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唢呐进行时：在变化的时代凤凰涅槃

——从电影《百鸟朝凤》谈起

近期，第四代著名导演吴天明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在导演逝世两周年后终得放映，并引发了全民热议《百鸟朝凤》及对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思考。影片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陕西无双镇一个唢呐班子的兴衰过程，歌颂的是唢呐匠焦三爷与徒弟游天鸣新老两代唢呐艺人为了“黄河边不能没有唢呐”的信念而固守传统的崇高“气节”。而片中那一曲《百鸟朝凤》，则可视为对逝去的焦三爷及他所代表的即将逝去的传统音乐文化的挽歌。

焦三爷的坚守充满了末路英雄的悲凉，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更像是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更为悲剧的是，徒弟游天鸣虽然继承了师傅的唢呐技艺，也同样坚守着“用命守住唢呐”的誓言，但传统文化的颓势不是靠一人之力就可挽回的。影片虽然结束在焦三爷离世时，但未对游天鸣接班后如何重振唢呐班子有所描述。纵观整部电影不难看出——二师兄外出打工因工伤被锯掉一根手指，一辈子吹不了唢呐;三师兄在石棉瓦厂打工半年就已经每天咳嗽不止，吹唢呐也没有可能;剩下游天鸣独木难支。没有唢呐班子就没有收入来源，当生存问题真的摆在面前时，可能游天鸣也会像师兄们一样，背起包袱去城里打工。而影片中另一个细节也透露出一个更惨的可能性——导演在影片中用隐喻的手法让游天鸣在古城墙上看到了一个靠吹唢呐卖艺乞讨的男子，是否也暗示着这是游天鸣的归宿?无论是哪种可能，我们都可以确信：无双镇上再无唢呐。

吴天明导演的这部《百鸟朝凤》具有浓重的80年代“寻根思潮”色彩。在认同与反思的选择中以“寻而护之”的姿态站在了传统文化的一面，使影片对现代文明的冲击表现出近乎偏执的排斥，塑造出人物凝滞的传统人生，以并非理性但理想化、诗意化的态度选择与传统同在，哀悼过往的美好。这也是影片悲剧性结尾的根源所在。

时代已走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中很多人都已经深刻地体验了之前传统文化没落时的复杂纠结。在传统艺术衰败时，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在变化的时代中如何生存和发展，单靠惋惜、坚持、固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值得庆幸的是，《百鸟朝凤》的非人物主角、被导演选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唢呐并未如影片所描述的那样衰亡。作为中国流行区域最广、受众人数最多、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乐器，虽然也经受了资本大潮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凭借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属性，在短时间的低潮后，通过与其他群众所喜爱的音乐艺术的结合(如西洋管乐、流行音乐等)，成功地融入到现代社会当中。

对于唢呐的传承，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悲观。与电影艺术化的处理不同，唢呐在民间实际并未真正的一蹶不振。相反，在某些地区，唢呐班子的生意红火得很。例如，甘肃的庆阳地区有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自刚，少年时即显露出音乐天赋，上学时跟音乐老师学会了演奏多种乐器，又跟舅爷和外公学习演奏唢呐。后来在考音乐学院时由于一个小指受伤而未被录取，就跟着外公、舅爷，成了唢呐班子的成员。他聪明好学，不但很快成为唢呐高手，而且成为能够熟练演奏多种乐器的多面手。艺不压身，本事大了，机会就多了。在创业初期，他白天带领自己的班子“过事”，晚上到舞厅吹萨克斯，弹电子琴。通过这样的“多种经营”，他不但保证了自己班子的存活与发展，保住了他们世代相传的传统曲目和技艺，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他现在已经解散了自己的班子，把成员介绍到别的班子，自己主要承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任务，兑现对国家的承诺，开办义务课，收集整理录制传统乐曲，组织各种与唢呐有关的活动，包括参加全国比赛等等，偶尔也到朋友的班子帮忙助阵。他的朋友之一吴正强，也是个罕见的能人。他会的乐器似乎比马自刚还要多，唢呐、萨克斯等吹奏乐器是拿手好戏，戏曲文场的各种乐器也都能拿得起，还能唱戏唱歌，担任节目主持，浑身都是本事。他领导的班子“振强艺术团”，年入百万，令人咋舌。像他们这样干，唢呐怎么会消亡呢?国内其他唢呐发达地区的情况，虽然不像庆阳这样红火，但情况大致相似：当地的领袖级的唢呐艺人，都没有死死抱住传统不放，而是顺势而为，与歌手、戏曲演员合作，自己也装备上洋鼓洋号，要什么有什么，满足了群众，发展了自己。正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活”。

电影中的焦三爷不肯接受新事物，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从情感上我不愿意说焦三爷不识时务，但是他确实太“硬扛”了，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部电影，抒发了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但这种抒发方式实在令人纠结：一方面表达了发扬优秀传统的良好愿望，一方面亲手把这种愿望砸个稀烂。其实，民间的唢呐音乐，只要政府和艺人密切合作，保护民俗，倡导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有可能以新的面貌再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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