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教育家江定仙

2005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在即将迎来21世纪的前夜——2000年12月23日，我国音乐艺术教育界又一位巨匠和他的时代一起殒落了。他就是音乐教育家、著名作曲家、社会活动家、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教授。为隆重纪念这位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第二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江定仙教授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江定仙学术研讨会、作品音乐会，出版了江定仙音乐研究论文选《春雨集》。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齐集一堂，热烈而广泛深入地研讨了江教授的学术成就、教育特色和他的历史功绩；大家一致确认江教授是我国教学时间最长、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二代作曲家；他将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音乐艺术和教育事业。从他最初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歌开始，发展到后来能充分展现宏伟革命内容和气魄的交响诗，体现了20世纪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发展的一个侧面。而他长达六十年不间断地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艰辛历程，更贯穿了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从简陋起步到繁荣发达的整个过程，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往无前地踏上了音乐之路

江定仙1912年11月10日出生在武汉市桥口江家墩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上高师附小时除了会唱当时流行的《明月之夜》、《葡萄仙子》外，还学会了吹竹笛、铜笛和箫，并参加了高班同学组织的丝竹乐合奏，演奏诸如《梅花三弄》一类的乐曲；后来又学会了五线谱和弹奏风琴。

父亲江家瑞曾参加辛亥革命，由于共同的理想，1920年与老同学和挚友陈潭秋、董必武等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伐前后，革命形势高涨，武汉成为革命的摇篮。而高师的政治空气又尤为浓厚，学校各种政治运动十分活跃，因此虽在小学就读的江定仙也学会了《工农兵联合起来》、《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革命歌曲。因为包括江家瑞在内的大多数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少年时代的江定仙在高师附小、附中、武汉中学学习期间深受家庭和大革命时代的影响，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为陈潭秋当过小交通员，做些递送密信、传单等工作。

江定仙上高师附中不久，因学生反对石瑛（日后的南京市长），学校也因此遭到查封。他只有转到武汉中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紧接着夏斗寅在武汉叛变，制造了“七·一五”事件。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白色恐怖弥漫江城，许多共产党员遭到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人不得不疏散和隐蔽起来；江先生一家也辗转了好几次并改名换姓来到上海。

江先生是以李仲超的名字进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的。这也是一所进步学校，夏衍、郭沫若等都在此兼职，因此半年后又遭查封。1928年他又考取了上海美专音乐系。一年半后因他们七位同学反对学校解聘一位钢琴老师冷韵琴，而被学校以“闹风潮”罪名全部开除，并通报上海各校一概不得录取这些学生。但也坏事变好事，江先生便借此机会恢复了自己的原名并重新报考当时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上海音专。1930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音专，并师从开创我国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代作曲家黄自先生。除系统学习理论作曲的全部课程外，他还同时获准以钢琴为副科插班在大名鼎鼎的俄籍教授查哈罗夫班上，成为唯一的双科学生，同时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大学学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也是唯一的例外。
江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创作了《挂挂红灯》、《南乡子》(合唱)、《何处望神州》、《静境》等一大批歌曲和钢琴曲；其中《摇篮曲》还曾荣获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曲创作二等奖。他24岁写的《岁月悠悠》竟在五十七年后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而载入史册。同年还为电影《生死同心》谱写了主题歌《新中华进行曲》；为曹禺的话剧《原野》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塞上风云》等配写了音乐。

