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交响乐如何巧寻突破？

文 | 王安潮

随着地方交响乐实力的逐步提升，其创作与表演也越来越活跃，浙江、广东、山西、山东、陕西、福建甚至安徽、甘肃、新疆等地的交响乐也开始崭露头角，绽放个性风采，展演于家乡舞台，走向全国甚至迈向世界上的知名音乐厅，尤其在国家高峰高原文艺政策和“一带一路”文化语境的激励下，这一趋势越发兴盛，成为当下文化中的一道景观。但其中也有些创演项目盲目求大、顾全，片面地追求个性特色或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品质，在失去观众支撑的同时，艺术生命力也日渐式微，往往首演也就成了终演，浪费物力财力不说，消减创作热情并贻害地方交响乐的发展势头将是更大的戕害。究其原因，很多是由于“借鸡下蛋”而不愿意修炼内功所致。如何既能激发地方交响乐创演活力，保持其活力与闯劲，又能使其不仅停留于表面的浮华或简单的重复，而是由内而外地透露地方色彩?在发掘自主生产的基础上，笔者以为，既要恰到好处，又要巧妙有效，方为地方交响创出品质的着力之处。具体来说，甄选好地方代表性音乐素材，选择好宽幅的艺术视野，运用好传统而不失现代的音乐技法，利用好丝路主题等包容文化语境等，是创演走心于地方观众之中，走向国内外舞台的巧妙艺术构想所在。

地方音乐素材不能随意为之，更不能胡乱堆砌，约请局外人创作的地方交响往往会留于表面的素材。要选择那些易于为外人称道的代表性素材，方为地方交响建构品牌的内修之本。韩兰魁在《绿色的呼唤》第一章《高原悲叹》的一开始就以陕北民歌的曲调将听众拉入苍茫悲凉的黄土高原，凄婉的商调式在舒展起伏的旋律发展中将作品意在表达的“绿色呼唤”主题直观地展现出来。作品中其它部分都选择代表性的陕北或西北民歌素材，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指向性的素材，可以轻易地触动人们内心的西北情感，再经过和声配器的交响性烘托，乐意主旨简练地呈现出来。赵季平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中谈到西北民间音乐对其创作的根源性意义，他也将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进行深入地挖掘，《黄土地组曲》、《庆典序曲》、《古槐寻根》等作品中随处可见西北代表性音乐素材的成功运用。程大兆的《陕北四章》、《老鼠娶亲》、《黄河畅想》及崔炳元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张豪夫的《天上青海》等作品亦是此类典范。

在现代交响曲创作中，纯粹以民间性曲调变奏已不能胜任时代文化的表达和需求，综合运用多元音乐技法，宽视域地选择多种风格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地方交响要跳出区域的羁绊。恰当地运用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手法，是适应当前中国交响乐听众音响需求的重要选项。韩兰魁在《两乐章交响曲》中采用音调式的提炼并融入增减音程、微复调等西方现代交响乐手法，赵季平《第一交响乐》中运用的九声音列及其集合的主题，张豪夫《黄昏》及《大漠长河》等作品多种手法的综合巧妙运用，都是此类手法的成功之作。

处在丝绸之路文化起点上的作曲家常常不自觉地将其音乐创作与文化语境的表达融为一体，在国家性的“一带一路”文艺创作倡导提出之前，处于西北地区的作曲家们早就将其作为地方交响曲创作的突破口了。饶余燕的《献给青少年》、赵季平的《丝绸之路狂想曲》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蜚声海内外，崔炳元的《大唐》在雁塔广场上演三千余场次，韩兰魁的《音诗——丝路断想》、《亚欧大陆桥畅想》、《月牙泉的故事》等及近年来集体合作的《长安》、《大秦岭》、《敦煌音画》等，都使西北交响成为新民族乐派的扛鼎之力，国家语境与个性创作同在蓝天下是完美结合的地方交响审美之需。在丝路起点长安探索地方交响的作曲家们，其作品已在全国甚至欧洲著名音乐厅多次奏响，像赵季平、韩兰魁、程大兆等人的专场作品音乐会已在京沪等地饱受业界赞誉。正如韩兰魁所言，西部的每一段历史都是交响乐，地方交响正是有此深厚底蕴才为其崛起提供了可能，巧妙地挖掘其中素材并恰当地运用古今中外音乐手法，方是其当下相时而动之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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