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风流寡妇》开放自如才更轻松惬意

国家大剧院《风流寡妇》剧照

在国家大剧院已经上演过的几十部西方经典歌剧里，其实喜剧歌剧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小，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以及罗西尼的三部杰作：《灰姑娘》、《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与《意大利人在阿尔及尔》。至于“维也纳轻歌剧”这个虽然曲目范围极为狭窄却广受欧美观众欢迎的领域，此前则只有6年前对小约翰-施特劳斯《蝙蝠》的一次尝试而已，直到今年1月弗兰茨-莱哈尔的《风流寡妇》在歌剧厅上演。

维也纳轻歌剧是法式喜歌剧（opera bouffe）与德国的歌唱剧（Singspiel）融合发展而成的产物，在18世纪末随着维也纳舞曲音乐的流行而红极一时。《蝙蝠》在维也纳首演之后，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被搬上了纽约、慕尼黑、伦敦与巴黎的舞台，并且随后成为了指挥家兼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乐池里的保留剧目之一，不论在汉堡歌剧院还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都频繁指挥此剧；《风流寡妇》在维也纳河畔剧院首演之后，更是连演近500场——在音乐剧出现之前，一部舞台剧目可以连续演出如此多的场次，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奇迹。直到如今，《蝙蝠》与《风流寡妇》依然是在世界各地的歌剧院里最常上演的剧目之列，特别是在新年期间。

笔者至今仍对6年前国家大剧院的《蝙蝠》记忆犹新。“全华班”的歌唱家班底用中文呈现了原剧中的所有对白，略显生硬的翻译腔在引发笑点的同时也偶尔招来尴尬，唯有最后一幕里陈佩斯用近乎即兴的方式所诠释的狱卒一角令人最为信服，也充分彰显了老戏骨的功力。公平地评价，《蝙蝠》在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西方歌剧里并不能算在最出彩的行列中，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处理好文化隔阂的问题，毕竟欧洲语言与中文在处理“笑点”时有着完全不同的体系，如果纯粹使用原文，大多数中国观众将根本无法从字幕里领会作者的意图；如果单纯把剧本翻译成中文让演员念出来，会频繁出现“翻译腔”的问题；如果向剧本里加入太多的中文笑料，又容易冲淡剧本的戏剧性，同时这些内容本身也容易流于低俗。

因此在观看《风流寡妇》时，笔者很欣喜地看到导演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没有为了强求“纯中文对白”而安排“全华班”，在使用中国的优秀歌唱家之外，同时从世界范围内挑选最为合适的角色，毕竟如今擅长维也纳轻歌剧的歌唱家并不多；主要演员用中文与德语混杂的方式来表现对白部分，主要的笑点则交给了一口东北腔的外交官泽塔先生（刘嵩虎饰演）与他的助手聂古斯（伊利多斯饰演）——其中后者类似于《蝙蝠》中的狱卒，也是一个只负责对白与表演的纯喜剧角色，出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伊利多斯虽然并非大牌演员，却通过良好的表演功底在对白与肢体语言两方面串联起全剧的笑料，可以称得上是当晚最大的亮点。

担任导演的乌戈-德-安纳精心设计了一个充满着惊喜的舞台，老电影式的开场虽然并不算新奇，却十分切合20世纪初的时间设定；从第一幕的淡雅颜色到最后一幕中霓虹灯的视觉爆炸，导演的思路是循序渐进的，也非常照顾听众观感的舒适。在音乐方面，担任指挥的托马斯-勒斯纳是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也在世界各地指挥过大量德语歌剧。在他的指挥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出了也许是中国的交响乐团所能奏出的最正宗的维也纳音色。宋元明、莎拉-翟-施特劳斯与石倚洁都是当今在欧洲活跃的年轻一代华人歌唱家，其中惟一一名欧洲主演托马斯-莱斯克是笔者所见过外型最帅气的达尼洛。这样的一部《风流寡妇》不仅可以称得上是国家大剧院所制作的最为成功的喜剧歌剧，更重要的是，观众终于可以享受到一部没有生硬的翻译腔、情节发展自然顺畅、视觉效果在让人应接不暇之余更赏心悦目的贺岁歌剧。倘若今后仍能延续这样的制作标准，那么每年在新年伊始用观看歌剧的方式辞旧迎新，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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