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响乐急需推动音响化呈现

文 | 王安潮

中国目前交响音乐演出中90%以上的曲目被国外作品所占据，而中国作品在世界上享有声誉者也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少数。究其原因，作品的本身不能为人所知是主要因素。乐团展演的曲目自然是越为大众所熟知的经典越有好的认同度，人们才愿意为此买票。而很多作曲家，尤其是地方上的作曲家们的作品躺在抽屉里不为人所知，其美自然无法展现，也就失去了被观众所知和作品再次被传、演的机会。在中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实力逐渐为世界所瞩目，交响乐这一代表国家文化水平和形象的音乐体裁的音响化呈现，是当下文化应重视的环节之一。

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音响化呈现？我们可从既往成功经验寻找以下几点可资借鉴的途径。

从作品创作本身来说，特色的挖掘是关键所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色挖掘仍是当下的重要突破角度。“梁祝”以越剧音乐发展而成的“爱情主题”是其打动世界乐迷的特色亮点所在，《黄河》的西北民间音乐曲调，尤其是陕北民歌，是其外显民族艺术形象的特色所在，其它还有《春节序曲》（李焕之）、《北京喜讯到边寨》（郑路、马洪业）、《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陈钢）、《嘎达梅林》（辛沪光）、《蜀道难》（郭文景）、《北方森林》（张千一）、《山林》（刘敦南）、《云南音诗》（王西麟）等广为大众所知的作品，无不在地方民间音调上挖掘了特色。也许有人会说，现代交响音乐在弱化旋律线条的手法之下会随之弱化民族性、地方化的音调旋律。其实不然，像《荒漠暮色》《木卡姆印象》（杨立青）、《第一二胡狂想曲》（王建民）、《川崖悬葬》（郭文景）、《仓才》（唐建平）、《地平线》（叶小纲）等，无不在民间音乐中找到了切入点而凸显特色，而那些尊崇民间音乐原型旋律框架的作品更加为现代人所喜爱，如《炎黄风情》《台湾音画》（鲍元凯）、《云南随想》（张千一）、《长白山随想》（尹眀五）、《跳乐》（周湘林）、《飞天》（赵季平）、《丝路断想》（韩兰魁）、《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崔炳元）等作品的传、演，可见其在大众和专业圈中获得认可程度，近年来，各地渐多的民间音乐题材的组曲也是一种新的创作“回归”音乐思潮。

从演出团体的角度来说，倾力推展本土作曲家或当地题材的作品，应是其义不容辞的文化传承责任。随着国家级或及各省区艺术基金的资助，交响音乐创演变得相对便利起来。但“眼望北京”仍是普遍的现象，地方剧院仍将委约对象定为北京专家。于是乎，北京的专家们“活儿”多得忙不过来，地方作曲家们没事儿干，有些作曲家精心之作大多是躺在纸面上。据福建作曲家骆季超统计，福建的郭祖荣有编号的交响曲就有31部，广东华南歌舞团的朱颂宾有编号的交响乐18部，广东星海音乐学院的曹光平有编号交响曲12部。事实上，在全国各地方院团的职业创作员和音乐院校教授们多是“作品等身”但作品被演者甚少。而另一方面，演奏团体缺乏作品仍是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那些能彰显其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

从演艺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帮扶那些能反映地方文化特色的交响音乐作品的展演，应是重要的工作重心或选题之一。演艺集团老总、地方和中央文化官员在追求艺术呈现时不能急就章，约请全国乃至全世界著名作曲家、演奏家，当然具有吸引眼球的一时之效甚至是“轰动性效应”，但如果这一“借鸡下蛋”所产生的高峰没有对本地作曲家和演奏家起到引领成长之效的话，高峰之后会产生更大的低谷，交响乐需要的综合实力发展只能是纸上空谈。作曲家崔炳元做过统计，目前全国80余个交响乐团所缺作品至少数千部，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个空间，倾力打造地方特色精品，在使新创作品音响呈现的同时，也会使更多的音乐家成长起来。而那些管理者也不能仅作为出资方，还应深入到创演之中，关心帮扶作品的每一阶段发展，才是管理出成绩的内在动力所在。据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何占豪回忆，当年的管弦系领导刘品、学院领导孟波与丁善德、中央文化部领导钱俊瑞等，都在孵化“梁祝”的过程中推了一把力，这一过程中除了“梁祝”外，还衍生了《二泉映月》（丁芷诺编曲）、《四季调》（王家阳编曲）、《步步高》（广东音乐）、《梆子风》（王伟一曲）、《江南好》（谭密子曲）等现在听来仍然韵味纯正的民族音调特色较浓郁的作品。

音乐是用来听的，那些躺在纸上的交响乐无法让人感受其魅力，这对创作者是极为遗憾的事。如果作曲家、演奏家及音乐文化管理者能沟通有无，充分调动各自的创造性，将交响乐音响化呈现落到实处，或将催生、孵化出更多的中国交响乐名篇，成为与世界音乐同行对话的重要纽带，成为彰显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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