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响乐的英国式怀疑

文/盛韵

英国乐迷不容易讨好。问题的根本是英国人对交响曲本身的怀疑。他们习惯将艺术与理念分离。

“英国作曲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个自相矛盾的字眼，即便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辉煌，该词还是保留了部分贬义。我们可以从“不那么有名”这样的形容开始，正如音乐潜意识中涌起的平庸大潮，那些充满田园诗意的暖洋洋的歌曲把自己打扮成了交响乐，那些仅仅是对位正确的乐章则伪装成了创意灵感。

杰拉德·芬齐（Gerald Finzi）和埃德蒙·鲁布拉（Edmund Rubbra）正是两位“不那么有名”的英国作曲家的代表。他们都出生于1901 年，尽管身世截然不同，却结为挚友。芬齐出身于伦敦上层的意大利犹太人家庭，衣食无忧，而鲁布拉则出身于北安普顿的工人家庭，14岁就被送去修铁路。

他们俩都轻易地为沃恩·威廉斯的招牌田园风所俘获，芬齐1956 年咀嚼着青草心满意足地早早离开人世；当时鲁布拉已经迅速完成了4 首交响曲，但他在二战中封笔并进行了严格的反省。1948 年，鲁布拉改信罗马天主教，谱写了《第五交响曲》，一扫岛国文化的恋旧乡愁，采用了布鲁克纳式更广阔的音乐语言。

这可不是迎合英国人的好办法，他们喜欢短小精悍的老派交响曲。鲁布拉写了11 首交响曲，才最终放弃了吸引大众的希望。他的作品在上世纪50 年代由阿德里安·博尔特（Adrian Boult）和约翰·巴比罗利（John Barbirolli）带上舞台，稍稍获得了知名度，结果随着尖啸的现代主义的到来，他的作品立刻被划入过去时。鲁布拉的音乐完全和谐，基督教神秘主义元素越来越多，他的《第九交响曲》甚至想象了耶稣复活的景象。到1986 年去世时，他留下了140 多部作品，大部分没有演出过。

2001 年鲁布拉百年诞辰时，他的儿子告诉我，鲁布拉的作品已有20 多年没有在伦敦舞台上演出过了。理查德·希考克斯（Richard Hickox）和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为Chandos 唱片公司录制了一套鲁布拉交响曲全集，但希考克斯自命为许多英国作曲家的权威，他棒下的鲁布拉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于是好不容易等来的百年纪念的机会，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芬齐的百年纪念节目占了4 页单倍行距的介绍册，而与鲁布拉相关的演出用一只手就能数清楚。他生日那天伯明翰演出了《4 首中世纪拉丁抒情诗》，接下来希考克斯在逍遥音乐节上演了《第四交响曲》，在巴比肯中心演了《第十交响曲》。拿索斯唱片找来圣约翰学院录制了一张合唱音乐。剩下的都是些业余爱好杰拉德·芬齐者演出，仅此而已。

芬齐受到的待遇则大不相同，他的几首《单簧管和大提琴协奏曲》每首都演了7 次，还有为华兹华斯《不朽颂》的配乐也是如此。待遇的差异当然无法反映两位作曲家的水平优劣。其中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音乐出版的反常。芬齐的作品由最大的古典出版商Boosey &Hawkes 出版；而鲁布拉的大部分乐谱则淹没在Lengnick's 的目录中，该社只是流行出版商Complete Music 的一个小分部而已。再者，芬齐善写小规模作品，而鲁布拉则与大理念角力。在音响至上的时代，芬齐销路更好。

不论怎么衡量，这两位都算不上欧洲主要作曲家，但鲁布拉的音乐至少在试图告诉人们他的内心世界，而芬齐的音乐则充满田园风，复古，与当下无关。让芬齐占据人们的注意力既不公平也无好处，因为英国音乐更需要像鲁布拉那样的人物，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超越布里顿所征服的创意高原。

问题的根本，是英国人对交响曲本身的怀疑。马勒告诉西贝柳斯“交响曲必须拥抱一切”，而在英国，我们习惯于将艺术与理念分离。于是那些受到误导的人们在写作交响曲时便吃了错误假设的苦头。马尔科姆·阿诺德（MalcolmArnold）少有发言机会，本杰明·弗兰科（Benjamin Frankel）、哈弗格尔·布莱恩（Havergal Brian）、艾伦·罗斯索恩（Alan Rawsthorne），哦，还有彼得·麦克斯韦尔·戴维斯（Peter MaxwellDavies），都难以得到一次交响乐演出的机会。哪怕是田园风老祖宗沃恩·威廉斯，都得等到世纪末才有上演全套交响曲的殊荣。

这种自轻自贱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容忍的。英国政府和BBC 为我们提供了一打交响乐团，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演奏交响曲，这其中至少也该有几部英国交响曲吧。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 广播三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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