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秋莎》在中国的特殊缘分

在中国，《喀秋莎》等苏联歌曲更曾被广为传唱，成为几代人的美好回忆，以至于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首席指挥尼古拉·基里洛夫近日在接受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采访时开玩笑道：“因为在中国太流行了，所以有些中国人认为《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歌曲就是中国民歌。”那么，《喀秋莎》在中国有什么特殊的缘分呢？

《喀秋莎》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俄罗斯经典歌曲

2013年，央视特别节目曾用近30分钟的时间回顾了俄罗斯经典电影和经典歌曲，称《喀秋莎》是最早传入我国的俄罗斯经典歌曲。这首歌曲描写了一位姑娘对自己参军入伍、保卫祖国的心上人的思念，“其情景与我们熟悉的《九九艳阳天》相似”。

《喀秋莎》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1941年，卫国战争打响后，在战场上传唱开来，鼓舞着苏军的士气。据悉，当时军队装备了一种新式武器，它可以一次齐射多枚火箭弹，士兵非常喜爱这种新式武器，且当时每辆火箭弹车身上都打有“K”字的标记，亲切地称呼它为“喀秋莎”。

相比于《喀秋莎》，传入中国的其他很多俄罗斯经典歌曲都诞生在和平年代。比如《红莓花儿开》出自影片《幸福生活》，《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出自1956年的纪录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这些歌曲描述了青年人的爱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哼唱着这些歌开始了自己最美好的初恋。

对于俄罗斯歌曲在中国的流行，曾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的著名音乐学家和翻译家薛范认为，现在人们还喜欢这些歌曲绝不是怀旧，“许多观众对我说，我们是听着你配译的歌曲长大的，有位观众说，这些歌曲是他和对象谈恋爱的时候的暗号。这些歌曲表现的人文精神，它对人性、社会、集体、世界的关怀，散发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社会里，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一个民族的兴旺、一个国家的振兴，是需要提升精神力量的。那些歌曲歌颂普通人对生活、爱情和理想的追求，把艺术和人的真实命运结合在一起，最能打动人的精神世界。所以说，《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在现在还有着现实意义。

谁是《喀秋莎》最早译者

盛海耕先生曾撰文《〈喀秋莎〉谁译得更好》，谈及歌曲《喀秋莎》的翻译。据他在文中介绍，《喀秋莎》主要有黄药眠、蓝曼、塞柏和薛范几个先生的翻译版本，但是这几个版本谁前谁后呢？

2005年，盛海耕认识了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于是写信向他请教这个问题。蓝英年先生回信说：“塞柏即沙可夫，上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塞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译过《喀秋莎》，起码1949年以前我就会唱这支歌。塞译在蓝译、黄译之前。”由此，盛海耕认为，塞柏即沙可夫先生（1905—1961）应该是最早翻译《喀秋莎》而又译得最好的人了。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薛范先生有不同的意见，他在《〈喀秋莎〉趣闻轶事》中写道，他所知的歌曲《喀秋莎》最早的译配者，应该是赵沨先生，时间大约在1948年。薛范说自己手头有一本大连新华书店出版印行的《苏联歌集》，翔平、凌燕合编，1949年2月初版，印数5000册，同年9月三版，累计印数13000册。这本歌集共收入俄苏歌曲117首，其中就有赵沨译配的这首歌。

薛范先生在文中描述道：“据赵沨先生本人自述，他对俄语不太精通，是由他身边熟悉俄语的同志把歌词内容翻译出来，然后他根据曲调的节律要求编写成歌词——这种操作法有点像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林纾，因此与原文的词句结构有较大的出入。赵沨先生当时只编写了两段歌词，相当于原词的第一和第四段。1956年，上海《广播歌选》准备重新发表这首歌曲，编辑吕寒柏（不是塞柏，更不是沙可夫，此歌绝对与沙可夫先生无关）保留了赵沨的第一段词，对他的另一段词作了些修改，又补译了第二、第三段，并把‘喀秋莎’改为‘卡秋莎’，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传唱的版本了。吕寒柏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宁夏，后来就在那里去世。”

薛范透露，1957年他编选出版《苏联歌曲汇编》第一集，《喀秋莎》自然是不可缺的。但吕寒柏当时已被定性为右派，按当时的政治气候，右派分子的作品是断然不可用的，于是他请冯金中重新译配《喀秋莎》。冯金中是位自学成才的残疾青年，当时才21岁，“文革”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对于说自己译配过《喀秋莎》，薛范表示完全是误传。“可能是因为我一生从事俄苏歌曲的翻译、研究和介绍，许多人想当然地把所有的俄苏歌曲都算在我的头上，误传最多的就有《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三套车》等。有位报社的年轻记者来采访，我特意告诉她，以上那些歌曲都不是我译配的。然而她的采访稿送审时，主编却把标题改成‘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的薛范……’，记者怯生生地对主编说：‘我好像听薛老师说，《喀秋莎》不是他翻译的。’主编驳了她：‘网上明明说《喀秋莎》就是薛范译配的，还能有错？’采访稿就这样以讹传讹地发表了。”

词作者曾希望听到中国人演唱

中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莽在自己的著作《墓碑天堂》里这样评价《喀秋莎》的词作者、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他的诗富有民歌味，音乐感，朴实中饱含着丰厚的内容与感情。”高莽有一次在莫斯科的一个集会上，遇到了伊萨柯夫斯基，他告诉伊萨柯夫斯基，中国人对他的歌曲并不陌生，特别是《喀秋莎》流传甚广，伊萨柯夫斯基听后激动地说：“如果能听听中国人的歌唱，该多好啊。”可惜后来由于中苏交恶，影响到两国正常的文化交往，伊萨柯夫斯基的心愿未能实现，于1973年病逝。而除了《喀秋莎》外，伊萨科夫斯基为电影《幸福生活》所写的插曲《红莓花儿开》也一直深受中国人民喜爱。

1999年，伊萨柯夫斯基百年诞辰前夕，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为诗人建立纪念碑而募捐筹款，我国翻译家高莽、薛范以及蓝曼、邵燕祥、张廷华、孟广钧、聂介等八位中国作家和诗人也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上世纪70年代曾被定为“黄色歌曲”

《喀秋莎》在中国的流传堪称家喻户晓，难怪很多年轻人会以为这是一首“中国民歌”，而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像刘秉义、李光曦、杨洪基、郭淑珍等都唱过这首歌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更是多次精湛地演绎过《喀秋莎》。2005年，彭丽媛率总政歌舞团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一场音乐会，当时连过道上都坐满了莫斯科观众，她演唱的《喀秋莎》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不过，《喀秋莎》的命运也遭受了磨难，由于1970年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描写了爱情的《喀秋莎》被认为是“黄色歌曲”，不准传唱，以至于人们要躲在厕所偷偷摸摸地小声哼唱。这首歌也悄悄地流行于那些“不安分”的青少年之间，一位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说：“那时，你要是不会唱《喀秋莎》，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在道上混的。或者干脆说，你要是不会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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