高明珠、孔云卿、巫漪丽纷纷献演。这5位小弟子后来都拜德籍大师兄孔纳为师，继续深造。

可惜时运不济，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接管乐队后，由于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经济濒临崩溃，连累了乐队居然发不出工资，“瘫痪”了2个多月。1947年苏俄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号召侨民回国，雪上加霜又走了一批实力干将，马戈林斯基因无法抗拒的外力影响而“歇菜”。1947—1952年指挥权又落到了富华身上，他勉力撑起风雨飘摇的危局，力图重振雄风。

二战期间，上海以博大的胸怀收容了犹太难民已然成为人间真情的传世佳话，同时这些犹太音乐家用自己的才智反哺给中国，滋养培育了一大批音乐人才，成为新中国交响事业的中坚力量。

乐音绵延，工部局乐队播下的音乐种子开遍中国大地。

（本文参阅资料：《上海工部局乐队史》汤亚汀著、《乐人之都—上海》榎木泰子著、《俄侨音乐家在上海》汪之成著、上海交响乐团相关艺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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