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上海古典音乐演出盘点

2016年，上海音乐会现场有两场别具一格的中国首演，遥相呼应，高度默契。

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和托马斯教堂合唱团演绎巴赫的《马太受难曲》。

3月7日，上海大剧院请来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和托马斯教堂合唱团，上演了原汁原味的巴赫《马太受难曲》。

台上，男童合唱团担当了男女声部的交错，六位歌唱家坐于台前，小编制的乐团使用现代乐器，却以本真方式，也就是符合作品诞生年代的演奏风貌来演奏，揭示出《马太受难曲》历经百多年依然成功居于西方主旋律作品榜首的秘诀。

谭盾创作的《马太受难曲》　本文部分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10月28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另一部《马太受难曲》在全球首演16载后，迎来了中国首演。这便是谭盾创作的《马太受难曲》。

2000年，时逢巴赫逝世250周年。德国巴赫学院委约谭盾，根据启迪巴赫的福音书，选择一部创作，于是就有了此作。音乐会上，谭盾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和北德广播合唱团，在光影交加和人声鼎沸中赋予了受难曲全新意义上的仪式感、叙事性和戏剧性。

这两场半年之隔的音乐会，基于同一主题创作但语汇截然不同，两部作品出处相同，但风格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也反映出，它们虽然统称为古典音乐，但古典音乐包含的特征、体裁和种类气象万千。

如果说，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和维也纳乐派——也就是从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到马勒、勃拉姆斯和拉赫玛尼诺夫等作曲家，依旧牢牢占据了沪上音乐会的主体，那么，两场《马太受难曲》则道出了2016年上海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的一大亮点——高质量，国际范的巴洛克/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的演出数量在增多。

古典音乐本就小众，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更小众。如果把音乐会生态比作一个“橄榄核”，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就是两头的“尖”。两头都要尖，两头都要硬，上海是怎么做到的呢？

早期音乐：海外来团唱主角

早期音乐在国内拥有一批小众而固定的粉丝。

零星的早期音乐演出时而有之，但把早期音乐做成规模化和固定化，北京和武汉才是“吃蟹”第一人：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古乐季自2011年开始，每年4月会集中推出一系列巴洛克音乐演出；武汉琴台音乐厅2009年落成后，亦于2010年4月推出古乐季。这两家剧场都属于保利院线，古乐季则是保利院线旗下的招牌项目。

这股北京和武汉刮来的风潮，慢慢浸润到上海。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开始借助指挥家大卫·斯特恩（伊萨克·斯特恩之子）之力，于每年年末举办巴洛克音乐节，自此成为巴洛克音乐在上海的滩头阵地。

不过，国内的古乐演出深深留有上述《马太受难曲》的印记，也就是表演团体大多来自海外，以欧洲为重心，本土阵容极为罕见。

早期音乐本土阵容的缺失，很大程度缘于市场的微小和教育的缺失。在西方，早期音乐与宗教传统密不可分，是音乐学院内的必修科目，常常挂靠在合唱指挥专业课上，同时辅以管风琴训练，培养出适合担任教堂管风琴师和合唱指挥的早期音乐人才。

而在国内，管风琴专业少之甚少，合唱指挥大多挂靠在指挥系，且缺乏管风琴培训。加之仿古乐器的稀少和受众的局限，中国虽然有70支交响乐团，却连一支像样的古乐团都不具备。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巴洛克演出，就像石油一样，还得大量依靠进口的原因。

2016年，上海重要的巴洛克演出无一不是外来团体，且均由剧院主导。

年初，英国启蒙时代古乐团造访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为上海全年的巴洛克演出定下“高大上”的基调，也树立了英国巴洛克力量在上海的先风。年中，另两支英伦名团接连献演沪上：英国古乐协会造访贺绿汀音乐厅，以亨德尔和维瓦尔第出演于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布里顿小交响乐团亮相上海音乐厅的MINI音乐节，驻场三日带来的是普塞尔、亨德尔和巴赫。

上海音乐厅一直在巴洛克和早期音乐方面有所建树，2016年更是推出三个独树一帜的项目。

乔蒂·萨瓦尔率领晚星21世纪古乐团，带来了“伊本·白图泰的东方游记”的全球首演。

西班牙早期音乐先锋派人物乔蒂·萨瓦尔率领晚星21世纪古乐团，带来了“伊本·白图泰的东方游记”的全球首演。相较于早期音乐的同行，萨瓦尔渐渐走出一条独特的康庄大路。他尽心采集地中海沿岸各国早期音乐的蛛丝马迹，整理归档民间口口相传的音乐传统，提出“同宗同源”的大统理论，致力于打破宗教信仰间的信任隔阂。

这套音乐会的别致之处即在于此。他挖掘古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20岁时开始的一段长达三十年的旅程，其中包括非洲之角、东欧、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及中国等地（丝绸之路），通过其旅程中不同国度的古乐，让听众体验一次古代的世界之旅。音乐会亦邀请到中国演奏家加盟演奏从西域传入的琵琶和中国本土的乐器古筝，意在碰撞与和谐。

