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周年祈祷复活：用马勒传递普世信念

纽约当地时间9月10日晚7点半，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阿兰·吉尔伯特将执棒该乐团，在林肯中心费舍尔音乐厅举行“9·11”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演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在这场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音乐会上，所有参与的艺术家都是义务演出。

在此次音乐会中献唱的女高音多罗莎·罗什曼

女中音米歇尔·德扬

追思亡者、表达人们永志不忘的信念，承载这个功能的最佳选择，除了建筑、艺术之外，非音乐莫属。有人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它的情感力 量比起石材搭造的建筑来，更有内在冲击力。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纽约最著名的交响乐团、这座城市的音乐大使——纽约爱乐乐团将用一场音乐会来纪念 “9·11”十周年。此次，他们选择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这部长度近一个半小时的交响合唱巨作，用宏大、悲怆的音乐为“9·11”的遇难者树立 一座纪念碑。

《第二交响曲》作于1894年，因为末乐章使用德国诗人克洛普斯托克的诗作《复活》，而命名为《复活交响曲》。马勒在这个乐章中展现自己就死亡 给出的答案。“在那里没有任何审判，也没有罪人，没有正直的人；没有强权，也没有卑贱，没有惩罚也没有报应。爱的万能的感情，净化了我们走向幸福的极 致。”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9月10日晚19时半（北京时间9月11日7点半），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阿兰·吉尔伯特将执棒该乐团，在林肯中心费舍尔音乐 厅举行一场“9·11”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演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考虑到时差问题以及为方便上海的观众收看，上海艺术人文频道将 在北京时间9月11日11时延时直播该场音乐会。

启发聆听者对生与死

产生思考

“9·11”事件虽然已过去十年了，可是当我们重新审视当天事发的影像，依然会感到震惊、不可思议和无法言说的悲痛之情。十年来，“9·11” 对于美国和世界的影响依然无法全面、充分地估量。这不禁让人想到一句英语谚语“Elephant in the room”。“房间中的大象”，似乎很形象地描绘了“9·11”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巨大创伤和笼罩的阴影，它过于庞大，分量过于沉重，让人感觉它虽然无处不 在，但却很难去面对它、化解它。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此，对纽约人更是如此。“9·11”带来的创痛和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这种伤痛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人对这场“9·11”十周年纪念音乐会的重视上。在这场免费向纽约公众开放的音乐会上，所有参与的艺术家都是 义务演出，林肯中心的罗伯森（Josie Robertson）广场上的大屏幕将同步播放演出。演出之后，纽约爱乐的乐手将到广场上和听众一起举行纪念仪式，迎接“9·11”十周年这一天的来临。

为什么纽约爱乐乐团会选择马勒《第二交响曲》作为“9·11”事件十周年纪念音乐会的曲目？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阿兰·吉尔伯特解释说：“马 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将能无比强烈和深厚地探究‘9·11’的记忆，这部杰作在历史和人类心灵中占据特殊地位，对纽约爱乐而言也是如此，它传达的关 于重建和新生的信念是普世的。我们以此向十年前罹难的人致敬。”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爱乐乐团在“9·11”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演出《第二交响曲》，并不是简单地就“复活”二字做表面文章，恐怕更是看中了马勒 对死亡的更深层次的解释。众所周知，马勒的交响曲创作有个贯穿始终的命题，就是对生与死的永恒问题的考量。马勒一生创作的交响曲始终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来进 行。早期，他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寻找人生苦难与终极死亡的答案。晚年则趋向于对死亡的平和接纳。因此他的交响曲往往启发聆听者对生与死产生思考，非常适合这 样一个为遇难者举办的纪念音乐会。《第二交响曲》的别名“复活”，属于马勒所有作品中对死亡的解释比较接近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对于信仰现代基督教福音派占 主导地位的美国人民而言，这部作品在意识形态上是能引起很强烈认同感的。此外，马勒与纽约爱乐乐团本身有着非常深的渊源。不说别的，这部《第二交响曲》的 北美首演，就是由作曲家本人亲自指挥纽约交响乐团演出的。而这支纽约交响乐团后来就合并进了爱乐协会，最终成为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纽约爱乐乐团。所以，作 品与乐团的亲密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并非简单地

希望逝者“复活”

这部作品包括5个乐章。如果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作品结构本身角度来看，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是如何来表达作曲家对于死亡的认识和态度的？不难发现，《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是一个巨大的葬礼进行曲，c小调。这是马勒经常用来描绘死亡的调性。

就第一乐章的题名“葬礼”，马勒曾这样解说:“我所送葬的是我的《第一交响曲》的主角，我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他的整个一生仿佛在洁净无瑕的 镜面中反映出来。它又提出至关重要的问题: 你生存的目的何在? 你受苦是为了什么? 这是否全都只是一个可怖而巨大的恶作剧呢? 而我的答复就在最后乐章中。”事实上，马勒费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为终章寻找适当的歌词，思考它的音乐和结构，他曾博览群书，细读整本圣经。后来他听到克 洛普斯托克创作的《复活》，深受感动，并决定拿这诗篇写作《第二交响曲》的终乐章。至于第二、三、四等三个乐章，则以间奏曲的感觉创作，因此，全曲的重心 也就在前后两个乐章上。

