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姆林斯基可以等

文/盛韵

策姆林斯基的确等了很久。半是因为人们对于忽略了他而感到一种集体愧疚，半是因为我们不想承认在如今的开明时代却喜欢听如此阴暗的和声。

也许一位作曲家给另一位作曲家的最残酷的颂词要数阿诺德·勋伯格给他大舅子50 岁生日的祝福。勋伯格说：“策姆林斯基可以等。”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争论无数。有人解释为，一位像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那样水平的作曲家可以安然入睡，因为他有十足的信心，相信后世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自己的成就。然而，即便在潜意识压倒文本的弗洛伊德的家乡，勋伯格那句话的意思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策姆林斯基不是那种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艺术家。当勋伯格的无调性和十二音革命热火朝天地进行时，策姆林斯基只能靠边站，等着。

策姆林斯基的确等了很久。他于1942 年流亡美国期间去世，40 年之后他那些曾被公开谴责为腐朽堕落的歌剧才偷偷摸摸回到欧洲舞台，得到了大家遮遮掩掩的赞赏。说遮遮掩掩，半是因为人们对于忽略了他而感到一种集体愧疚，半是因为我们不想承认在如今的开明时代却喜欢听如此阴暗的和声。

要说策姆林斯基如何被人铭记，大概是作为那个“维也纳最丑陋的男人”，送给他这个称号的是被汤姆·莱勒（TomLehrer）歌唱而不朽的“维也纳最可爱的女孩”——她不是别人，正是臭名昭著的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阿尔玛表面上讨厌她这位音乐老师那沟壑纵横的圆盘脸，但私下里却情欲奔涌，他们几乎到了做爱的边缘，阿尔玛却最终投入了马勒的怀抱。至于其他方面，策姆林斯基在德奥学派汗牛充栋的研究专著中仍是谜团，他似乎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从未掌握过实现名利的方法，正如他有一次对阿尔玛所说的，自己就差出人头地的那股劲儿。安东尼·博蒙特（Antony Beaumont）的传记《策姆林斯基和他的艺术》（Zemlinsky and His Art），是对策姆林斯基其人其乐的第一次全面研究，揭示了许多人们想象不到的方面。

我们知道，策姆林斯基来自多文化背景，他继承了西方全部的三种一神教传统。他的身世在当时颇为奇特，就血统谱系看像是以赛亚派。他的犹太祖父在萨拉热窝跟一个穆斯林姑娘结婚，他的父亲是一位奥地利天主教徒，在婚前改信犹太教，受了成年割礼，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甚至成为维也纳西班牙系犹太人社群的秘书长。这可是被鄙视的少数人中的少数民族。策姆林斯基为了职业便利加入了新教教会，却并没觉得这种宗教能够提供心灵慰藉，可能他的血管里有太多杂质了。从他所作的赞美诗中，还能依稀辨识出希伯来音调和西班牙犹太旋律的痕迹。

策姆林斯基的性格成型期是19 世纪90 年代，当时他20 多岁，受到晚年勃拉姆斯的庇护，并碰见了将要占据他一生的两个人：马勒和勋伯格。马勒娶了他的女学生阿尔玛，并在执掌歌剧院时委托他写了不少作品。勋伯格承认策姆林斯基是自己的唯一老师，并和他的妹妹玛蒂尔德结婚。

他们的友谊中有欢乐，也有情欲和音乐的毒物。当玛蒂尔德同画家理查·格斯特尔（Richard Gerstl）私奔时，策姆林斯基站在了妹妹这边。勋伯格在老婆离开的三周内写出了无调性开山之作《升F 小调弦乐四重奏》，他从未原谅策姆林斯基对妹妹偷情背叛的纵容，或是未能跟随自己探索未知的音乐领域。策姆林斯基最接近勋伯格的作品是1914年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模仿了后者的《升华之夜》。没过多久策姆林斯基就结了婚，但并没有满足自己索求无度的性欲。他似乎利用了自己的丑陋，骗得美人们的信任。他写的每个音符都充满了肉欲。他的第二任妻子发现他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仍不忘与护士调情。

马勒离开后，策姆林斯基为维也纳所不容。后来，他在布拉格的德国剧院指挥了16 年，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指挥了4 年。他渴望专心致志地作曲，但尽管有克莱姆佩勒及其他一流指挥家的推崇，他从未写出一部歌剧杰作。吸引他的那些主题都离不开他的私人生活，《侏儒》算是他最成功的歌剧，写的是一个公开受虐狂，被人视为他的自嘲写照。

勋伯格在玛蒂尔德去世后再婚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而策姆林斯基第二要好的朋友阿尔班·贝尔格又突然死于败血症。等到希特勒的魔爪伸到维也纳时，策姆林斯基已生活在阴影中，成了自己家乡的陌生人。他那些阴暗、动人心弦、彻头彻尾地诚实的歌曲，似乎在对我们的时代大声呼喊。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宽容他的多重民族性。

博蒙特的传记堪称重构策姆林斯基生平的典范之作，不仅照亮了维也纳社会病理学的阴暗角落，也横跨了音乐现代性中扭曲的人文地图。读完这本传记，我受益良多，印象中的马勒毫发未损，勋伯格略添微瑕，至于阿尔玛，汤姆·莱勒可以为他的宏大颂歌再添三段。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 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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