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以乐为本 以乐育人

几天前以百岁高龄辞世的黄飞立教授，是我国音乐界指挥教育专业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以乐为本，以乐修身，以乐育人，我以为是对黄先生一生最恰当的概括。1951年黄飞立辞别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时，导师亨德米特对他说：我的前两个中国学生（黄自和谭小麟，皆英年早逝）都不在了，希望你不要学他们，要好好活下去。晚年，口述《送我一把小提琴》这本书时，黄先生说：我想，我做到了。

1、84岁登台指挥，深情送别老友李德伦

我认识黄先生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其间曾多次采访黄先生。印象中的第一次采访是1992年去宣武区南线阁音乐学院的宿舍拜访他，本来面积就不大的房间里摆得满满当当，几乎无法下脚，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躲这儿躲那儿地走到简朴的沙发前坐下，听他回答我提出的“中国青年指挥”这个大话题。当时我们都同意只称指挥不称家，虽然那时他的得意弟子邵恩、水蓝等人已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打拼。

在世纪剧院后台的演员休息室，我带着摄像师对黄先生做过一次短暂采访。那是2001年深秋，中国交响乐团举办李德伦先生追思音乐会，邀请了7位指挥家与乐团合作，84岁的黄先生作为7位中年龄最长者，作为李德伦先生的同行、同龄人和老朋友，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他出场时那挺直的腰板和稳健的步履都令人瞠目。他指挥演奏的巴伯的《慢板》（俗称《柔板》）更饱含着对老友的一番别样深情。面对黄先生，我说：“您今天要指挥的《慢板》也是李大爷很喜欢的作品，我听过他在这个舞台上坐着指挥的这首乐曲，我还记得他那天在指挥的过程中竟然随着音乐的节奏站了起来。这首作品是不是更适合老年人指挥？”黄先生略想了一下后说：可能是，因为这首作品虽然不长，内涵却很深，老人来指挥，往往可以把很多的人生感受融入进去。他还说，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建系40周年（1996年）的音乐会上，李德伦指挥的也是这首《慢板》。事后我想，黄先生指挥这首作品能达到颇具韵味的地步，大概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曾留学美国，而《慢板》的作者正是一个美国人。

2、耄耋之年仍坐公交参加活动

2005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参加指挥界的团拜，这也是中国指挥学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团拜。但这种聚会方式，那时已经持续了10年，最初的倡导者是李德伦先生。2005年聚会的发起者，如果我记得不错，应当是兼任过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的徐新老师。那天黄先生第一个到场。殊不知，诸位指挥中，他是最年长的，也是住得最远的。从天通苑到西便门，熟悉京城地理的人，想必都知道这段路途的遥远。我以为有人陪他有车接他，而实际上他是自己乘公交、坐地铁来的。听着年近88岁的黄飞立先生悠然亲切的讲话，真该说那就是中国指挥界的福音。几位年长的指挥家讲过话后，金正平先生（退休前是中国电影乐团常任指挥）居然点名让我发言，我也不知深浅，一张嘴就讲了小20分钟。我说在座的指挥家我几乎都采访过，我干的不是这行，但在这里我觉得很亲切。说这些话时，我距黄先生最近，当时就想，对老先生的采访，应当再深入一步。所以，那天就约定为中国指挥学会主办的《指挥家》杂志采写黄先生。

4月16日，在北京音乐厅碰到黄先生，人群中的老先生侧过头来先打招呼，我赶紧问“您哪天有空”。黄先生好爽快：“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可以。”约定了星期二，黄先生又追问一句：“来天通苑方便吗？要是坐城铁，我告诉你怎么走。”给了我名片，又详细说清下车后的走法，确保我19日按约定时间准时走进了黄家。

3、没学过指挥的指挥系主任

那天的采访，主要围绕着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创建初期的教学工作。尽管黄先生说年代已久（转年就是建系50周年了），有些细节记不大清楚，但还是大致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轮廓。