马勒把第二与第三乐章当作跟在葬礼后的间奏，回忆和幻想。他说:“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参加了一个所亲近的人的葬礼，也许在归途中，脑海里突 然浮现出一幅很久以前欢乐时刻的画面，就像一线明媚的阳光，没有任何云遮雾障，于是你可能把刚才发生的事几乎忘掉，这就是第二乐章。”

第三乐章是马勒最擅长的反讽手段的展现。这段乐曲的主题几乎完全来自《少年魔号》的《圣安东尼对鱼的布道》。此歌曲描写帕图亚的圣安东尼在湖岸 上长时间耐心地向鱼儿布道，劝说它们改变贪馋的本性。鱼儿愉快地聆听布道，但过后重又各自追逐自己的猎物果腹。马勒这样解说:“当你从怀念的白日梦中醒 来，而必须回到浑浑噩噩的现实生活中时，那无穷无尽的运动，无休无止的日常活动，没有意义的喧嚣奔忙，可能会使你感到不寒而栗，仿佛你在注视着灯火通明的 舞厅中旋风般起舞的人群——而且是在外面的黑暗中看着他们，离开那么远，因此听不到那里的音乐。这时，人生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可怖的鬼蜮世界，对 它，你将发出一声憎恶的喊声而退避三舍！”第四乐章是一个慢乐章，同样选用《少年魔号》中的歌曲《原光》，表现一种对神秘主宰力量的期盼和寻求。

第五乐章是整部作品得名的原因。马勒在这里使用了四声部混声合唱。他对这个乐章的解说是:“在荒野中传来如下声音:人类的末日已经到来，最后的审判日已经临近……圣人与神合唱‘复活吧，复活吧，你可能被宽容。’然后出现神的荣光，奇异而柔和的光慢慢渗透我们内心。”

事实上，这场纪念“9·11”十周年的音乐会上，《第二交响曲》同样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希望逝者“复活”。马勒虽然原先是个犹太教徒，后来改宗 天主教，但他并非是个虔诚的信徒。这和他的师长布鲁克纳截然相反。马勒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信仰更接近于西方知识分子阶层在启蒙运动之后所形成的理性至上的观 念，他对死亡的考虑是基于理性的，因此，对生与死的态度更加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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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

就纽约爱乐乐团为何此次选择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这一鸿篇巨作纪念“9·11”十周年，早报记者专访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 迪。杨燕迪告诉早报记者，这个曲目的选择很有眼光，有很深的寓意。马勒的这部交响曲，跟对死亡的态度、如何认识死亡、死亡给人类带来何种感受以及在死后该 怎么办，有着很深的联系。他认为，马勒的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作品。最后乐章的唱词主要就是一句：“我死是为了生。”这是为了说明死亡并不可怕，对死 亡应该采取正面、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放在“9·11”也是非常妥当的，尽管这是一个惨痛的悲剧，但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它。

超越死亡后便是“复活”

东方早报：挑选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纪念“9·11”十周年，有什么特殊意义？

杨燕迪：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标题是《复活》，应该说也跟一个灾难事件直接有关。那就是他的一个提携者，或者说是一个朋友，冯·彪罗的去世。 彪罗是当时的一位指挥大师，他的去世直接刺激了马勒的灵感。马勒在写作《第二交响曲》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但这时，他的一位前辈、朋友的 故去刺激了他的灵感，使他产生了把这个作品延续下去的好主意，就是选定一首诗歌，作为作品最终章。我觉得这部交响曲，跟对死亡的态度、如何认识死亡、死亡 给人类带来何种感受以及在死后该怎么办，有很深刻的联系。把它放到纪念十周年的关口是非常合适的。

东方早报：一般来讲，马勒这九部交响曲，每次里面好像都跟死亡有关系。为什么他如此热衷死亡的主题？

杨燕迪：马勒一辈子都在探究死亡以及死亡后人生的意义，这在音乐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研究他的个人生平可以看到，他一辈子都不断面对亲人 故去的现实，开始是他的兄弟姊妹，后来是他的女儿，最后他自己也面临死亡。他的贡献就是把对死亡的思考贯穿艺术创作中。对死亡的思考达到像马勒这样深度的 作曲家，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的《第二交响曲》可以讲是全面地展现马勒对死亡的态度的一个里程碑作品。而这部交响曲，实际上还是他比较早的作品。

