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界的绝代名伶—玛丽亚·卡拉斯

Maria Callas是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名伶，也是时尚和艺术界的不朽偶像。在舞台上，她以声色俱佳的表演化身为剧中人，令观众陶醉臣服。而她充满悲剧色彩的跌宕人生也像是一出悲剧，叫人唏嘘不已。

歌剧女高音Maria Callas

在“diva(歌剧名伶、舞台皇后)”一词还没有急速贬值的时代，当人们提起这个词时，只会指向一个人——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女高音Maria Callas，她激情澎湃、才华横溢，性情喜怒无常。时至今日，那些爱摆谱怄气的女明星也常被戏称为“diva”。

前不久，纽约林肯中心举办了为期三天的Maria Callas影像回顾展，播放了三部有关这位diva的纪录片：《Callas效应》通过同辈名角们对她的回忆，修正大众对她的误读;《1959汉堡音乐会》详尽地记录了Callas在德国的演出画面;《Callas：访谈与舞台》一片则真实反映了一代名伶的复杂情绪、幽默感与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向大众展示了难得一见的历史资料，比如Callas在巴黎剧院演出时气氛严苛的排练现场，“Callas对话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Luchino Visconti”的影像记录。

1977年9月16日，Callas的尸体在她的巴黎寓所里被人发现。虽然年近54岁，她的身材依然苗条，曲线依然流畅，一头秀发也依然乌黑。只是她的双眼不能再像往日顾盼生辉，喉咙也再不能发出天籁之声。美国指挥家Leonard Bernstein曾评价道：“Callas，她是一道强烈的电流。”而现在，这道电流熄灭了。她的公寓里充满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独。人们翻出了她自己录制的的磁带，没有歌声，只有不停的倾诉：“我愿意做普通女人Maria，但歌唱家Callas却要我维护她的尊严。我愿意认为她俩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不能将自己分开。但实际上她们并不一致，Maria在Callas的压迫下感到喘不过气来。”

愤怒的歌剧迷把Callas之死归咎于她的母亲Evangelia、她的情人希腊船王Aristotle Onassis，以及名利场与时尚圈对她价值的压榨。阵容堪比罗马军团的歌迷组织极其反感媒体将她称作“古典音乐史上最卖座的演唱家”，事实确实如此。

用灵魂歌唱

Maria Callas生于纽约一个贫穷的希腊移民家庭，她的母亲Evangelia本身素质不高，却对女儿寄予厚望。1937年，母亲带着14岁的Callas返回希腊学习声乐，师从国家音乐学院的女低音教授Maria Trivella。Trivella清楚地记得入学考试的那一天：“Maria是一个带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丰满女孩儿。她的声音充满热情，善于抒情，强烈得像火焰一样，却又忽而闪烁明灭，令周围空气中的回音都像钟琴一样悦耳动听。”Callas最擅长的不是女低音，而是充满戏剧化的花腔女高音，Trivella于是建议她改方向。她这样评价Callas：“一个模范生。狂热、不妥协，用心与灵魂在歌唱。她一天学习五六个钟头，进步显著。六个月以后，她就能用敏锐的乐感演绎难度最高的歌剧咏叹调。”

随后，Callas报考了雅典音乐学院，听她试唱的是世界一流的女高音歌唱家Elvira de Hidalgo。Hidalgo回忆道：“她的声音如疾风骤雨般，像壮丽的瀑布冲泻而下。 虽然控制不够，但充满激情与戏剧感。” Hidalgo表达了收Callas为徒的意愿，但妈妈Evangelia不愿意，她希望女儿毕业后就能马上开始工作。Callas只得接下奥林匹亚剧院的小型剧目演出，但同年秋天，她还是执意进入了雅典音乐学院。

二战爆发后，轴心国控制下的希腊一片混乱。但Callas照常去Hildalgo的乐室练习——每天早上10点开始，唱10小时。妈妈Evangelia不工作，成日与士兵们鬼混，偶尔从军营拿些食物回家。她还怂恿女儿“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多与不同男性‘接触’”。Callas在老师的推荐下在希腊国立歌剧院担任女配角，虽然歌剧演出业也处于萧条状态，但她还是能挣到糊口的钱。

Callas自小成长在母亲的自私专断之下，母女关系从未缓和。回忆起童年，她说，“我曾是个丑小鸭，妈妈一直不太喜欢我。我不会忘记她夺走了我的童年。这些年我挣钱养家，为她付出了最好的;但她总是用最坏的回报我。”乐迷们将母爱的缺乏视作Callas内心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的源头。1950年，Callas在墨西哥演出期间与母亲发生争执，此后母女二人再未谋面。1956年，Evangelia在Callas事业的巅峰时期出版《我的女儿》一书，靠丑化Callas的形象赚得盆钵满金。