这一年，上海音乐厅引进的早期音乐项目还有阿姆斯特丹巴洛克古乐团，乐团在唐·库普曼执棒下，献演了巴赫管弦乐组曲和亨德尔的《皇家焰火音乐》；威廉·克里斯蒂亦亲帅繁盛艺术古乐团，整理出16-18世纪的意大利抒情作品，奉献了一台融情趣和情调于一体的“意大利花园”音乐会。

与上海音乐厅相仿，东方艺术中心2016年也以三台大戏主打巴洛克局面，且集中在年末两个月内爆发。

来自加拿大的塔菲尔巴洛克古乐团呈现了一台主题音乐会“巴赫与莱比锡的故事”；随之而来，穆洛娃、意大利拜占庭古乐团推出了维瓦尔第与巴赫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音乐会亮点是一首根据巴赫羽管键琴协奏曲改编而来的小提琴协奏曲；年末，赫尔辛基巴洛克乐团的圣诞音乐会，带来了巴赫和维瓦尔第的短小作品，为东艺再下一城。

随着东艺来年调整重心，减少巴洛克节目，上海早期音乐演出三强争霸的势头，会否延续到2017年，还是很大的悬念。

现代音乐：本土机构撑场面

相较于早期音乐的严重依赖进口，现代音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绚丽图景，基本所有上海的现代音乐演出都由本土团体担当。

演出格局上，相较于巴洛克演出场所的三足鼎立，现代音乐因为其更为小众的特性，未免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那就是一切都围绕着上海音乐学院为中心。可以说，上海音乐学院是上海现代音乐演出的最大幕后推手。

这是因为，虽然现代音乐的主体应该是作曲家，但作曲家作为个体，强烈依附于机构共生。大量国内的现代作曲家不是在音乐学院任职，就是在音乐学院兼职，或者在事业单位从事创作。
不管是主打现当代音乐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还是上海国际艺术节中的“扶青”项目，抑或是“当代音乐周”、“聆听中国”等其他品牌及系列，均有着上海音乐学院的强烈学术背景融于其中。

作曲家们更在意的是委约经费和演出机会，演出团体在乎的是演出费。在这对闭合式、排他性的上下级供求关系里，听众被晾在一边，市场不再是主导也丧失了话语权，现代音乐会更多成为创作者自娱自乐和孤芳自赏的场合，成为作曲家和所谓圈内人士之间互相吹捧抬高的平台，成为教授们开销大笔科研经费的代名词。

久而久之，这造成了两个很难扭转的曲高和寡的现状。一，由学院派主导的演出很难和市场发生关系；二，现代作曲家即使有心接地气也不知何为。

郑明勋演绎阿沃·帕特音乐会

也正因为此，一些游离于上海音乐学院体系之外，区别于所谓学院派或自说自话性质的现代音乐演出，倍显珍贵。上海的两支交响乐团无疑扮演了光彩的角色。

今年，上海交响乐团另辟蹊径，与德国独立唱片厂牌ECM合办了ECM音乐节，开幕即推出郑明勋演绎阿沃·帕特音乐会，以不落俗套的选曲迅速占据了相当数量的群众基础；其后，夏季音乐节更推出安迪·沃霍尔、岩井俊二等专场音乐会，是为将现代音乐打造成文化图腾的经典案例。

安迪·沃霍尔专场音乐会

岩井俊二专场音乐会

上海爱乐乐团稳扎稳打，年内推出王西麟专场吸引眼球。2016年恰逢王西麟80大寿。这位在北京呼风唤雨的作曲家，长久以来在上海无人问津。上海爱乐乐团与东方艺术中心厅团合一后，推出王西麟三部作品的上海首演，上海听众得以了解这位以铿锵有力音乐风格著称的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

不过在我看来，这支乐团年内对现代音乐最富创见的贡献，并非来自现代音乐创作，而是对古典音乐的现代活用。

大型交响诗剧《长征：不朽的丰碑》剧照

2016年10月上演的大型交响诗剧《长征：不朽的丰碑》，集结了导演陈薪伊，作曲家龚天鹏，歌唱家迟立明、杨小勇和杨光，以及近20家演出机构合力为之。上海爱乐乐团在张亮的指挥下，演出了马勒的交响乐和艺术歌曲。这些音乐在龚天鹏鬼才般的编配下，加之陈薪伊的导演和喻荣军的编剧，出现在关于长征的舞台剧中，推动情节，强化戏剧，增加渲染。
大胆的创举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马勒的交响曲在长征之路上活灵活现，跨越时空的对话自然贴切，19世纪的音乐被赋予全新解读，获得重生，就像谭盾重新定义“受难曲”一样。我想，这何尝不是古典音乐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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