东方早报：对，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才34岁。

杨燕迪：但是就在这个作品中，马勒对待死亡，居然达到了一个比较超越、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最后是“复活”。所以这部作品放在纪念“9·11” 也是非常合适的，尽管有这样一个灾难出现，但就如何面对灾难，面对死亡，马勒还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第二交响曲》一共五个乐章，这五个乐章的布局，呈现 出一种叙事线索。第一乐章，上来就是一首葬礼进行曲，昭示死亡已经发生，这个乐章长达20多分钟，非常庞大、宏伟，非常深刻、沉重；第二乐章是一个非常柔 美的连德勒舞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想象的人格，一位英雄死了，第二乐章是对他原来美好世界的回顾，是个梦幻的东西。

东方早报：我觉得马勒的处理，和柴可夫斯基在《悲怆》里第一乐章的沉重、凝怨，转入第二乐章的轻松欢快，是很相似的。

杨燕迪：对，是很相似。第二乐章是个梦境，第三乐章又是一个反讽，实际上是对布道的一种不信任，也就是对宗教的反讽。这个乐章是马勒根据自己的 艺术歌曲《圣安东尼对鱼的布道》的改编，主旨是说布道和说教都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表现了马勒对信仰的某种怀疑。乐曲在这里非常反讽、非常扭曲，甚至 于有些搞笑。第四乐章有比较大的转折，一下子态度变得非常严肃。歌词是尼采的诗歌，反映了人在绝望时或灾难后，应该有所祈求、有所渴望的心态。这样一个转 折后，进入了最后乐章。这是整个交响曲最宏大的一个乐章，和第一乐章呼应，这里下了结论。什么结论？复活。

这个乐章表现了在上帝最后末日审判时的众生相，有乞求，有痛苦，有渴望，所有的一切都要归上帝审判。基督教说信主的人会有福，就是讲到最后通过 信仰、通过基督教的教义，达到复活，作品里最后用一个很宏大的合唱赞美复活。在整个《第二交响曲》里可以经历人生各个阶段，或者说，人生各阶段的感悟都可 以通过《第二交响曲》反映。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听了《第二交响曲》，会改变他的一生。

“用艺术正视灾难”

东方早报：有人说“9·11”其实过去已经十年了，但这部作品似乎是在渲染死亡，让人们思考死亡，那么纽约爱乐进行演出是不是有点太悲凉了？

杨燕迪：我觉得这个作品恰恰不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作品，这个作品是从c小调开始，到最后乐章变成它的关系大调，也就是降E大调结束。降E大调在 西方音乐传统里头就是一个辉煌的、英雄性的一个调性，是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调性。到最后的和声配制以及整个作品的听觉感受，是一个乐观的作品。最后乐 章的唱词特别有意义，歌词主要就一句：“我死是为了生。”这个歌词反复了很多次，表现的是在上帝的福音里面，通过宗教找到一个死的意义，死亡并不可怕，对 死亡采取了正面、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放在“9·11”也是非常妥当的，尽管这是一个惨痛的悲剧，但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它。

东方早报：欧美经常会做一些纪念性活动，包括像这次演出。但要是每年都搞这样的纪念，其实是会让我们更多被拖进悲伤的境地。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去纪念？

杨燕迪：我觉得纪念应该有一个更健康的态度，就是对人类的惨剧和灾难不要回避，而要去正视。每次反思这种灾难，反而对我们人类的心智成熟更有好 处。而且用艺术的方式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它不是客观真实地回到这个事件，而是用一种更加主观、带有反省超越的精神，反思这些事件。如果“9·11”没有发 生，我们听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感觉可能不一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在一百年以后听马勒的交响曲，跟马勒同时代人听的感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是艺术作 品的力量。一百年前的杰作，在当今反而产生了新的意义。去回顾一种负面的东西，不是为了增加仇恨，而是应该通过这样的惨剧来唤起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我相信艺术告诉我们的一定是这个道理。所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去面对苦难和反思苦难，对人类一定是正面、积极的。

东方早报：到了今天，理性主义讲的是尊重人，而不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再来审判人。那马勒的创作是不是会跟他前辈的作品不一样？比如说，他是不是用了一种更加新的方式去解释基督教教义？

杨燕迪：这就要谈到马勒当时的时代，因为在马勒的时代实际上宗教信仰在崩溃，当时已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出现了达尔文、弗洛伊德，整个 社会对人和宗教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马勒是相当困惑的。而且马勒自己对死亡和宗教的态度是摇摆的，他没有一个持续如一的观点。比如在马勒 的《第二交响曲》里，因为他这个时候是信仰基督教的，所以在基督教的复活教义里，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但在以后的交响曲中，他又改变了态度。我一直认为马 勒最终对死亡的接受，是在《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里。这里恰恰暗合我们东方人的一种思想：不存在一个高高之上的神来规定人生的意义。特别是《大地之 歌》，最后是通过大地复苏，将人的生命归并到大地和宇宙的整体运转里，以这种态度来接受死亡。这跟我们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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