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的音乐交响

编者按：中国音乐里有哪些丝绸之路元素，西方音乐中又有哪些丝绸之路元素？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统音乐怎样在历史中交融、碰撞？音乐如何让一带一路沿线人民民心相通？

以“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为主旨的“丝绸之路”音乐融合与创新研讨会，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主办，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中央音乐学院“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承办。七月中旬中的两天，来自中国、美国、波兰、爱尔兰、俄罗斯、日本、伊朗等国的专家学者齐集于中央音乐学院，围绕着这些主题做了专业学术演讲。

本版编辑从众多的发言中，选取两位中国学者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发言，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回应了这个命题。日本学者的文章，更提及中国的电影以及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影响到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形象。这无疑也启示我们，以文明互鉴，丝绸之路其实可以连接起更远的远方。

胡乐与唐诗宋词

陈飞（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监事长）

中华民族的文学与音乐源远流长，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成就有一个总结，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说明能代表中国中古时期的唐宋时代（公元七世纪到十三世纪）最高文学成就的是唐诗宋词。诗词是文学和音乐结合的产物。唐诗宋词则是中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最为绚丽的篇章，她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中国本土古典诗歌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她深受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来的“胡乐”“胡舞”等影响，并与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音乐相融合，令文学与音乐达到了完美结合，形成了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

中国自汉代“通西域”以来，波斯、印度以及西域等西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甚至欧洲的物产、货物就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这一商道输来中国。在这条通路上，流通的不仅是商品货物，音乐也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历史上将这些外来音乐统称为胡乐。唐代修撰的晋代史书《晋书-乐志》记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说的是中国最早开创丝绸之路的张骞（公元前二世纪）曾从西域带回一首名为《摩诃兜勒》的乐曲，当时的一位宫廷乐师李延年根据此曲创作出新曲，作为军中仪仗乐。这说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音乐文化由来已久。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由此看来，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一直影响着中国，到唐代达到极盛。

隋唐中国音乐，与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结合，成为新声、新曲。这必然也会对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诗歌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是对唐诗体裁的巨大影响。前面提到汉代张骞通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后成为军乐。这种军乐便是一个重要的诗歌体裁——鼓吹与横吹。这在宋元时代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也可找到佐证：“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曲》,汉武采之,以为鼓吹。东汉、魏、晋,乐则胡笛、箜篌,御则胡床,食则羌炙、貊炙,器则蛮盘,祠则胡天。”这段文字进一步说明了鼓吹来源于胡乐。鼓吹曲虽然起源于汉代，但到唐代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唐代诗人拟鼓吹创作了大量作品。唐诗中的名篇《将进酒》便是鼓吹曲。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至今为人所传诵。至于横吹，在北宋郭茂倩所编著的一部诗歌总集《乐府诗集》中有详细的记述：“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乐府诗集》引用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对横吹曲的曲目有一个统计：“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其中的《出塞》在唐诗中有大量作品，很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篇章。像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个被明代大诗人李攀龙誉为唐诗绝句的压卷制作,寥寥数语，其悲壮慷慨之情跃然纸上。还有我们同样熟悉的王之涣的诗：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诗圣杜甫也创作了组诗《前出塞》与《后出塞》，共十四首。

其次，丝绸之路的胡乐对唐诗题材的影响。中国唐代实行开放政策，向世界敞开大门，令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诗人们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对种种外来文化和新生事物，不是排斥和抵制，而是赞颂和接受。所以唐诗中就有大量有关胡乐乐器演奏和胡乐乐曲的诗作。比如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创作的千古名作《琵琶行》便是以琵琶作为主体的长诗，其中对琵琶声腔的动人之处和琵琶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刻画入微：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提到琵琶的还有王翰著名的《凉州词》。当然歌咏其他胡乐乐器的也很多，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羌笛,以及现今已经消亡的乐器如筚篥——诗人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中就有：“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唐诗中自然也有很多有关胡乐的内容：如王建《凉州行》中“洛阳家家学胡乐”；唐代元稹的《法曲》一诗中描述了唐代的胡化状况：“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里，《火凤》为疏勒乐，《春莺啭》为龟兹乐。