1942年，Callas首次职业演出，在索贝的《薄伽丘》里饰演Beatrice。希腊乐评界注意到：即使是在排练的时候，她惊人的演出也能吸引全场目光。从那个时候起，其他女声就忙着开始模仿她的表演。在希腊获得成功后，Callas去往美国和意大利两地发展，均获得不俗的成绩。一次演出中，Callas谢幕了27次，掌声与欢呼持续了近一个钟头。

Callas一生扮演过43个角色，共上演500多场次。她对声乐艺术的贡献，一是再创作并提高了19世纪美声学派的一些传统剧目，如1949年在威尼斯演出了贝利尼的《清教徒》，这场戏令她跻身一流歌剧演员的行列，她还成功复活了《拉美莫尔的露琪亚》、《茶花女》、《海盗》、《美狄亚》等传统歌剧;其二，Callas发展出独特的歌剧演唱方式，注重唱腔与表演的二元性。单从演唱技巧上，Callas并不超出同辈的女演唱家们许多，但她的声音中有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一种强烈吸引人的个性，配合她丰富多变的表情与肢体语言，综合出一种“声、形、色”俱全舞台效果，这是其他女高音歌唱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Callas不是在演绎她的角色，而是将自己完全变成剧中的人物，贯穿演出始终的情感能够弥补声线的小缺憾，闻者无不动容。

1951年，Callas成为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台柱子，她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声音，成为20世纪独一无二的diva。 德国乐评人Friedrich Herzog在得知她与Scala剧院签订合同后，激动地狂呼：“Callas，我至高无上的皇冠!”他还在专栏中写道：“当Mari aCallas亮出她的女高音时，我们感受到那种不受限制的激情冲破一切阻碍，响彻音乐厅上空。她的声音比‘崇高’还要高，像一株植物在盛放。”

女神之死

Callas有着地中海女性的典型外貌：大骨架的健美身材、小麦色肌肤、高耸的眉骨与颧骨。她的每一次亮相，都用精致的，充满力量的，甚至带着神圣感的衣着让人臣服。她的着装风格奢华，细节处也不失精美。她喜欢敞露出优美的脖颈与肩部线条，又将身体包裹得曲线毕露;出现在狗仔队镜头前的Callas总是用巨大的墨镜藏起浓重的眉毛和画着上挑眼线的明眸。她的风格是力量与脆弱的结合——正如她本人的性格——又兼具视觉冲击与性诱惑的双重吸引，影响了一大批地中海女星与南欧的时装美学。

1953年，为了使自己的表演更具有可看性，身高173cm的Callas从106公斤减重至60公斤，但体重骤降为她声线的早衰埋下了隐患。

她本人的演出服装原本由她最信赖的米兰定制师Biki设计;随着她的瘦身成功，ChristianDior、Lanvin、Gucci和 Yves Saint Laurent等著名设计师都迫不及待地向她敞开工作室大门。

2009年，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地的巡回服装展“Maria Callas，女人，声音，传奇”再现了这位diva的衣橱。展览包含了她的许多私人服装与戏服，以及她最中意的配饰：手套、羽毛扇和帽子。策展人Bruno Tosi将她称作“真正的时尚女帝”、“希腊女神”，他说，“Callas拥有令人震慑的气场;GraceKelly和杰奎琳·肯尼迪跟她比起来，像是两个还没完全成熟女孩。”

Callas生命中最要的男人正是后来娶了肯尼迪总统遗孀的希腊船王Aristotle Onassis。船王用童话般的生活征服了本已为人妻的Callas，让她在财富和浮华的漩涡里度过了九年，又在她声线开始衰退时绝情离开。他与杰奎琳的结合令Callas痛苦万分，但一次高音降E的走调更让她坠入深渊，她唱不好歌了。“我不能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指音乐和爱情)，”Callas说，“此时此刻，我只想与Onassis在一起，为他生儿育女。”不过，在Onassis的坚持下，她打掉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心灰意冷地离开了“童话世界”。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或许感到懊悔，不止一次对媒体强调：“身为一位歌者，最重要的就是全心全意为艺术服务，要做艺术最忠心的仆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理应对名利场抱有足够警惕。那个通过精密的逻辑计算和严苛的生存法则建立起来的圈子，不太懂得激情的伟大价值;才华和激情，不过是锦上添花的消遣品。Onassis当然不会娶Callas，而Callas则太投入和较真，她对生活抱有太多诗意的幻想。

Diva的陨落在歌剧界激起千层浪。旧金山的艺术媒体撰文称：尽管Maria Callas只在旧金山演出过两次，每次都只唱了选段，但这座城市将永远以此为荣。戏迷与音乐人甚至开始抗议媒体与现代文化对古典音乐的腐蚀。不过最叫人叹息的是，对于歌剧界以外的普罗大众来说，Callas之死的意义在于围坐在电视机屏幕前见证一个文化偶像的消亡;无需支付昂贵的剧院门票，便可欣赏一出纯正凄美的希腊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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