为民族而战斗为时代而讴歌

1937年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江先生立即中断了学习，勇敢地踏上了抗日救国的第一线，当月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战歌《打杀汉奸》（胡然词）。这也是我国第一首抗战歌曲。其旋律铿锵有力，节奏坚决果断，一气呵成。其中“大汉奸卖国求荣，小汉奸卖身作狗，蠢汉奸认贼作父，准汉奸妥协求和”的唱段，充分揭露了民族败类的罪行和丑态，而“肃清自己的阵线”，誓除“心腹大患和亡国祸根”则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当上海沦陷，南京失守，30万同胞惨遭杀害时，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江定仙的满腔愤怒与仇恨，他又创作了气势磅礴的混声合唱《为了祖国缘故》（田间作词）。歌曲以不可抑止的冲动，急促地唱出了“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们要战斗！我们的热血沸腾了，准备牺牲！”这是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多年来一直郁结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日本军国主义强烈仇恨的总倾泄，以势不可挡的气势扑向敌人的总冲击！具有动人心弦的震撼力！著名指挥家严良说：音乐铿锵有力，格调鲜明，既悲壮豪迈又极富感染力，真正体现了热血青年的赤子情怀和报效祖国的一片忠诚，充分显示了江先生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与全国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大无畏精神。

这之后，江先生辗转于湘、鄂、川等省开展各种救亡活动，发表了《抗战到底》、《碧血》、《国殇》等一系列激励民族感情、坚定全国人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的战斗篇章，并大力支持、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顽强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以“江家班”学生为核心，成立了“山歌社”，主要探索民族音乐的发展之路。江先生非常支持学生开展民歌运动。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西方音乐先进，中国音乐落后，民族音乐不能登大雅之堂。同学们广泛收集了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各地民歌，记谱整理后配上钢琴伴奏，并组织同学举办民歌演唱会等。这在当时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反应非常强烈，并从此使民歌进入了音乐学院的课堂和重庆的舞台。而且重庆的声乐教授或歌唱家，凡举办音乐会必有民歌节目，如伍正谦教授的独唱音乐会的“压轴戏”就是江先生编配的《康定情歌》。这首歌不但受到热烈欢迎，也从此让“跑马溜溜的山上”唱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教授回忆说：1947年在南京国际俱乐部我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此后在全国各地以及1949年在巴黎和伦敦的独唱音乐会，节目单上都少不了这首歌；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还让我将此歌录制成唱片。可见当时流行之广，也充分证明了民歌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江先生不但支持学生的探索，还亲自指导、校订和配写伴奏、作“序”，使中国有了第一本配有钢琴伴奏的《中国民歌选》。这对后来的民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奠基作用。

抗战胜利后，江先生随国立音乐学院由重庆青木关迁到南京。在国民党加强镇压民主运动的严峻政治形势下，他仍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当学生遭受迫害时，他总是首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毫不顾忌自身的安危。1947年爆发的“5·20”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学校当局准备实行“逮捕令”；在校务会上，江先生既合情合理地劝解校长、据理力争，又义正词严地向校方提出抗议，在以他为首的进步教师的保护下，使许多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免遭国民党迫害。

解放后，江教授曾多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并广泛接触研究民间音乐，使其作品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质的升华，创作了许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音乐艺术精品；他的代表作有：表现大革命时代气势恢宏的交响诗《烟波江上》（命名为《沧桑》的三乐章交响曲），有钢琴伴奏的《民歌九首》、钢琴变奏曲《十送红军》、合唱曲《在新建设的城市》等，均收集在1992年出版的两部《江定仙作品集》中。他写的艺术歌曲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在抒情性与戏剧性相结合的创作上，被誉为中国作曲家中第一位热心追求者，被尊称为学院派作曲家的代表。

他在管弦乐作品中所体现的和声与配器艺术也十分令人赞叹，特别是为表现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而精心创作的电影《早春二月》的音乐，充分反映了他对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突出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上朱工一、周广仁两位著名钢琴家的弹奏和由韩中杰指挥的中央乐团等一流演奏家的通力合作，使这部电影音乐更加丰满完美，使其鲜活的人物性格极其生动地跃然画面，充分体现了音乐的想像空间和与视觉完美结合的无穷魅力。这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音乐中是不多见的佳作，因此特别受到观众的喜爱，并成为日后专业电影音乐教学的经典范例。但不幸的是此时恰逢“山雨欲来风满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也是严厉批判文艺界的那一年。江先生正好撞在“刀口上”。结果影片还未上映就被康生宣布为“大毒草”，几十篇文章连珠般地围攻长达八个月之久。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又同样遭受迫害。《早春二月》连总谱也在那混乱的年代中丢失殆尽。但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年后，该影片仍然获得了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又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在美国二十多个城市相继举办的中国电影巡回展中，《早春二月》是唯一一部60年代的影片。非常遗憾的是此时江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他与日本作曲家共同创作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音乐，更是影响深远，家喻户晓。