如果说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对于唐诗是丰富了其体裁和题材，那么它对于宋词的形成则起到了更为直接和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虽然名为宋词，但早在唐代就已产生，而且是依曲而生，所谓的“依声填词”，是为曲配写的词，所以原来被称为“曲子词”。而这个曲便是对后世的民间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隋唐燕乐。隋唐燕乐的大发展促进了词的产生。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一部《敦煌曲子词集》收录曲子词160余首，大多为盛唐至五代的作品。说明了词开始即为曲子而作。

首先，从词的一些特征就不难看出，词是为音乐服务的。词的形式首先是长短句，这与中国传统诗歌为齐言体不同，齐言体是指无论四言、五言、七言，其诗句字数相同。而词的字数不一致的特点显然是为配合音乐的节奏，而且这一音乐也大多为胡乐。

其次，由隋唐燕乐发展而来的二十八调系统，在宋词中一直沿用。据史书记载，隋代受命修正声律的高官郑译向苏袛婆学习探讨，将苏袛婆的“七调”与中国传统的十二律结合，创立了八十四调理论，此后在郑译八十四调基础上形成了燕乐二十八调，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首当其冲是宋词，宋词所用的宫调一直未超出这二十八宫调范围。这一宫调理论也是更晚的元曲、说唱、乐器演奏等的基础乐理依据。而这二十八调中的沙陁调、大食调、小食调、般涉调等名称明显就不是来源于汉语。

再者，宋词都有曲牌，这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隋唐燕乐的曲名。唐代崔令钦所著《教坊记》中所记载的许多曲名直接转化成了后世常用的宋词词牌,如：清平乐、浣溪沙、乌夜啼、定风波、浪淘沙、木兰花、望江南、菩萨蛮、临江仙、虞美人、玉搔头、苏幕遮、西江月、鹊踏枝、破阵子、渔父引、诉衷情、摸鱼儿、六幺令等等。而《教坊记》中所收录的曲目基本是隋唐燕乐，其中自然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 

日本对中国，对大唐的憧憬，和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

刈间文俊（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我是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专业是中国电影史。我讲的内容是中国的电影音乐，重点是《妖猫传》，就是开放的大唐想象和《妖猫传》。

电影和音乐是分不开的，因为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有些电影，里面的插曲或主题乐也有自己的生命。比如说1934年《渔光曲》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成了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作品。这首曲子传到日本有一定的影响，我学中文的时候也学唱的。

还有《冰山上的来客》，一部和丝绸之路有关的中国电影，是1963年赵心水导演的，其主题歌是由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民歌改编而来。1978年在东京举办第二届中国电影节的时候放映过。1978年对两国来说非常重要，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年，今年是40周年。那一年放映《冰山上的来客》，给日本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这首主题歌。虽然当时受国际形势的限制，日本人无法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观看这个电影，激发了对西域的想象力，印象特别深。对我个人也非常难忘，因为这个电影是我翻译的，主题歌的歌词也还记得，虽然不大会唱，但一听这首曲子就觉得亲切。

说起日本和西域的关系，日本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有对大唐的想象和憧憬。从630年到895年，260年间，日本的贵族时代一共派了19次使节到中国来，每次派的多达100人以上，最多是500人。那时非常危险，能活着回来的人也不多，但是日本还是派使节，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带回很多东西，从中国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的艺术水平。可以说，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到日本。

当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唐朝文化就是凝聚世界文化的精华，当然包括佛教在内。这一段历史，我们日本一直都忘不了。日本对长安的憧憬，直接连接西域，也连接世界。一提长安、大唐，我们就联想到开放性，因为日本是通过大唐，通过长安连接世界的。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虽然有相当浓重的岛国的封锁意识，但是同时又向往要冲破这种意识，是有这个强烈的愿望的。