1951年，黄飞立从美国回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1953年调任管弦系主任。此前，他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师从现代作曲大师亨德米特，学习理论作曲，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搞指挥。稍早些的履历是在福建音专当小提琴教师，同时兼搞指挥。更早些与指挥相关的经历是曾经在上海担任基督教合唱团的指挥。那里还有一个圣乐团，是个小规模的乐队，上海音专的许多学生都在乐团和合唱团中。上海工部局乐团的排练和演出，黄飞立也经常去欣赏，那时他已有意去观摩指挥。此外，黄飞立还与黄贻钧、韩中杰、窦立勋等人一起当“棚虫”，录的作品都是当场发谱子，过两遍，就正式录音。如今说来也有意思，多年来这位指挥教授学过小提琴，学过作曲，包括现代作曲技法，就是没学过指挥。他的指挥，是“偷学”，是在实践中学。日前上海指挥家王永吉微信于我说：黄先生的“偷学”正是我比较推崇的一个窍门。我答：求学有道。

1954到1955年间，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前身）邀请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开办了合唱指挥训练班。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另一位苏联专家巴拉晓夫，也办了一期合唱指挥训练班，学校的合唱团也交给他训练。院领导委派黄飞立帮助做一些接待工作。一年多后，训练成果逐渐显现，也被学院领导看在眼里。吕骥找到黄飞立说：我们搞个合唱指挥专业吧。黄飞立听了这话之后，认真想了想要做的事，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但通过对巴拉晓夫教学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我还是可以教的。比如视唱练耳课，黄飞立在福建音专时就教过，到耶鲁求学时已获免修了。

一天晚上，吕骥见到黄飞立，又问到此事，黄飞立说：这个系倒是可以搞，但没有人啊，我还管着管弦系呢。吕骥果断地说：你现在就调出来，当指挥系主任。

4、“中国指挥学派”的首倡者

做出建系决定后，黄飞立邀集了郑小瑛、沈武钧、任策，4人成为建系最初的教师。先在院内招生，作曲系、钢琴系的学生中，愿意学指挥的，都可以转过来。1957年正式招生。头两三年的教学计划和大纲都由黄飞立起草，包括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然后在教研组里逐字逐句地讨论，有些地方也做了修改。通过讨论，几位教师在怎样培养指挥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当时黄飞立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还不可能，长期做下去，将来要形成一个中国指挥学派。

提到这段往事，黄先生以他那广味普通话顿挫分明地说：《指挥家》杂志是不是可以就“中国指挥学派”这个概念展开讨论？西方的指挥有德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学派，美国现在也逐渐出现自己的学派。中国该不该有自己的指挥学派呢？中国指挥学派到底是什么含义，我的理解也不太深，就觉得应该逐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建系不久，苏联专家就全部撤走了。怎么上课？教师们都没经验，个别上课只是一种教法，黄飞立提出，也要集体教学，要兼容并蓄。这种做法就是教师们每周都要定期听一个人的课，课后一起讨论，学生的问题就是老师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从黄飞立开始，每个教师轮流上阵，所以指挥系的第一批学生说不清具体是谁的学生，几位老师都教过。较明确属于黄先生弟子的最早一位，是后来以指挥《长征组歌》闻名的唐江。稍后，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等人陆续来系里兼课，黄先生说：那时的指挥系白纸一张，多些人来讲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一定要实践，这一点黄飞立也是非常明确的。当时还没有几个专业艺术团体，指挥系就紧紧盯住了业余合唱团。文化馆的合唱团，指挥系的学生几乎都去指挥过，黄飞立自己也参与。1957年，赵沨接替了吕骥的工作，他提出：既然办指挥系，就应该全面，增设乐队指挥专业和歌剧指挥专业。这样，指挥系就有了3个专业，根据学生特点，适合什么就主学什么。黄飞立也适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合唱指挥到高年级要补充乐队经验；乐队、歌剧指挥，低年级要有声乐训练，合唱指挥更要有。那时，许多已工作的指挥都没受过专业训练，需要有个进修和提高的机会，指挥系就有针对性地开办了进修班，一期两年，保证质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黄飞立退休（70岁）。 