为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江先生被誉为黄自先生的“四大弟子”中年龄最小、也是基础最好的；在其他同学才初学钢琴时，他已在公开演出中担任独奏了。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兼任两江体育师范学校的钢琴教师起，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多个春秋的教学生涯。而从1942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起，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长达40年；包括1961年担任副院长后仍然兼任。1993年又被聘为终身教授直到临终。因此他的学生吴祖强说：江先生的教学活动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毫不夸张的。

江教授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音乐教学岗位上始终忠贞不渝、勤奋耕耘，体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他最大的功绩是担负了我国专业作曲教育从学科建设、充实发展到不断完善的整个历史使命，并把这里锻造成为我国作曲家的摇篮，已经培养和造就了几代音乐教育和作曲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其中不少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音乐院校的领导人，更多的则成为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

江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建树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一位品格高尚、忠厚朴实、无私奉献的一代宗师。在专业技术上他功夫深、底子厚；在艺术表现上他又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学识；但他又是谦逊好学、淡泊名利、以诚相待、视学生如亲人的师长。他在教学上一丝不苟，非常严谨和严格；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和基础理论学习，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学好音乐史论课和钢琴；他要求学生不但能写，还要能弹。他主张因材施教和采用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从音乐的感受中去评价音乐。在教学内容上首先强调少而精，把最主要、最根本和必不可少的东西用最经济的办法学懂、学会。为避免单纯技术观点，他强调感性与理性并重的教学方式，强烈主张在中小型作品中严格训练学生的作曲能力；他是把作曲教育放在对音乐艺术的整体理解中来设计的。江先生始终把课堂作为师生之间探讨学问的园地，彼此融洽平等。他鼓励学生要有自我追求精神，他始终认为，基础根底不深的作曲家，即或名噪一时，其作品终究会被历史遗忘。

江先生领导的作曲系始终坚持了：1中外音乐的广泛继承，2严谨的教学体系，3风格多样化的教学内容，4三位一体的作曲教育等，因此大大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牢固的、宽厚的根基。所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来人才辈出：从早期出类拔萃的严良、杜鸣心、吴祖强等到如今享誉中外的后起之秀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瞿小松、陈其钢……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天下桃李红。

著名指挥家严良说：六十年前，作为“江家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跟江先生学习了五年；是在非常艰难的抗战时期完成学业的。江先生最大的特点是治学的精通和开通；除了授课时要求非常严格外，所有的习题都是由我们师生“共同”完成的；因为先生每次都当场为我们弹奏、讲解和批改；这种既灵活又高效的教学方式，使我们很快就心领神会；而且非常扎实地训练了我们的音乐专业能力。

江定仙教授作为进步的著名音乐家，在全国解放前夕，作为国统区音乐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在北平隆重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也是对他生平最早也是最大的认同。解放后，他作为文联委员参加了一至四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一至四届音协理事、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被邀请担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代表我国音乐界出任波兰世界青年联欢节评委，出席匈牙利巴托克、李斯特纪念会，出席亚洲作曲家大会等众多的国际社会活动。

江定仙先生对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博大精深的艺术修养，献身事业的崇高品德，淡泊名利的坦荡胸怀，学者风范的精神境界，都极其深刻地影响和造就了几代人。他不仅是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二代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更是一代德艺双馨的崇高典范。比起他的事业来，其人格的大家风范则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震憾力！他不愧是一代宗师，必将流芳百世。

安息吧！江定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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