现在日本对西域的憧憬以及所树立起来的开放的中国想象，这个突破点在哪儿呢？就在1980年。1980年日本和中国合拍一部纪录片《丝绸之路》。它的拍摄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在规模上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纪录片制作的最高水平，参与摄制的日方NHK电视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允许进入中国腹地，进行纪录片拍摄的电视台。1978年10月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当年8月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0月份交换公文，邓小平先生特意选在这个时候访问日本，和福田赳夫总理交换公文。他从东京到大阪坐新干线的时候，日方电视台派人在车上直接找邓小平先生的秘书递给他拍摄申请，年底得到许可。1979年8月在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开拍，对日方来说，长安就是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一定要从长安开拍。当时日方的项目负责人留下笔记说，1972年以来酝酿7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表明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日方就有梦想要拍丝绸之路。可以看出来，日本对中国、对大唐的憧憬，是和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上世纪70年代恢复邦交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不多，有了这部纪录片《丝绸之路》，日本国内就树立起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就是开放的中国。

当年好几位日本著名作家和学者，特意到现场，到西域，直接参与拍摄。他们写了旅游记，都成了畅销书，一直到现在还受欢迎。这也说明，日本文学从奈良平安时代以来，一直有连绵不断的大唐想象，对大唐的憧憬，和西域想象结合在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作家就是体现了这个从古到今的日本文学传统。

这部《丝绸之路》纪录片，还是离不开音乐。它的主题曲，由喜多郎作曲，销售量达到数百万之多，到现在还有市场。喜多郎曾经说过，我可以用合成器创造海洋、冬天的海洋，夏天的沙滩。他用这个方式激发了人们对西域的想象，也树立了开放的中国形象，这个音乐一直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

还有一部日本电影连接西域，是1980年的《天平之甍》。这是日本首部在中国拍外景，尤其是在敦煌拍景的电影。唐朝时期扬州的鉴真和尚到日本，他对日本的贡献一直留在日本人心里，这部电影描写鉴真和尚东渡的故事，不仅仅是拍摄扬州、西安，还特意到敦煌来拍，因为日本对长安的憧憬还是离不开西域。这部电影也激发了人们对西域的想象。

我非常高兴，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又呈现了一个开放的大唐形象。我也很荣幸，有机会负责《妖猫传》日文版的翻译工作。看剧本的时候，我真佩服导演的勇气。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梦枕貘的小说而改编，以一只会说人话的猫为主线，展开一段有关杨贵妃的故事。有一个特点令人瞩目，电影一开始没过多少分钟，白乐天和空海，两个人很自然的携起手来，进行合作。这和1980年的《天平之甍》不同，那部电影中过了半个钟头日本和尚们都没到中国，还在再现旅途的艰难。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白乐天和空海，电影一开始就携手合作，这就是这40年的变化，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很自然的合作，一起工作，已经相当普遍，观众都可以接受。因为现实已变成这样了。这部电影也反映这个新局面。白乐天和空海也是一个很好的搭档，白乐天代表感性，空海代表理性，这么好的搭档，我真期待第二部呢。

电影里还有一位人物李白。李白才气纵横，敢想敢说。有一段对白，杨贵妃说：“大唐有你才伟大”。大唐的开放性，表现在这一点。另有一位是阿部仲麻吕。作为遣唐使来到长安，他参加科举，受到唐玄宗的重用，最后没有回日本。他是李白的朋友，也留下了很多佳话。阿部的存在也证明大唐的开放性。还有一个角色值得注意，我没想到陈导敢起用张榕容，历来演杨贵妃的都是当代有代表性的演员，而起用中法混血演员来饰演杨贵妃是破天荒的。我先担心中国的观众能否接受，但是我估计错了，当今观众都能接受，我觉得中国的风气确实变了。陈凯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谈过，大唐的长安为诗人之城市，那时候文化包罗万象，而且日本、韩国、中东来的外国人也能担任官职。

如此开放的大唐，用什么样的音乐来表现最合适？我又没想到，最后起用的是日本的RADWIMPS，动画片《你的名字》的音乐就由他们创作。陈导说过，《妖猫传》是一部等于暴风雨式的、有激情的作品，电影的主题歌就如暴雨过后的彩虹，彩虹不会被暴风雨动摇，用宁静的美充满这焦烂的世界。陈导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音乐，我又联想到了纪录片《丝绸之路》和喜多郎的音乐。