5、对邵恩发了脾气

黄飞立回顾指挥系的工作时爱说：团结是指挥系的一大特点。

“文革”后指挥系重组，作为系主任的黄飞立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这个系有团结的传统，无论是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谈，这个传统要继续发扬。我不喜欢背后讲别人坏话，假如谁跟我讲了，你不端出来，我也要端出来。黄先生告诉我，那时指挥系的考试都是教师们一起讨论分数，先请伴奏的老师发表意见，有什么都直说，不管是谁的学生。

指挥系一贯把规范、准确、节省、美观作为指挥法教学的目标。在注重指挥法技能教学的同时，又善意告诫学生们不要追求外在表演，不要热衷手舞足蹈的自我陶醉，不要忘记指挥的根本任务是演绎音乐。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国时，学生们很容易就被他外在的东西打动，觉得找到了可以效仿的目标，都去学他的表演。因为那时外来的乐团和指挥都很少，也看不到什么资料，一时间形成了“小泽热”。黄先生曾因此对邵恩发了脾气，其实他的目的很简明：你还是学生，不能太浮，不要只追求表面的东西。

6、为陈佐湟出国深造开证明

1981年前后，本科尚未毕业的指挥系学生陈佐湟得到小泽征尔推荐去美国深造的机会，走之前却险些拿不到与毕业相关的证明。从党委书记到院长副院长，为此事颇费心思，书记说：先请黄飞立同志提出具体意见。黄先生郑重地写道：“陈佐湟同学此次报考出国留学，因年龄关系只能以大学毕业的同等学力报考出国留学的研究生。对此文化部并没有表示过不同意，陈佐湟也就获准参加出国研究生的考试。他目前的业务水平，无论在专业、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等方面，都不会低于目前本院的研究生。陈佐湟的考试成绩，亦相当于参加跳级考试合格，而这次考试的范围、项目和要求，都是相当于本科毕业同等学力的，因此我认为可以发给陈佐湟同学相应的证明。”这一纸证明，为陈佐湟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院长吴祖强据此建议：“我院未实行学分制，无法照教育部规定，明确为提前毕业。根据考试成绩，似可发给大学毕业同等证明，并报教育部，取得他们同意。”多年后陈佐湟还记得，他辞行时黄先生对他说：做你喜欢的事，做好你正在做的事情。

7、乐队成员缺席？不演了！

北京交响乐团的简介，开篇语这样写道：长期担任乐团艺术指导的老一辈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和黄飞立先生为乐团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个乐团从北京歌舞团管弦乐队转过来时，演奏员几乎都是专业子弟，调皮，谁都管不了他们。团长李湘林邀请黄先生去调理，先在人民剧场看了他们演出的舞剧《小刀会》。那乐队的动静，用黄先生的话说，叫“炮火连天”。

看过演出，黄先生提出3个条件：一是先把乐队从歌舞伴奏中解放出来，二是配齐人马，三是定出制度，加强管理。能做到，他就去，去了也要3年才能初见成效。团长答应。老将出马，从德奥古典作品排起。最初的音乐会还不敢公演，都是送货上门去学校。即便是那样，黄先生也做过“很绝”的事：要去学校演出了，好几个人请假缺席，指挥拦不住，当即决定，不演了！

这可以说是插曲，也可能是一个乐队走向正规化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现在的北京交响乐团，已成为国内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乐团之一，而仍然担任乐团业务考核评委的黄先生说：一定要懂得这一点：一个交响乐团不是几年就可达到很高水平的，必须做好长期训练的精神准备。

8、创立“金帆” 助力“金帆”

陶西平主管北京市的教育工作时，邀请黄先生等一批艺术家共同创办了金帆乐团，一晃也已多年。其实黄先生也可以不去，可以少管，那时他的儿子黄安伦已在加拿大为父母安排了舒适的养老环境，可惜两位老人没有事做，仍觉寂寞，回国后黄先生就挑起了“金帆”的大旗，与中学生打起了交道。老先生不仅自己亲自安排训练曲目和计划，亲自上阵，还招呼来自己的学生参与。现中国歌剧舞剧院指挥刘凤德，就是被先生招去的一个。他说先生跟他说了这事后，先告诉他：没钱；然后说：没钱你也要去。为了继续追随先生学习、锻炼，同时也是被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刘凤德随叫随到。他说：那差事真苦，也真值得！

邵恩担任澳门乐团音乐总监那几年，回国的机会多了，黄先生就给他派了训练“金帆”的任务。有一年我到澳门观摩音乐节演出，最后一台音乐会是邵恩指挥。次日飞回北京，我与邵恩同机，下来后他直接去了黄先生家。他说：就住黄先生家，明天要给“金帆”排练。邵恩在训练乐队方面经验不少，注意从各方面去启发，对作品的处理也有自己的理解，乐团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黄先生说：自己在现场看邵恩的排练，也学到不少东西。2005年年初，我在电视上看到金帆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曲目之难，阵容之规整，都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育英贝满老专家校友合唱团都是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多年来固定活动，四处演出。他们想请黄先生担任艺术指导，又怕先生不肯，就托团里一位曾与黄先生同事的人邀请他去听排练。黄先生说，我去了一听就坐不住了，坐不住就动手了。这动手，不光是指挥排练，回到家还为合唱团编配作品呢。

9、“我不是泰斗。我不敢当。”

与当年南线阁的住处相比，黄飞立在天通苑的这套房子可谓鸟枪换炮，客厅、卧室之外，黄先生夫妇各有一间工作室。我有幸两次走进黄先生的工作室观赏。不得了，那套电脑连带作曲必备的家伙就占去不少地方。都与指挥相关，也表明一个老指挥家亦已“走进新时代”。聊到电脑，黄先生说：指挥中对电脑有兴趣的还有韩中杰，我俩经常电话交流电脑方面的问题。黄师母说，这房子，刚住进来时觉得蛮大，现在看，还是小了。前一次在黄先生的工作室，他给我转存了多幅他的照片，后一次，他签名送了我一本据他叙述成书的《送我一把小提琴》。

黄先生得享高寿，自有他的养生之道，用他的话来概括：每天早晨一杯牛奶、一杯果汁、一杯咖啡，烟还抽，酒还喝，音乐会还要听。说这话时，黄先生正衔着一支漂亮的烟斗。还有一条也很重要，黄家的饭一定要由师母赵方幸亲自掌勺，一定要有汤。师母说这是做了黄家“二把手”之后才练出来的，起初她连烧水都不晓得怎么回事呢。我有口福，尝到过赵老师的手艺。那次，也陪黄先生喝了一杯白兰地。如今回味，那是一种难得难忘的享受。

后一次去时，主要是策划黄安伦歌剧《岳飞》搬上舞台的事，晚上在“眉州东坡”吃饭。黄先生和我一样，一人一瓶“小二”。边吃边聊，先生竟然举杯说了句很地道的北京话：走一个！

这一走，就走到了百岁，走到了被后辈称为“泰斗”、“一代宗师”的高度。然则真正的泰斗或宗师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自称的。黄先生认真地说：我不是泰斗。我不敢当。我还离得太远。

他还爱说的一句话是：作为一个音乐家，要爱你的听众；作为一个指挥家，要爱你的乐队；作为一个老师，要爱你的学生。

这几乎就是箴言！黄飞立，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他的话！

2017年2月24日，写于遥送黄飞立先生远行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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