一部电影还是需要用世界可以接受的方式推广出去，这联系到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这需要，同时引进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行融合，才显示出开放的大唐想象，激发观众的大唐想象。这部电影在日本从今年2月底开始放，放到5月份，连续三个多月，观众人数达到260万人，我相信这部电影会在日本重新树立开放的中国形象的。

不同的乐器 共同的乐章

靳飞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

在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音乐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越是民族融合与国际交流程度较高的时期，越是音乐繁荣发展的时期。中国音乐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高峰是在唐代，也就是公元七世纪初至公元十世纪初。唐代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是一位非常开明开放的君主，他明确地说，以前的帝王都是以中原地区与汉民族为中心，轻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与地区。唐太宗反对这种观念，他说在他心中是没有这样的差别的，他可以做到“爱之如一”。在唐太宗的倡导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流，成为唐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外交流空前频繁与广泛，据史料记载，亚欧大陆及非洲有近三百个国家和地区与唐朝开展经贸交流和人文交流。唐朝的首都长安，交通发达，北路可以通往蒙古、哈萨克斯坦；东路可以通往朝鲜半岛；西南路可以经过四川通往尼泊尔、印度或越南、柬埔寨。西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除了陆路交通之外，还有海路，东边至少有三条海路可以通往日本；南边则从广州渡海，可以到达东南亚、阿拉伯海，直到波斯湾。长安因此而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会，居住有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和国际友人。

唐代大规模的经贸与人文交流，客观上带动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音乐与乐器的大规模交流。这还要归功于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够发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以音乐伴随长途旅行，这真是一种破除旅途寂寞的很好方法。不过，这个方法现在反而是不方便使用了，带着乐器乘坐飞机，航空公司与海关都会提出种种问题；而且，在飞机上更无法演奏音乐。所以，今天的音乐交流，所受到的限制，可能比古时还要多。

我们仍然回到唐代。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的乐器和音乐，在唐代的大规模音乐交流中，都分别在异国他乡遇到了它们的知音，随即由它们的知音在当地传播开来。生活在公元八世纪前后的玄宗皇帝与杨贵妃是一对奇妙的夫妇，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至今在中国仍然是家喻户晓。玄宗皇帝与杨贵妃都是出色的音乐家，他们创作了许多乐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杨贵妃得到了一面从四川送到长安的四弦琵琶，爱不释手。她为这面琵琶增加了一根弦，变成五弦琵琶，所演奏的乐曲得到玄宗皇帝的喜爱。当时的贵妇们纷纷学习演奏杨贵妃改造过的五弦琵琶，使得琵琶音乐风行长安。琵琶从此成为中国音乐中的重要乐器。

可惜杨贵妃创造的五弦琵琶，后来在中国失传了。然而，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里，却意外地完好保存下一面杨贵妃发明的唐代五弦琵琶，制作非常精美，成为了那个令人怀念的繁荣的国际音乐交流时代的宝贵纪念。

音乐与乐器在国际交流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杨贵妃这样的加工改造的情况。大家往往最初为音乐与乐器的异国风情所吸引，继而就要尝试着用这种音乐与乐器，传达自己的感情。音乐与乐器的交流也因此而充满着变化与创造，其结果更是不可思议的。譬如中亚的一弦琴，经过河西走廊传到中国，变成两弦琴；到了中原地区又增加一根，成为三弦琴。再从中国传到日本，用猫皮代替蛇皮，成为日本现今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日本三味线。如今听到三味线的音乐，我们立刻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日本风情，但是又有谁能想到，这原本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日本的一种外来乐器呢？

大规模的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带来大规模的国际音乐交流。反过来说，大规模的音乐交流，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跨越语言障碍，达到感情的沟通。尽管大家所使用的乐器不同，可是，一旦化为音乐，便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乐章，引发起我们的共鸣。这种感觉，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述出来的；最好的说明方法，还是应该化作音乐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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